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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暴风雨之夜。窗外，阵阵狂风呼号，倾盆大雨哗啦啦地泼洒在玻璃上；窗内，我和波洛坐在炉火熊熊的壁炉对面，随心所欲地伸展着双腿，安宁而温暖。在我们之间放置的小桌上，摆着我精心调配的棕榈酒，还有波洛心爱的热巧克力，这种黏糊糊香喷喷的东西，白给我一百英镑我也不会尝上一口。波洛拿起粉色瓷杯，小口地品着杯里棕色的浓稠液体，心满意足地哼唧着，“生活多么美好啊！”
“是呀，生活的确很美好。”我欣然同意，“我有事干，而且是我喜爱的事。你呢，大名鼎鼎的——”
“噢，得了吧，我的朋友。”波洛假装不爱听。
“你确实大名鼎鼎呀，这是名副其实的。想想那些数不胜数的成功，很难想象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相信你还没有尝过失败的苦果吧。”
“谁敢说自己没有失败过，除非他是个自大狂，可笑到不自量力。”
“不会吧，咱们认真地说，你有没有失败过？”
“无数次，我的朋友，还能怎样？幸运之神不会总站在你一边。有时候是我插手得太晚；常常是被同仁捷足先登；还有两次功败垂成是因为我病得起不来了。一个人总有高峰也总有低谷，这是必然的。”
“我说的失败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说，“我指的是，你有没有因为自己判断失误，或是推理不对，而导致案子功败垂成，无法缉拿真凶。”
“啊，我明白了，你问的是我有没有过脑袋进水的时候，对吧？有过的，我的朋友——”他仿佛想起了什么，嘴角泛起追忆的微笑，“不错，有一次我的确脑袋进水犯了迷糊。”
他突然在椅子上坐直身体，“听着，我的朋友，我知道你把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功故事都记录了下来，现在你可以再加上一个故事——失败故事。”
他俯身往壁炉里添加了一根木柴，用壁炉边的毛巾仔细擦干净手，然后，往椅背上一靠，开始回忆。
我告诉你的这件事发生在很多年前的比利时（以下是波洛原话），那时法国的教会和政府之间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保罗·戴鲁拉德先生是法国一位颇有声望的副部长，众所周知，用不了多久他就要上位当部长了。他在反天主教政党中以立场坚定著称，如果他掌权的话，肯定会招来强烈的仇恨。他这人很怪，虽然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但在别的方面却肆无忌惮。你明白，我指的是女人——总是女人。
他早年娶了一位布鲁塞尔的年轻女人，她带来了丰厚的嫁妆，显然他的事业需要这些钱。而他本人，尽管可以自称男爵，也确实有这出身，但家境并不富裕。婚后他们没有孩子，两年后他妻子从楼梯上摔下来死了。他继承的遗产中有幢位于布鲁塞尔路易丝大街的房子，就在这幢房子里，他突然去世了。巧合的是，他将要继任的那位部长刚好也在那时宣布辞职。所有报纸都用了很大篇幅登载了他的生平事迹。他是晚饭后突然去世的，死因确定为心脏病猝死。
你知道的，我那时正在比利时警方侦破部门供职。保罗·戴鲁拉德先生的死并没有引起我太大兴趣。你也知道，我是天主教徒，他的去世对我乃是福音。
他去世三天之后，我刚开始休假，有位女士就到我的住所求见。虽然她蒙着厚厚的面纱，仍然可以看出很年轻，是位温文尔雅的年轻女子。
“你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吗？”她轻声问，声音温柔甜美。
我鞠了一躬。
“是在侦破部门工作的那位吗？”
我又鞠了一躬。“请坐，小姐。”我说。
她坐下来，撩起面纱。她很漂亮，但面带泪痕，好像为了什么事情焦虑不安。
“先生，”她说，“我知道你现在正在休假，所以有空接受私人请托的案子。你知道我不想惊动警方。”
我摇摇头。“这可办不到，小姐，即使休假，我也是警察。”
她俯身凑近我，“请听我说，先生，我只是请你先做一个私下调查，你可以将调查结果报告警方。如果我的想法正确，那么这件事最终是需要警方介入的。”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不再拒绝，请她继续说下去。
她脸颊有点发红，“谢谢你，先生。我想让你调查保罗·戴鲁拉德先生的死亡原因。”
“你说什么？”我惊叫起来。
“先生，我没凭没据，只有女人的直觉。但我相信，而且深信不疑，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戴鲁拉德先生是非正常死亡！”
“难道没有医生——”
“医生也会出错。他那么身强力壮，没病没灾的，怎么会——波洛先生，求你了——”
这孩子可怜兮兮地求我，失魂落魄的，就差给我跪下了。我竭力让她平静下来。
“我会帮助你的，小姐。虽然我敢说你这种无端的猜测很不可靠，但我会弄清楚真相的。那么，你先给我讲讲那幢房子里都住着什么人。”
“好的。那里有仆人，珍妮特和费利斯；厨子丹尼斯，她已经在那里干了很多年了；几个很老实的农村女孩；还有弗朗索瓦，他也是个老仆人。嗯，还有戴鲁拉德先生的老母亲，她和儿子住在一起；再有就是我本人。我的名字是维吉妮·梅斯纳德，是已故戴鲁拉德夫人的穷表妹，投亲靠友到这家已经三年多了。除了这些家里人，房子里还住着两位客人。”
“他们是什么人？”
“一位德·圣·阿拉德先生，是戴鲁拉德先生在法国时的邻居；另一位是他的英国朋友，约翰·威尔逊先生。”
“现在他们还和你们住在一起吗？”
“威尔逊先生还在，但德·圣·阿拉德先生昨天搬走了。”
“你有什么打算，梅斯纳德小姐？”
“如果你很快就能去的话，我会编些借口介绍你。最好说你跟报界有些关系。我可以说你是从巴黎来的，德·圣·阿拉德先生给你写了封介绍信。戴鲁拉德老夫人身体虚弱，不会注意细节的。”
小姐的介绍很管用，我进了这幢房子，见到已故副部长的母亲。尽管老太太弱不禁风，但端足了贵族架子。和她谈过话后，我就可以在房子里畅行无阻了。
我的朋友（仍是波洛的叙述），你想象得到我的调查面临着什么困难吗？这人已经死了三天，如果是被人谋杀，唯一的可能是下毒。我从何处下手呢？见不到尸体，就无从判断是中了什么毒，也无法发现有用的线索，哪怕是错误的线索呢。这个人是被毒死的，还是正常死亡？我，赫尔克里·波洛，赤手空拳，大海捞针，那也得捞啊！
我先找家仆谈话，在他们的帮助下，再现了那晚的情况。我特别注意了晚餐的食物以及上菜方式。汤是戴鲁拉德先生自己从汤盆盛的，接着是肉排，然后是鸡，最后上的是果盘。所有菜都摆在桌上，每个人自己取用。咖啡是装在一个大壶里送上餐桌的。晚饭现场不存在能毒死一个人，而其他人却可以安然无恙的东西。
晚饭后，戴鲁拉德老夫人在维吉妮小姐陪同下回到自己房间。三个男人去了戴鲁拉德先生的书房。他们在书房里愉快地聊天。突然之间，毫无预兆地，副部长一头栽倒在地。德·圣·阿拉德先生冲出门吩咐弗朗索瓦火速去请医生，他说副部长显然是中风了。医生赶来时，病人已经气绝身亡。
维吉妮小姐把我介绍给了约翰·威尔逊先生。他人到中年，是个典型的英国人，身材魁梧，说起法语来带着浓重的英国腔。他对死亡现场的描述与别人毫无二致。
“戴鲁拉德看起来脸色非常红润，然后就突然倒地不起。”
从人们嘴里再也问不出半点有用的东西，所以我就去了死亡现场——书房，要求大家离开，让我独自待着。到那时为止，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梅斯纳德小姐他杀的说法，只能认为那出自她的幻觉。看得出来她对死者怀有某种浪漫情愫，这使她固执己见不能接受事实。虽然这么想，我还是仔细检查了书房。也许有人在死者的椅子上安置了注射针头，一坐下就会被刺并注入毒素，而且那样微小的针眼医生很难注意到。但找来找去，还是一无所获。我山穷水尽地瘫坐在椅子上，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唉，就这样吧。”我大声对自己说，“哪里有什么可疑的东西？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
自言自语中，我的目光瞟见旁边桌上有个大巧克力盒。我的心怦地一动，这说不上与戴鲁拉德先生死亡有什么关系，但至少不正常。我打开盒盖，里面装得满满的，一块巧克力也不少，显然没人动过——却使引起我注意的那种不正常更加明显。是什么不正常呢？要知道，盒子本身是粉红色，盒盖却是蓝色的。一般说来，粉红色盒子上系条蓝色丝带很正常，反之亦然。但盒身是一种颜色，盒盖是另一种颜色，那岂非咄咄怪事，谁会这么搭配？
我不知道这件古怪小事有什么用，但我打算好好调查一番，因为它不正常。我按铃叫来弗朗索瓦，问他已故主人是否喜好甜食。他嘴角现出一丝苦笑。
“非常喜欢，先生，他屋里总放着一盒巧克力。你知道，他是不喝酒的。”
“可是这盒里的巧克力一块都没少呀？”我打开盒盖让他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