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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
这个结尾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部作品的主题立意和整体基础——我究竟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及最后的命运，究竟要向读者说明什么，昭示什么？
我倾力描摹的这个女孩，曾以她健康阳光的外表感动过我；曾以她爽朗倔犟的个性感动过我；曾以她艰难困苦的经历感动过我；曾以她善良热情的天性感动过我。最深刻的是，她的那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之恋，她把对一个男孩的暗恋如此长久地深藏于心，确确实实，感动过我！
我曾为她始终不能实现她的向往而感到惋惜；为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和逆境感到焦虑；为她最终选择极端手段，寻求简单解脱，感到震惊。在两次庭审之后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不幸。我愈发感到像优优这样年轻的男孩女孩，内心都有一块我们永远无法探明的隐秘，他们的真实思想，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永远无法做出真切判断。他们下一分钟将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先知先觉。
我把优优的结局，告诉了那位一直催我尽快完稿的电视剧制作商。他在啧啧叹惜的同时，压不住欣喜若狂。他说你好好写，快点写完，这片子拍出来肯定好卖！少女杀人，无论其心路历程还是案件的侦破过程，都天生具备了充分的可看性，足以和广大观众的好奇心强烈互动。
他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策划，以若干年前曾经热播的一部电视系列剧《命案十三宗》为例，主张我的这部作品，一旦改编成剧，不防也照猫画虎，渲染些纪实风格，甚至索性向观众挑明该剧以真人真事作为背景，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情感实录”！因此当务之急，是趁故事的人物原型还活着的时候，抢拍一些真人镜头，以备今后片头片尾之用。
制片商的这个策划并未等我同意，便迅速着手实施。那一天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说已经用某电视台的名义，商得监狱管理部门同意，明天就要到看守所去拍摄与优优谈话的实景。谈话的内容有两个策划，一个是请律师出面和她谈上诉的事情，话题必须涉及案情。另一个是请编剧——也就是我——对其进行狱中采访，以“临终关怀”的名义，让她谈些内心隐秘，最好能谈出点“千古恨”那一类的感慨，和当初“一失足”的思想动机。
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想再次面对优优，不想再次面对这样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青春女孩，不想再次面对一个因毒杀幼儿而在我心中变得极其陌生的人物。我预想到这种面对将会令我的内心，逃不开无处发散的心寒和别扭，所以我做了推辞，建议制作商去找律师。但当天晚上制作商又打来电话，说律师对这个角色表示了拒绝，理由是上诉早已上诉，而且非常不巧，今天最高法院刚刚将上诉驳回，裁定维持原判。估计早则今晚，迟则明晨，原审法院便会将最高法院的终审裁定，送达本人。律师不愿重新表演一遍。所以制作商只好又来恳求于我，希望我明天亲自出马，在摄影机前与优优谈谈，他说这时候与优优交谈，唯我最佳人选。
我只好答应。
一来，我为了稿费必须服从这个商业计划；二来，我去也是为了优优。
我想，无论如何，优优曾经向我袒露过心扉，将她从不告人的隐秘，与我交流。她最爱周月，但不能与他交流；她最亲大姐，但很少与大姐交流；她曾与凌信诚形同夫妻，但心中的这一块隐秘，也无法与之交流。所以制片商说的也确实没错，在优优死到临头之际，与她做最后交流的那个人，也许只能是我。最适合给予她一点感情安慰的人，最适合聆听她临终忏悔的人，也许只能是我。
第二天一早，临时组建的一支摄制小组便开车来到我家，接我一起去了关押优优的监所。一审判决下达之后，优优从分局看守所移至了位于北京南城的一个更大的看守所中。由于经过事前联系，监管干部比较配合，特地为我们在监区内安排了一个较大的屋子，在我们布好灯光，架好机器之后，民警便把优优带过来了。
优优目光憔悴，容貌却依然年轻。身上穿的囚服尺寸有些小了，身材的线条却无意间被勾勒得起伏动人。她在我的对面，隔了桌子坐下。当民警将她的一只脚腕，用铁链固于椅腿之时，她偷眼看了一下我身后的镜头，脸上露出些难为情的样子。这细微的动作让我心中一震，想到人之将死，还这样顾及面子，可见羞耻之心，乃人之本性。
谈话开始之前，我先做寒暄：“优优，你还好吗？”我的神态故意轻松，声调也处理得尽量随意：“身体好吗？这两天心情还行吗？”问完之后我才发觉这类寒暄与此时的优优，实际上是多么不够厚道的一个提问，大有哪把壶不开提哪把的傻气。
好在优优仿佛比我坦然，言语表情并不上挂下连，她用颇为事务性的口吻答道：“这些天睡得不好，所以总觉得恶心，一恶心就吃不下东西。”
“有没有去看看医生？”我问。
“没有。”她说：“前两天没心情看。现在，看不看也无所谓了。”
我停顿少顷，开始介入正式话题：“优优，今天有几个电视台的记者跟我一块儿过来看你，他们听了你对我说过的那些经历，都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也包括我在内，都对你和那个小孩之间后来发生的事情……很不理解，甚至很不相信。所以，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随便聊聊，听听你的想法。我想，我和你，咱们之间也谈过好多次了。你把你的家庭、历史、你内心喜欢谁不喜欢谁，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过我，我应当有义务再听听你最后的想法，对你的一生，做一个完整真实的记录，你说好吗？”
优优点点头，并且，还微微笑了一下，但那笑容如同昙花一现，短促得接近于无。她在点头之后，又精神枯萎地摇了摇头，声音也显得毫无生气。
“昨天这里的队长跟我说了，其实我真的不想再谈什么了。大家都是听他们的，我说什么，又有谁听。现在我再说，又有什么用。我说我没杀乖乖，你们信么？”
我语迟片刻，难以回答。信与不信似乎都不宜讨论。我换个问法，把差点走僵的场面，调转开去。
“你现在最想什么，想你大姐吗，想不想信诚？想不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不想了。”优优还是摇头，但接着又说：“前些天我托这里的民警给我大姐带话，让我大姐过来看我，我很想她。可民警说我押在这里已经用电话通知我姐夫了，我姐夫说我大姐已经不认我了。那天晚上我哭了一夜，第二天想想又有点不信，也不知道我姐夫告我，我大姐晓不晓得。她就我这么一个小妹，从小带我就像我妈，难道她真舍得我吗？”
优优的表情，几乎像是自问，随后，又像自答：“不过大姐也没办法，她身体不好，现在和我姐夫一起，全得靠他，她也只能全听他的。她也没有办法。”
我说：“你认为你姐夫向公安局交代的事情，是诬告呢，还是说了实情？”
优优看我，那样子这还用问么！“你知道的，我姐夫那人，只认钱的。准是谁又给他钱了，他才这样说我。要不然就是公安局逼他了，他没办法，就这样说我，这样说我人家就可以把他放了。两种可能都有。”
“你希望是哪一种可能？”我继续问，也不知为何要这样问。
“当然是第一种，第一种至少他会得到钱的。他得到钱了，至少能拿出一些给我大姐看病。”
“那你岂不是太无辜了？”
优优歪头看窗外，未即回答，良久才说：“我也没有办法，连小梅都说不服法官，我又能怎么样呢。这些天我想来想去……我心都死了。这是老天对我的报应。”
我不知该再问些什么，我被优优木然的神态弄得心中难过。我身后一位摄制组的头头见场面冷了，便越过我插嘴提问。
“你对那个死去的小孩子和他亲生的父母，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想不想对他们说一声抱歉？”
优优的目光摆正，越过我投向那位提问的先生，她很明确地摇了摇头，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为什么要向他们抱歉？”停了一下，优优放低了声音：“不过我也想了，他们也挺不幸，要是我亲生的孩子死了，可能我也要发疯的。”
提问的人抓住这话，继续逼问：“你既然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为什么不肯说一声抱歉？”
优优看着那人，眼睛有些茫然，神色若有所思，她突然喃喃说道：“我想，我想对信诚说一声抱歉。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信诚对我真的不错，可我特别不懂事，总是任性发急，动不动就跑出去。我明明知道他身体有病，我不该冲他发脾气的。现在想想后悔也没用了，你们就替我向他道个歉吧。信诚是个好人，我知道我这辈子欠了他的，可老天这样罚我，罚我去死，这样来说我也算不欠他了。”
我不忍再让身后那位老兄漫无节制地发挥，用那些谴责性的提问来折磨优优的神经。杀人者固然可杀，但我还是希望能给这位行将上路的女孩一个死前的宁静。于是我把话题接过，同时换了一种关怀的口吻，向优优提问：
“优优，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和你见面了，你要不要和你的大姐，还有阿菊他们，说些告别的话呢？你要的话，我们正好有摄像机可以拍下来，可以给他们看的。”
优优马上表示要的，然后还坐正了身子，目视摄像机的镜头，问我：“我就看着它说呢，还是看你？”
我说：“你要直接向她们告别的话就看镜头，这样她们就能感觉你是冲她们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