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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根本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变成母亲权力之路上的最大障碍。
他更没有想到——给予她生命的母亲最后竟然会亲手将他的生命终结！
在李弘眼中，这个世界是美好而光明的。
至少，他认为世界应该是美好而光明的。
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的眼中就容不下一丝黑暗与邪恶。少年时代，东宫的老师郭瑜教他读《春秋》，当他读到楚国王子弑君篡位的事情时，立刻把书盖上，又惊又疑地说：“此事是身为臣子的人不忍卒读的，经典既然是圣人垂训后世之用，为何会记载这种事呢？”
郭瑜回答：“孔子作《春秋》，义存褒贬，故善恶必书，如此方能惩恶扬善、教化世人。”
可李弘还是无法接受。他态度坚决地说：“我认为这种事情不仅不能说，而且连听都不忍听，还是换其他书来读吧。”
老师郭瑜被太子的仁孝深深感动，于是就把教材换成了专门讲解正面道德规范的《礼记》。
李弘的仁孝显然是得自高宗的遗传。除了这一点外，他还从高宗和武后那里继承了异常早慧的文学才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年仅十岁的李弘就有了编纂书籍的想法。他召集了当时的东宫属官许敬宗、上官仪、杨思俭等人，一起博采古今文集，摘录其中的嘉言丽句，予以分门别类，最后由李弘本人综览审订，编成了一部五百卷的大型文集，起名为《瑶山玉彩》，献给了高宗。看到太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过人的才华和领导能力，高宗大感欣慰，马上赐给太子绸缎三万匹，以示赞赏和鼓励。
由于李弘的仁孝和早慧，高宗一直对他钟爱有加，并且寄予厚望，因而早在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就曾让年仅八岁的李弘监国。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患上风疾之后，高宗更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迫切想把太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于是便在后来的日子里频频命太子监国。
因为高宗在位的三分之一时间都不在长安，而是在东都洛阳，所以在李弘短暂的一生中，就有多达七次的监国纪录——分别是八岁、十一岁、十二岁、十六岁、二十岁、二十一岁和二十二岁。其中除了八岁那次因年纪太小、力不胜任而被高宗和武后接到东都之外，其余六次显然都是胜任愉快的。按《资治通鉴》记载，朝野上下对李弘监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太子弘仁孝谦谨……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
随着李弘监国次数的增多和政治经验的日益丰富，他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也不断发出与他母亲武后截然不同的声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废太子李忠被赐死于黔州，死后暴尸荒野，无人收葬。李弘得知后，深感哀怜，立刻上表请求高宗收葬这个异母兄长。此事令武后非常不快，尽管她表面上也不得不跟着高宗和其他人一起称赞太子仁厚，可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她对这个越来越有主见的儿子就开始生出不满和警惕了。
此后的几年间，太子李弘与武后的母子关系日渐紧张。到了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又一个敏感事件的发生，导致李弘与武后的矛盾冲突迅速趋于尖锐并且完全公开化了。
这个事件是由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引发的。
那一年，由于关中饥荒，高宗和武后率文武百官前往东都就食，让李弘留在京师监国。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弘忽然发现义阳、宣城二公主自从她们母亲死后一直被幽禁在掖庭冷宫。这个意外发现让李弘大为惊讶，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恻隐之情。当时，义阳公主二十七八岁，宣城公主也已二十四岁，由于唐朝女子出嫁的高峰年龄段都在十五岁左右，所以二公主显然已属大龄女了。（关于二公主的年龄，《资治通鉴》称“年逾三十不嫁”，《新唐书》更夸张，说是“四十不嫁”。其实两书的记载均与事实不符。因为此时高宗本人的年龄也不过四十四岁，怎么可能有两个三十多甚至四十岁的女儿呢？事实上，高宗十六岁当上太子不久便娶了萧淑妃，就算当年生子，长女义阳公主的年龄也绝对不会超过二十八岁；而次女宣城公主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年，享年六十六岁，所以倒推回来，咸亨二年应该是二十四岁。）
有鉴于二公主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不人道的待遇，而且早已过了适婚年龄，所以李弘立刻上奏，请求高宗和武后为她们选择夫婿，让她们出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看见太子的奏疏后，高宗当即应允，可武后却勃然大怒。
你小子什么意思，这不是故意让老娘难堪吗？
众所周知，萧淑妃是武后当年的死敌，她和王皇后的结局之悲惨，朝野上下的人们都有目共睹，并且记忆犹新。所以这么多年来，尽管大家明知道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始终没有人敢替她们说话。
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们这辈子也只能这样了。除了在寂寞深宫中自生自灭之外，她们还能怎么办？要想让谁来帮助她们脱离苦海，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在时过境迁的多年之后，居然会有人站出来帮两个落难公主求情。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人居然是武后的亲生儿子李弘。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李弘的奏疏一上，朝野顿时哗然。
往小了说，这只不过是李弘在向两个处境凄凉的异母姐姐伸出援手；可往大了说，李弘此举不啻于在替武后的政敌萧淑妃伸冤平反！
因为李弘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王子，而是堂堂的帝国储君，所以，他的一举一动绝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情感和好恶，还必然会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李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不管他的个人动机是否与政治有关，朝野上下的人们都会对他的行为作出各种富有政治意涵的解读。职是之故，太子此举就必然会深深刺痛他的母亲武后，也无异于狠狠扇了武后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武后看来，太子这么做，摆明了是在以他的慈悲仁义衬托她的冷酷无情，更摆明了是在挑战她这个母亲的权威！
武后感到了无比愤怒和伤心……
然而，武后毕竟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女人，不管她心里如何翻江倒海，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面对太子的上疏，武后拿出了一副宽宏大度的姿态，当即把义阳、宣城二公主许配给了高宗的两个近身侍卫：权毅和王勖。
这两个侍卫虽然本人官职不高，但是家世出身都还不错（权毅的祖父是秦王府嫡系，封卢国公，父亲也官至桂州都督；王勖的祖父官至监门将军，封平舒公，父亲是歙州司马），论其门第，也还算配得上这两位落难的公主。
至此，这令人尴尬的一幕总算是翻过去了。
整个事件以武后再一次妥协退让、李弘又一次如愿以偿而告终。
表面上什么问题都没有，可事实上，经过这个“请嫁二公主”事件之后，武后与李弘的母子关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史称，太子李弘“由是失爱于天后”（《资治通鉴》卷二〇二）。
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太子李弘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很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可怕的念头悄然跃入了武后的脑海。
就像多年以前，当武后凝视着襁褓中的安定公主，也曾有一个黑色的念头蓦然跃入她的脑海一样。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二月，太子李弘一度被耽误的婚事终于要举行了。
由于此前的那个准太子妃杨氏被贺兰敏之辣手摧花，玷污了名节，所以婚事告吹。这一次，高宗和武后又替太子挑选了左卫将军裴居道的女儿。据说这个女子温柔娴淑，“甚有妇礼”，而裴氏本身又是河东大姓，所以高宗对这桩婚事非常满意，曾对侍臣说：“东宫内政，吾无忧矣！”（《旧唐书·孝敬皇帝传》）其欢喜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高宗这句话，在一般人听来，很可能只是对儿媳的嘉许和赞赏，没什么别的意思。可是在武后听来，这句话却充满了让她紧张的弦外之音。
因为太子妃就是未来的皇后，“东宫内政”就是未来的“宫廷内政”，天子在公开场合如此强调，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可以认为，高宗已经有了传位于太子之意，才会如此在乎裴氏有没有母仪天下的妇德？
后来的事实很快就证明——武后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就在太子大婚的两年后，亦即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高宗忽然对太子李弘表示，准备将皇位内禅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