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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某一天,福信忽然称病闭门不出。满腹狐疑的扶余丰马上让他的眼线刺探实情,结果不出他的预料,福信果然是想趁他前去探病之机,将他刺杀,然后自立。扶余丰勃然大怒,索性将计就计,带着自己的一干亲信,以探病为由把福信杀了,并且清除了他的党羽。
福信一死,扶余丰算是铲除了一大心腹之患,可同时也失去了一条强有力的臂膀。扶余丰深知自己不是唐军的对手,于是慌忙派遣使节,前往高丽和日本乞援,请求共同出兵对付唐军。
孙仁师率援兵进入百济后,与刘仁愿、刘仁轨合兵一处,唐军声势大振。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秋天,经过长时间休整的唐军决定对百济发起全面反攻。诸将纷纷建议先取加林城,因为此城地处水陆要冲,是一个战略要地。然而刘仁轨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加林城异常险要,如果我们采取强攻,必定伤亡惨重;倘若采取围困战术,又会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依我之见,不如直捣敌军老巢周留城,这是百济反抗军的总部,所谓除恶务本、擒贼擒王,只要攻克周留城,其他城池必将闻风而下。”
众人经过商议,都对刘仁轨的意见表示赞同。随后,唐军兵分两路:孙仁师、刘仁愿会同新罗军队从陆路进攻;刘仁轨则与副将杜爽、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海军出熊津江,在白江口与陆军会师,一同夹击周留城。
就在唐军准备发动全面反攻之前,日本在百济国王扶余丰的请求下,已经决定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争,随即出动了一支庞大的海军支援百济。
这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当刘仁轨率领海军进抵白江口时,日本海军已经在此严阵以待。
中日海军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白江口战役,就此拉开序幕。
日本海军的兵力将近四万人,拥有一千艘战船;而大唐海军的兵力大约是一万三千人,战舰一百七十艘。
很显然,日本海军在舰船数量和兵力上占尽了优势。但是,在舰船体积、性能和武器装备方面,日军却远远不如唐军。在两军各有所长的情况下,究竟哪一方能取得胜利,谁也没有把握。
作为中日两国海军的首次交锋,双方都不了解彼此的实力,所以在这一天的战斗中都表现得比较谨慎。两军只是彼此发动了几次试探性进攻,试图摸清对方的战术和打法,随后便各自收兵。第一天的战斗,以日军损失几艘战舰而告终,唐军小胜。
当天夜晚,双方的高级将领都连夜举行军事会议,讨论破敌的战术。日军将领一致认为,应该发扬武士道精神,主动进攻,“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同时利用自身的数量优势,以穿插战术将唐军舰船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与此同时,刘仁轨也在紧张思考着对付敌人的办法。唐军的舰船数量虽然少,但是都配备了投射机、强弩等尖端武器,可以远距离打击日军;此外,唐军舰船的体积庞大,在与日舰的近距离对抗中也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有鉴于此,刘仁轨决定在第二天的战斗中采用火攻的战术。
八月二十七日,中日海军在白江口的决战正式打响。
白江口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战船密布,千帆相连,日本海军采用既定的战术,凭借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率先对唐军发动进攻。当一千艘日军战舰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唐军冲来时,唐军的战舰上万箭齐发,瞬间便有大量日军士兵中箭身亡。
两军接战之后,日军迅速以穿梭战术插入唐军舰队之中,凭借六比一的优势将唐军各舰团团包围。就在此刻,唐军舰船上的投射机突然抛出无数火球,全部砸向日舰。顷刻之间,日本的数百艘军舰同时燃起熊熊大火,滚滚浓烟冲天而起,海面上到处是一片鬼哭狼嚎,日军士兵纷纷跳入海中逃生,但是一个个都成了唐军弓箭手的活靶子,就算不被烧死溺死,最后也都被箭射死。
困兽犹斗的日本海军不甘失败,连续四次重整队形,前后对唐军发动了四次冲锋,但是每一次都有大量舰船被毁,众多士兵伤亡。这一天,“烟炎灼天,海水尽赤”,唐军“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资治通鉴》卷二〇一)日军残部仓皇撤离白江口海面,张起船帆拼命逃回了日本。随后,唐军水陆两路并进,迅速攻克了百济反抗军的总部周留城。
发生在公元七世纪的这场中日大海战,以中国海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同时,白江口海战也是百济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此战的胜利宣告了百济复国运动的彻底失败。日军势力撤出朝鲜半岛后,百济国王扶余丰万念俱灰,只好流亡高丽,他的两个儿子忠胜、忠志率百济残部向唐军投降。稍后,百济猛将黑齿常之、沙吒相如等人也相继率部归降。
至此,百济再次被唐军征服,只剩下一个叫迟受信的将领仍然据守任存城。
刘仁轨深知黑齿常之和沙吒相如都是难得的将才,为了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和让他们彻底效忠大唐,刘仁轨断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命二人统领旧部,负责进攻任存城,由唐军提供所需的全部粮草和装备。
此举立刻遭到了众人的强烈反对。孙仁师说:“这些人都是人面兽心,怎么可能讲信用?”
刘仁轨说:“不然。据我观察,此二人都是忠勇有谋、敦信重义之人,只是未遇明主,若我等以诚相待,他们必将心怀感激、力图报效,诸君大可不必怀疑。”
事实证明,刘仁轨的判断是正确的。
黑齿常之和沙吒相如果然毫无二心,在得到粮草和给养之后,随即率部猛攻任存城。迟受信抵挡不住,只好扔下部众城池、抛弃妻儿老小,只身逃奔高丽。
到此,百济全境终于重新回到唐军手中。
自从苏定方在百济战场上功亏一篑、黯然撤兵之后,刘仁轨就临危受命,主动承担起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个毫无军事经验的六旬老人刘仁轨,不仅让孤城熊津在强敌环伺之中顽强屹立,而且又在所有人都决定放弃的时刻,以一己的信念和勇气点亮了希望之光,并最终带领大唐将士赢得了百济战争的辉煌胜利。
这是一个力挽狂澜、独臂擎天的英雄传奇。
无论多少年岁月过去,刘仁轨的传奇故事都将在泛黄的史册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
战争结束之后,高宗特意留下刘仁轨镇守百济,命刘仁愿、孙仁师班师回国。刘仁轨脱下戎装,开始致力于百济的战后重建工作。史称“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凋残,僵尸满野。仁轨始命瘗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涂,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然后修屯田,储糗粮,训士卒,以图高丽。”(《资治通鉴》卷二〇一)
刘仁轨终于实现了他临危受命时许下的诺言——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
百济的灭亡,让北方的高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唇亡齿寒的忧惧感。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从泰山封禅归来的唐高宗李治得到了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消息——高丽权臣渊盖苏文死了。
李治的嘴角悄然泛起一抹笑容。
渊盖苏文死了,高丽的末日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