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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指使房遗爱咬上这些人呢？
原因很简单——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们。
吴王李恪是太宗的第三子，其生母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史称李恪文武双全，富有才干，所以太宗李世民十分欣赏这个儿子，在十四个皇子中，李世民总是说只有李恪最像自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太宗曾一度后悔，想废掉李治，重新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得知后，坚决表示反对。太宗颇为不悦地说：“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所以你才反对？”
太宗这句话说得非常尖锐，基本上是把长孙无忌的私心一下子戳穿了。可长孙无忌却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李治仁厚，最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二，储君是国家根本，不能轻言废立、一换再换。
太宗想想也有道理，只好放弃李恪，继续保持现状。
李恪听说这件事后，不禁在心里把长孙无忌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恨归恨，可李恪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在贞观后期，长孙无忌确实具有很强的政治能量，甚至足以左右天子的意志。
就这样，吴王李恪和长孙无忌结下了梁子。每逢李恪回京朝谒的时候，长孙无忌总能看见李恪像刀子一样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狠狠划过。
毫无疑问，长孙无忌讨厌这种目光。
一旦有机会，他当然要让这种目光从世界上消失。
高宗李治即位后，表面上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可长孙无忌很清楚，朝野上下有一股政治戾气在悄然涌动，这股戾气既来自残余的魏王党，也来自像吴王李恪这种“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的宗室亲王。像李恪这种人，万一哪天振臂一呼，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应者云集。
所以，长孙无忌必须防患于未然。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把吴王李恪除掉！
除了吴王李恪，遭长孙无忌陷害的其他三个当然也都是他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原因各有不同。
宇文节虽然身为宰相，和长孙无忌同朝秉政，但却是房遗爱的好友，所以长孙无忌一直想把他搞掉。此外，房遗爱被捕入狱后，宇文节又本着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为他多方奔走，极力营护，这无疑是主动往长孙无忌的刀口上撞。长孙无忌索性把宇文节一块抓了，扔进大牢给房遗爱作伴，让他们在狱中畅叙友情。
江夏王李道宗是高祖李渊的族侄，从十七岁起就跟随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灭刘武周、平窦建德、破王世充，在大唐的开国战争中“屡有殊效”，立下了汗马功劳。武德中期，李道宗负责镇守帝国的北部边境，不但屡屡击退东突厥与梁师都联军的入侵，并且“振耀武威，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因而“边人悦服”（《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深受高祖赞赏。
贞观年间，李道宗又与李靖等人先后平定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功勋。所以到了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李世民才会把他与李世勣、薛万彻放在一起，并誉为当世的三大名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宗室亲王和开国元勋，却同样逃脱不了无所不在的政治迫害。
在这起案件中，李道宗也许算得上是最无辜的一个。
从个人品质来看，由于他早年曾因贪赃受贿而一度下狱，遭到罢职免官和削除封邑的严厉惩罚，所以李道宗深刻汲取了教训，越到后来就越是谦恭自持。史称他“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不以地势凌人”，因而深受时人称誉，“为当代所重”。此外，从政治表现来看，李道宗既不像薛万彻那样隶属于房遗爱的小圈子，也不像吴王李恪那样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平日里既无反动言论，更无谋反形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韬光养晦、淡泊自守的人物。但是即便如此，李道宗同样逃不开长孙无忌的陷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很不幸，唯一的原因仅仅是——“长孙无忌、禇遂良素与道宗不协”（《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
所谓不协，也就是双方的关系不太和谐。在当权者长孙无忌的眼中，无论是“当世名将”的金字招牌，还是“为当代所重”的社会名望，都是苍白无物、不值一文的，只要你胆敢和他不和谐，你的末日就到了。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的政治哲学基本可以概括为这么一句话——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
除了李道宗，遭长孙无忌陷害的驸马都尉执失思力也是贞观朝的一员勇将。他是东突厥人，本是颉利可汗的心腹重臣，东突厥覆灭后归降唐朝，任左骁卫大将军，娶了高祖的女儿九江公主。贞观年间，执失思力在平定吐谷浑、北伐薛延陀的战争中也曾立下战功。这个人究竟是哪里得罪了长孙无忌，史书没有记载，但估计也是和李道宗一样，与长孙无忌不太和谐，所以被一并清洗了。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审理了三个多月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尘埃落定。
在长孙无忌的压力下，高宗李治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赐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自尽；将宇文节、李道宗、执失思力流放岭南；废李恪的同母弟蜀王李愔为庶人，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贬房遗直为春州铜陵（今广东阳春市）县尉；将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内市）；罢停房玄龄在宗庙中的配飨（以功臣身份配享于太宗别庙中的祭祀牌位）。
这个结果不仅令朝野极度震惊，而且大大出乎高宗李治的意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性骚扰案居然牵出了一个这么严重的政治案件，还把一帮元勋重臣和皇亲国戚一举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李治深感困惑，他不相信这些人全都参与了房遗爱的谋反，可是在长孙无忌威严的目光下，李治也只能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在长孙无忌早已拟定的诏书上缓缓地盖下天子玉玺。
诏书颁布之前，李治决定以他微弱的力量进行最后的努力，恳求长孙无忌留下其中两个人的性命：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
面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宰执重臣，年轻的天子流下了无声的泪水，他用一种哀伤而无力的声音说：“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匄”（gài），同“丐”，乞求的意思。此时此刻，早已大权旁落的李治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低声下气地乞求了。
然而，天子的乞求却遭遇了死一般的沉默。
长孙无忌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不开口，其他大臣更不敢吱声。
大臣们都不说话，天子则泪流满面，现场气氛极为尴尬。许久，长孙无忌向兵部尚书崔敦礼使了一个眼色，崔敦礼随即出列，用一种中气十足的声音回应了天子的乞求。
两个字——不可。
那一刻，李治感觉自己的天子颜面荡然无存。
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长孙无忌要做的事情，整个大唐天下无人可以阻拦。
该砍头的砍头，该赐死的赐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行刑的那一天，薛万彻面无惧色地站在刑场上，对着那些奉旨监斩的昔日同僚大叫：“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固好，岂得坐房遗爱杀之乎？”
临刑前，薛万彻从容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叫监斩官快点动手。据说刽子手慑于薛万彻的气势，手脚不停打战，以至于连砍两次都砍不断薛万彻的脖子，薛万彻厉声叱骂：“干吗不用力？”刽子手鼓足勇气砍下第三刀，薛万彻的头颅才应声落地。（《旧唐书·薛万彻传》：“遂解衣谓监刑者疾斫，执刀者斩之不殊，万彻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绝。”）
而吴王李恪在接到赐死的诏书后，则面朝苍天，发出一句可怕的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许多年以后，当长孙无忌也同样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命运，在偏僻荒凉的流放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被逼自缢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李恪的这句诅咒。
至此，这起震惊朝野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的春天，高宗李治看见自己像一只羸弱不堪的飞蛾，被缠在一张铺天盖地的黑网中无望地挣扎。而长孙无忌则牢牢盘踞在这张由权力、野心和阴谋编织而成的巨网中央，看上去就像一只硕大无朋的黑色蜘蛛。
李治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挣脱这张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