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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弄清基本事实并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后,高宗李治采纳了首席宰相长孙无忌的建议,作出了最终裁决——将禇遂良和张睿册一起贬职。
永徽元年十一月末,禇遂良被外放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张睿册被外放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刺史。
这就是永徽初年的禇遂良抑买土地案。
案件至此似乎已经了结,但是李治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首先,禇遂良是当朝宰辅,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如今却触犯法律,不得不被贬出朝廷,李治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其次,这个案件本身的性质并不严重,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却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司法官员似乎都在有意袒护身为宰相的禇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张胆地维护他。
这个现象顿时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觉——莫非朝中隐然已有朋党迹象?莫非张行成所说的“大臣阴谋”,已经在此露出了端倪?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或者说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李治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闰九月,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
这番君臣对话表面上波澜不惊,双方都显得和颜悦色,可实际上却暗藏机锋,充满了弦外之音。
话题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说:“朕广开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对朝政有益的意见,以备择用采纳,可为何一直以来上疏虽多,但却一无可用呢?”
长孙无忌从容自若地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清明,法律齐备,既无遗漏,更无缺失,所以,那些企图通过进言获得超擢任用的侥幸之徒,自然是无从置喙。正因如此,陛下才会看不到对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论。当然了,无论如何,广开言路还是有必要的,或许偶尔能听到一些真知灼见,倘若杜绝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上达了。”
长孙无忌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可高宗李治却听得很不是滋味。
谁都知道,如今的朝政大权全部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所以,与其说他这番话是在夸高宗治国有方,还不如说他是在夸自己辅政有术。说什么政治清明,说什么法律齐备,把朝政夸得完美无瑕,到头来还不都是在夸你自己吗?
况且,李治的政治经验虽然还不太丰富,但他也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笨蛋,最起码他知道当下的政治存在问题。可让他满腹疑惑的是,长孙无忌为何要极力否认并掩盖这个事实呢?早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除非问题就出在这个企图掩盖问题的人身上!
李治不禁想起了禇遂良的案件。在此案中,大臣们公然袒护禇遂良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禇遂良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更是众所周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臣们真正忌惮的也许并不是禇遂良,而是站在他背后的长孙无忌。进而言之,如果说大臣们已经在朝中结成了一个朋党,那么这个朋党的领袖也必然是当今朝廷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
思虑及此,李治决定继续往下追问。
他现在关心的已经不是长孙无忌能否给他答案了,而是长孙无忌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回答他的问题。
李治若无其事地瞥了长孙无忌一眼,淡淡地说:“朕最近听说,朝廷有关部门在办事的时候,大多讲究人情面子,以致因私害公,不知太尉可有耳闻?”
长孙无忌坦然一笑,不假思索地说:“讲面子,讲私交,乃人之常情,自古难免,但是在圣贤教化之下,人的私欲就会逐渐朝公心转化。至于说朝中有人胆敢徇私枉法,臣敢断言必无此事。不过嘛……”长孙无忌顿了一顿,接着说:“小小地收取人情,恐怕连陛下也在所难免,何况朝臣们只是偶尔照顾一下亲戚,臣岂敢保证绝无此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枉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
高宗李治断然没有想到,长孙无忌居然会面无愧色地承认“收取人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且还以嘲弄的口吻揶揄了他一把。这像是一个当朝宰相应该说的话吗?如果在政风清廉、人人克己奉公的太宗时代,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长孙无忌既不敢在太宗面前说这样的话,也绝不敢用这样的口气说话!
李治现在终于明白了,在这个舅父兼顾命大臣兼帝国元老兼首席宰相长孙无忌面前,自己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外甥,永远是一个没有资格独立秉政的少主!
那一刻,李治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悲凉和义愤。
可他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无奈。
李治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他已经有了答案。
他知道,如今的朝廷并不是存在什么朋党,而是存在一支空前强大的政治势力;如果说真有什么“大臣阴谋”的话,那么这个大臣无疑就是长孙无忌,而他的阴谋就是架空并窃取本该属于皇帝的权力。
李治悲哀地发现——如今的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影子皇帝,只有长孙无忌才是当今天下的无冕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