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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开了。台儿庄大捷。
程长顺的生意完全没了希望。日本人把全城所有的广播收音机都没收了去,而后勒令每一个院子要买一架日本造的,四个灯的,只能收本市与冀东的收音机。冠家首先遵命,昼夜的开着机器,翼东的播音节目比北平的迟一个多钟头,所以一直到夜里十二点,冠家还锣鼓喧天的响着。六号院里,小文安了一架,专为听广播京戏。这两架机器的响声,前后夹攻着祁家,吵得瑞宣时常的咒骂。瑞宣决定不买,幸而白巡长好说话,没有强迫他。
“祁先生你这么办,”白巡长献计:“等着,等到我交不上差的时候,你再买。买来呢,你怕吵得慌,就老不开开好了!
这是日本人作一笔大生意,要讲听消息,谁信……”
李四爷也买了一架,不为听什么,而只为不惹事。他没心听戏,也不会鼓逗那个洋玩艺。他的儿子,胖牛儿,可是时常把它开开,也不为听什么,而是觉得花钱买来的,不应当白白的放着不用。
七号杂院里,没有人愿意独力买一架,而大家合伙买又办不到,因为谁出了钱都是物主,就不便听别人的支配,而这个小东西又不是随便可以乱动的。后来,说相声的黑毛儿方六有一天被约去广播,得了一点报酬,买来一架,为是向他太太示威。他的理由是:“省得你老看不起我,贫嘴恶舌的说相声!瞧吧,我方六也到广播电台去露了脸!我在那儿一出声,九城八条大街,连天津三不管,都听得见!不信,你自己听听好喽!”
四号里,孙七和小崔当然没钱买,也不高兴买。“累了一天,晚上得睡觉,谁有工夫听那个!”小崔这么说。孙七完全同意小崔的话,可是为显出自己比小崔更有见识,就提出另一理由来:“还不光为了睡觉!谁广播?日本人!这就甭说别的了,我反正不花钱听小鬼子造谣言!”
他们俩不肯负责,马寡妇可就慌了。明明的白巡长来通知,每家院子都得安一架,怎好硬不听从呢?万一日本人查下来,那还了得!同时她又不肯痛痛快快的独自出钱。她出得起这点钱,但是最怕人家知道她手里有积蓄。她决定先和小崔太太谈一谈。就是小崔太太和小崔一样的不肯出钱,她也得教她知道知道她自己手中并不宽绰。
“我说崔少奶奶,”老太太的眼睛眨巴眨巴的,好象心中有许多妙计似的。“别院里都有了响动,咱们也不能老耗着呀!我想,咱们好歹的也得弄一架那会响的东西,别教日本人挑出咱们的错儿来呀!”
小崔太太没从正面回答,而扯了扯到处露着棉花的破袄,低着头说:“天快热起来,棉衣可是脱不下来,真愁死人!”
是的,夹衣比收音机重要多了。马老太太再多说岂不就有点不知趣了么?她叹了口气,回到屋中和长顺商议。长顺呜囔着鼻子,没有好气。“这一下把我的买卖揍到了底!家家有收音机,有钱的没钱的一样可以听大戏,谁还听我的话匣子?谁?咱们的买卖吹啦,还得自己买一架收音机?真!日本人来调查,我跟他们讲讲理!”
“他们也得讲理呀!他们讲理不就都好办了吗?长顺,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可别给我招灾惹祸呀!”
长顺很坚决,一定不去买。为应付外婆,他时常开开他的留声机。“日本人真要是来查的话,咱们这儿也有响动就完了!”同时,他不高兴老闷在家里,听那几张已经听过千百次的留声机片。他得另找个营生。这又使外婆昼夜的思索,也想不出办法来。教外孙去卖花生瓜子什么的,未免有失身分;作较大的生意吧,又没那么多的本钱;卖力气,长顺是娇生惯养的惯了,吃不了苦;耍手艺,他又没有任何专长。她为了大难。为这个,她半夜里有时候睡不着觉。听着外孙的呼声,她偷偷的咒骂日本人。她本来认为她和外孙是连个苍蝇也不得罪的人,日本人就绝对不会来欺侮他们。不错,日本人没有杀到他们头上来;可是,长顺没了事作,还不是日本人捣的鬼?她渐渐的明白了孙七和小崔为什么那样恨日本人。虽然她还不敢明目张胆的,一答一和的,对他们发表她的意见,可是,赶到他们俩在院中谈论日本人的时候,她在屋中就注意的听着;若是长顺不在屋里,她还大胆的点一点头,表示同意他们的话语。
长顺不能一天到晚老听留声机。他开始去串门子。他知道不应当到冠家去。外婆所给他的一点教育,使他根本看不起冠家的人。他很想到文家去,学几句二簧,可是他知道外婆是不希望他成为“戏子”,而且也必定反对他和小文夫妇常常来往的。外婆不反对他和李四爷去谈天,但是他自己又不大高兴去,因为李四爷尽管是年高有德的人,可是不大有学问。他自己虽然也不过只能连嚼带糊的念戏本儿,可是觉得有成为学者的根底——能念唱本儿,慢慢的不就能念大书了么?一来二去,他去看丁约翰,当约翰休假的时候,他想讨换几个英国字,好能读留声机片上的洋字。他以为一切洋字都是英文,而丁约翰是必定精通英文的。可是,使他失望的是约翰并不认识那些字!不过,丁约翰有一套理论:“英文也和中文一样,有白话,有文言,写的和说的大不相同,大不相同!我在英国府作事,有一口儿英国话就够了;念英国字,那得有幼工,我小时候可惜没下过工夫!英国话,我差不多!你就说黄油吧,叫八特儿;茶,叫踢;水,是窝特儿!我全能听能说!”
长顺听了这一套,虽然不完全满意,可是究竟不能不钦佩丁约翰。他记住了八特儿,并且在家里把脂油叫作“白八特儿”,气得外婆什么似的。
丁约翰既没能满足他,又不常回来,所以程长顺找到了瑞宣。对瑞宣,他早就想亲近。可是,看瑞宣的文文雅雅的样子,他有点自惭形秽,不敢往前巴结。有一天,看瑞宣拉着妞子在门口看大槐树上的两只喜鹊,他搭讪着走过来打招呼。不错,瑞宣的确有点使人敬而远之的神气,可是也并不傲气凌人。因此,他搭讪着跟了进去。在瑞宣的屋中,他请教了留声机片上的那几个英国字。瑞宣都晓得,并且详细的给他解释了一番。他更佩服了瑞宣,心中说:人家是下过幼工的!
长顺的求知心很盛,而又不敢多来打扰瑞宣,所以每一来到的时候,他的语声就呜囔的特别的厉害,手脚都没地方放。及至和瑞宣说过了一会儿话,听到了他所没听过的话,他高了兴,开始极恭敬诚恳的问瑞宣许多问题。他相当的聪明,又喜欢求知。瑞宣看出来他的局促不安与求知的恳切,所以告诉他可以随便来,不必客气。这样,他才敢放胆的到祁家来。
瑞宣愿意有个人时常来谈一谈。年前,在南京陷落的时节,他的心中变成一片黑暗。那时候,他至多也不过能说:反正中日的事情永远完不了;败了,再打就是了!及至他听到政府继续抗战的宣言,他不再悲观了。他常常跟自己说:“只要打,就有出路!”一冬,他没有穿上皮袍,因为皮袍为钱先生的病送到当铺里去,而没能赎出来。他并没感觉到怎样不舒服。每逢太太催他去设法赎皮袍的时候,他就笑一笑:“心里热,身上就不冷!”赶到过年的时候,家中什么也没有,他也不着急,仿佛已经忘了过年这回事。韵梅的心中可不会这么平静,为讨老人们的喜欢,为应付儿女们的质问,她必须好歹的点缀点缀;若光是她自己,不过年本是无所不可的。她不敢催他,于是心中就更着急。忍到无可忍了,她才问了声:“怎么过年呀?”瑞宣又笑了笑。他已经不愿再为象过年这路的事体多费什么心思,正象他不关心冬天有皮袍没有一样。他的心长大了。他并无意变成个因悲观而冷酷的人,也不愿意因愤慨而对生活冷淡。他的忽略那些生活中的小事小节,是因为心中的坚定与明朗。他看清楚,一个具有爱和平的美德的民族,敢放胆的去打断手足上的锁镣,它就必能刚毅起来,而和平与刚毅揉到一起才是最好的品德。他还愁什么呢?看见山的,谁还肯玩几块小石卵呢?皮袍的有无,过年不过,都是些小石子,他已经看到了大山。
被太太催急了,他建议去把她那件出门才穿的灰鼠袍子送到当铺中去。韵梅生了气:“你怎么学得专会跑当铺呢?过日子讲究添置东西,咱们怎么专把东西往外送呢?”说真的,那虽然是她唯一的一件心爱的衣服,可是她并不为心疼它而生气。她所争的是家庭过日子的道理。
瑞宣没有因为这不客气的质问而发脾气。他已决定不为这样的小事动他的感情。苦难中的希望,洗涤了他的灵魂。结果,韵梅的皮袍入了当铺。
转过年开学,校中有五位同事不见了。他们都逃出北平去。瑞宣不能不惭愧自己的无法逃走,同时也改变了在北平的都是些糟蛋的意见。他的同事,还另外有许多人,并不是糟蛋,他们敢冒险逃出去。他们逃出去,绝不为去享受,而是为不甘心作奴隶。北平也有“人”!
由瑞丰口中,他听到各学校将要有日本人来作秘书,监视全校的一切活动。他知道这是必然的事,而决定看看日本秘书将怎么样给学生的心灵上刑。假若可能,他将在暗中给学生一些鼓励,一些安慰,教他们不忘了中国。这个作不到,他再辞职,去找别的事作。为了家中的老小,他须躲避最大的危险。可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须作到他所能作的,好使自己不完全用惭愧宽恕自己。
钱先生忽然不见了,瑞宣很不放心。可是,他很容易的就想到,钱先生一定不会隐藏起来,而是要去作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假若真要隐藏起去,他相信钱先生会告诉他的;钱先生是个爽直的人。爽直的人一旦有了不肯和好友说的话,他的心中必定打算好了一个不便连累朋友的计划。想到这里,他不由的吐出一口气来,心里说:“战争会创造人!坏的也许更坏,而好的也会更好!”他想象不出来,钱诗人将要去作些什么,和怎么去作,他可是绝对相信老人会不再爱惜生命,不再吟诗作画。钱老人的一切似乎都和抗战紧紧的联系在一处。他偷偷的喝了一盅酒,预祝老诗人的成功。
同事们与别人的逃走,钱老人的失踪,假若使他兴奋,禁止使用法币可使他揪心。他自己没有银行存款,用不着到银行去调换伪币,可是他觉得好象有一条绳子紧紧的勒在他与一切人的脖子上。日本人收法币去套换外汇,同时只用些纸来欺骗大家。华北将只耍弄一些纸片,而没有一点真的“财”。华北的血脉被敌人吸干!那些中国的银行还照常的营业,他想不出它们会有什么生意,和为什么还不关门。看着那些好看的楼房,他觉得它们都是纸糊的“楼库”。假若他弄不十分清楚银行里的事,他可是从感情上高兴城外的乡民还照旧信任法币。法币是纸,伪币也是纸,可是乡下人拒绝使用伪钞。这,他以为,是一种爱国心的表现。这是心理的,而不是经济的。他越高兴乡民这种表现,就越看不起那些银行。
和银行差不多,是那些卖新书的书店。它们存着的新书已被日本人拿去烧掉,它们现在印刷的已都不是“新”书。瑞宣以为它们也应当关门,可是它们还照常的开着。瑞宣喜欢逛书铺和书摊。看到新书,他不一定买,可是翻一翻它们,他就觉得舒服。新书仿佛是知识的花朵。出版的越多,才越显出文化的荣茂。现在,他看见的只是《孝经》,《四书》,与《西厢记》等等的重印,而看不到真的新书。日本人已经不许中国人发表思想。
是的,北平已没了钱财,没了教育,没了思想!但是,瑞宣的心中反倒比前几个月痛快的多了。他并不是因看惯了日本人和他们的横行霸道而变成麻木不仁,而是看到了光明的那一面。只要我们继续抵抗,他以为,日本人的一切如意算盘总是白费心机。中央政府的继续抗战的宣言象一剂泻药似的洗涤了他的心;他不再怀疑这次战争会又象九一八与一二八那样胡里胡涂的结束了。有了这个信心,他也就有了勇气。他把日本人在教育上的,经济上的,思想上的侵略,一股拢总都看成为对他这样不能奔赴国难的人的惩罚。他须承认自己的不能尽忠国家的罪过,从而去勇敢的受刑。同时,他决定好,无论受什么样的苦处,他须保持住不投降不失节的志气。不错,政府是迁到武汉去了。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心离政府更近了一些。是的,日本人最厉害的一招是堵闭了北平人的耳朵,不许听到中央的广播,而用评戏,相声与象哭号似的日本人歌曲,麻醉北平人的听觉。可是,瑞宣还设法去听中央的广播,或看广播的纪录。他有一两位英国朋友,他们家里的收音机还没被日本人拿了去。听到或看到中央的消息,他觉得自己还是个中国人,时时刻刻的分享着在战争中一切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就是不幸他马上死亡,他的灵魂也会飞奔了中央去的。他觉得自己绝不是犯了神经病,由喜爱和平改为崇拜战争,绝不是。他读过托尔司泰、罗素、罗曼罗兰的非战的文字,他也相信人类的最大的仇敌是大自然,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征服自然,使人类永远存在。人不应当互相残杀。可是,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这是个极大的使命。每一个有点知识的人都应当挺起胸来,担当这个重任。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
看清了这个大题目,他便没法不注意那些随时发生的小事:新民报社上面为庆祝胜利而放起的大气球,屡次被人们割断了绳子,某某汉奸接到了装着一颗枪弹的信封,在某某地方发现了抗日的传单……这些事都教他兴奋。他知道抗战的艰苦,知道这些小的表现绝不足以吓倒敌人,可是他没法不感觉到兴奋快活,因为这些小事正是那个大题目下的小注解;事情虽小,而与那最大的紧紧的相联,正象每一细小的神经都通脑中枢一样。
台儿庄的胜利使他的坚定变成为一种信仰。西长安街的大气球又升起来,北平的广播电台与报纸一齐宣传日本的胜利。日本的军事专家还写了许多论文,把这一战役比作但能堡的歼灭战。瑞宣却独自相信国军的胜利。他无法去高声的呼喊,告诉人们不要相信敌人的假消息。他无法来放起一个大气球,扯开我们胜利的旗帜。他只能自己心中高兴,给由冠家传来的广播声音一个轻蔑的微笑。
真的,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去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声音似乎专为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静不允许狂喊乱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与雍容。虽然如此,他心中可是觉得憋闷。他极想和谁谈一谈。长顺儿来得正好。长顺年轻,虽然自幼儿就受外婆的严格管教,可是年轻人到底有一股不能被外婆消灭净尽的热气。他喜欢听瑞宣的谈话。假若外婆的话都以“不”字开始——不要多说话!不要管闲事!不要……——瑞宣的话便差不多都以“我们应当”起头儿。外婆的话使他的心缩紧,好象要缩成一个小圆弹子,攥在手心里才好。瑞宣的话不然,它们使他兴奋,心中发热,眼睛放亮。他最喜欢听瑞宣说:“中国一定不会亡!”瑞宣的话有时候很不容易懂,但是懂不懂的,他总是细心的听。他以为即使有一两句不懂,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有“中国不亡”打底儿就行了!
长顺听了瑞宣的话,也想对别人说;知识和感情都是要往外发泄的东西。他当然不敢和外婆说。外婆已经问过他,干吗常到祁家去。他偷偷的转了转眼珠,扯了个谎:“祁大爷教给我念洋文呢!”外婆以为外国人都说同样的洋文,正如同北平人都说北平话那样。那么,北平城既被日本人占据住,外孙子能说几句洋文,也许有些用处;因此,她就不拦阻外孙到祁家去。
可是,不久他就露了破绽。他对孙七与小崔显露了他的知识。论知识的水准,他们三个原本都差不多。但是,年岁永远是不平等的。在平日,孙七与小崔每逢说不过长顺的时候,便搬出他俩的年岁来压倒长顺。长顺心中虽然不平,可是没有反抗的好办法。外婆不是常常说,不准和年岁大的人拌嘴吗?现在,他可是说得头头是道,叫孙七与小崔的岁数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况且,小崔不过比他大着几岁,长顺简直觉得他几乎应当管小崔叫老弟了。
不错,马老太太近来已经有些同情孙七与小崔的反日的言论;可是,听到自己的外孙滔滔不绝的发表意见,她马上害怕起来。她看出来:长顺是在祁家学“坏”了!
她想应当快快的给长顺找个营生,老这么教他到处去摇晃着,一定没有好处。有了正当的营生,她该给外孙娶一房媳妇,拢住他的心。她自己只有这么个外孙,而程家又只有这么一条根,她绝对不能大撒手儿任着长顺的意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她最大的责任,无可脱卸!日本人尽管会横行霸道,可是不能拦住外孙子结婚,和生儿养女。假如她自己这辈子须受日本人的气,长顺的儿女也许就能享福过太平日子了。只要程家有了享福的后代,他们也必不能忘了她老婆子的,而她死后也就有了焚香烧纸的人!
老太太把事情都这么想清楚,心中非常的高兴。她觉得自己的手已抓住了一点什么最可靠的东西,不管年月如何难过,不管日本人怎样厉害,都不能胜过她。她能克服一切困难。她手里仿佛拿到了万年不易的一点什么,从汉朝——她的最远的朝代是汉朝——到如今,再到永远,都不会改变——她的眼睛亮起来,颧骨上居然红润了一小块。
在瑞宣这方面,他并没料到长顺会把他的话吸收得那么快,而且使长顺的内心里发生了变动。在学校里,他轻易不和学生们谈闲话,即使偶一为之,他也并没感到他的话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学校里的教师多,学生们听的话也多,所以学生们的耳朵似乎已变硬,不轻易动他们的感情。长顺没入过中学,除了简单数目的加减,与眼前的几个字,他差不多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他的感情极容易激动,就象一个粗人受人家几句煽惑便马上敢去动武打架那样。有一天,他扭捏了半天,而后说出一句话来:“祁先生!我从军去好不好?”
瑞宣半天没能回出话来。他没料到自己的闲话会在这个青年的心中发生了这么大的效果。他忽然发现了一个事实: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这情感的泉源是我们的古远的文化。一个人可以很容易获得一些知识,而性情的深厚却不是一会儿工夫培养得出的。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的英雄,他想起来,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么?他们也许写不上来“国家”两个字,可是他们都视死如归的为国家牺牲了性命!同时,他也想到,有知识的人,象他自己,反倒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勇往直前;知识好象是情感的障碍。他正这样的思索,长顺又说了话:“我想明白了:就是日本人不勒令家家安收音机,我还可以天天有生意作,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国要是亡了,几张留声机片还能救了我的命吗?我很舍不得外婆,可是事情摆在这儿,我能老为外婆活着吗?人家那些打仗的,谁又没有家,没有老人呢?人家要肯为国家卖命,我就也应当去打仗!是不是?祁先生!”
瑞宣还是回不出话来。在他的理智上,他知道每一个中国人都该为保存自己的祖坟与文化而去战斗。可是,在感情上,因为他是中国人,所以他老先去想每个人的困难。他想:长顺若是抛下他的老外婆,而去从军,外婆将怎么办呢?同时,他又不能拦阻长顺,正如同他不能拦阻老三逃出北平那样。
“祁先生,你看我去当步兵好,还是炮兵好?”长顺呜呜囔囔的又发了问。“我愿意作炮兵!你看,对准了敌人的大队,忽隆一炮,一死一大片,有多么好呢!”他说得是那么天真,那么热诚,连他的呜囔的声音似乎都很悦耳。
瑞宣不能再楞着。笑了一笑,他说:“再等一等,等咱们都详细的想过了再谈吧!”他的话是那么没有力量,没有决断,没有意义,他的口中好象有许多锯末子似的。
长顺走了以后,瑞宣开始低声的责备自己:“你呀,瑞宣,永远成不了事!你的心不狠,永远不肯教别人受委屈吃亏,可是你今天眼前的敌人却比毒蛇猛兽还狠毒着多少倍!为一个老太婆的可怜,你就不肯教一个有志的青年去从军!”
责备完了自己,他想起来:这是没有用处的,长顺必定不久就会再来问他的。他怎么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