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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饮食,武汉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除了珍珠丸子一类的几种蒸菜而外,烹调的风格都近似江苏馆子的—什么菜都加点烩粉与糖,既不特别的好吃,也不太难吃。至于烧卖里面放糯米,真是与北方老粗故意为难了!
五 写鼓词
当我还在济南的时候,因时局的紧张,与宣传的重要,我已经想利用民间的文艺形式。我曾随着热心宣传抗战的青年们去看白云鹏与张小轩两先生,讨论鼓书的作法。
在汉口,我遇见了富少舫(山药旦)先生,董莲枝女士,和她的丈夫郑先生。这三位,都能读书写字,他们的爱国心也自然比一般的艺员更丰富。他们的眼睛不完全看着生意。只要有人供给他们新词儿,他们就肯下工夫去琢磨腔调,去背诵,去演唱,即使因此而影响到生意(都市中有闲的人们,既不喜新词儿,又不喜接受宣传),他们也不管。他们以为能在生意之外,多尽些宣传的责任,是他们的光荣。
和他们认识之后,我便开始写鼓词。
这时候,冯先生正请几位画家给画大张的抗战宣传画,以便放在街上,照着“拉大片”—一名西湖景—的办法,教民众们看。这需要一些韵语,去说明图画,我也就照着“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腊月好冷天”的套子,给每张作一首歌儿。
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敌;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分。
在冯先生那里,还来了三位避难的唱河南坠子的。他们都是男人,都会拉会唱。他们都是在河南乡间的集市上唱书的,所以他们需要长的歌词,一段至少也得够唱半天的。我向他们领教了坠子的句法,就开始写一大段抗战的故事,一共写了三千多句。他们都是河南人,所以在他们的书词里有好多好多河南土语。他们的用韵也以乡音为准,譬如“叔”可以押“楼”,因为他们的“叔”读如北平的“熟”。我是北平人,只会用北平的俗语;于是,我虽力求通俗,可是有许多用语与词汇不是他们所能了解的。由这点经验,我晓得了通俗文艺若失去它的地方性,无论在言语上,还是在趣味上,它就必定也失去它的活跃与感动力。因此,我觉得民间的精神食粮,应当用一个地方的言语写下来,而后由各地方去翻译成各地方的土语;它的故事与趣味也照各地方的所需,酌量增减改动,才能保存它的文艺性。反之,若仅用死板的,没有生气的官话写出,则尽管各地方的人可以勉强听懂,也不会有多大的感动力量。
这三千多句长的一段韵文,可惜,已找不到了底稿。可是,我确知道那三位唱坠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诵得飞熟,并且上了弦板。说不定,他们会真在民间去唱过呢—他们在武汉危急的时候,返回了故乡。
六 组织“文协”
文人们仿佛忽然集合到武汉。我天天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爱到上海去,所以我认识的文艺界的朋友并不很多,戏剧界的名家,我简直一个也不熟识。现在,我有机会和他们见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风,冯乃超,艾芜,鲁彦,郁达夫,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还遇到戏剧界的阳翰笙,宋之的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导演与名艺员。
朋友们见面,不约而同的都想组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团结到一处,共同努力于抗敌的文艺。我不是好事喜动的人,可是大家既约我参加,我也不便辞谢。于是,我就参加了筹备工作。
筹备得相当的快。到转过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会便开成了。文人,在平日似乎有点吊儿郎当,赶到遇到要事正事,他们会干得很起劲,很紧张。文艺协会的筹备期间并没有一个钱,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车马自备。就凭着这一点齐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会开成,而且开得很体面。
这是,一点也不夸大,历史上少见的一件事。谁曾见过几百位写家坐在一处,没有一点成见与隔膜,而都想携起手来,立定了脚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亲热的,一心一德的,成为笔的铁军呢?
大会是在商会里开的,连写家带来宾到了七八百人。主席是邵力子先生。这位老先生是“文协”首次大会的主席,也是后来历届年会的主席。上午在商会开会。中午在普海春聚餐;饭后即在普海春继续开会,讨论会章并选举理事。真热闹,也真热烈。有的人登在凳子上宣传大会的宣言,有的人朗读致外国作家的英文与法文信。可是警报器响了,空袭!谁也没有动,还照旧的开会。普海春不在租界,我们不管。一个炸弹就可以打死大一半的中国作家,我们不管。
紧急警报!我们还是不动。高射炮响了。听到了敌机的声音。我们还继续开会。投弹了。二十七架敌机,炸汉阳。
解除警报,我们正在选举。五点多钟散会,可是被推为检票—我也是一个—及监票的,还须继续工作。我们一直干到深夜。选举的结果,正是大家所期望的—不分党派,不管对文艺的主张如何,而只管团结与抗战。就我所记得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胡风,冯乃超,郁达夫,姚蓬子,楼适夷,王平陵,陈西滢,张恨水,老向,诸位先生都当选。只就这几位说,就可以看出他们代表的方面有多么广,而绝对没有一点谁要包办与把持的痕迹。
第一次理事会是在冯先生那里开的。会里没有钱,无法预备茶饭,所以大家硬派冯先生请客。冯先生非常的高兴,给大家预备了顶丰富,顶实惠的饮食。理事都到会,没有请假的。开会的时候,张善子画师“闻风而至”,愿作会员。大家告诉他:“这是文艺界协会,不是美术协会。”可是,他却另有个解释:“文艺就是文与艺术。”虽然这是个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绝他,他就作了“文协”的会员。
后来,善子先生给我画了一张顶精致的扇面—秋山上立着一只工笔的黑虎。为这个扇面,我特意过江到荣宝斋,花了五元钱,配了一副扇骨。荣宝斋的人们也承认那是杰作。那一面,我求丰子恺给写了字。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丢失在洋车上,使我心中难过了好几天。
我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并须担任总务组组长。我愿作常务理事,而力辞总务组组长。“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我不愿负起这个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艺界的资望既不够,而且没有办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无论如何不准我推辞,甚至有人声明,假若我辞总务,他们也就不干了。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点了头。
七 抗战文艺
这一来不要紧,我可就年年的连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长沙或别处的计划,连想也不再想了。“文协”的事务把我困在了武汉。
“文协”的“打炮”工作是刊行会刊。这又作得很快。大家凑了点钱,凑了点文章,就在五月四日发刊了《抗战文艺》。这个日子选得好。“五四”是新文艺的生日,现在又变成了《抗战文艺》的生日。新文艺假若是社会革命的武器,现在它变成了民族革命抵御侵略的武器。
《抗战文艺》最初是三日刊。不行,这太紧促。于是,出到五期就改了周刊。最热心的是姚蓬子,适夷,孔罗荪,与锡金几位先生,他们昼夜的为它操作,奔忙。
会刊虽不很大,它却给文艺刊物开了个新纪元—它是全国写家的,而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积极的,它要在抗战的大前提下,容纳全体会员的作品,成为“文协”的一面鲜明的旗帜。消极的,它要尽量避免像战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与近乎恶意的批评。它要稳健,又要活泼;它要集思广益,还要不失了抗战的,一定的目标;它要抱定了抗战宣传的目的,还要维持住相当高的文艺水准。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了它的本来面目。始终没有一篇专为发泄自己感情,而不顾及大体的文章。
在武汉撤退的时候,有一部分会员,仍停留在那里。他们—像冯乃超和孔罗荪几位先生—决定非至万不得已的时候不离开武汉。于是,在会刊编辑部西去重庆的期间,就由这几位先生编刊武汉特刊。特刊一共出了四期,末一期出版已是十月十五日—武汉是二十五日失守的。连同这四期特刊,《抗战文艺》在武汉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庆复刊。这个变动的痕迹是可以由纸张上看出来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报纸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换用土纸了。
重庆的印刷条件不及武汉那么良好,纸张—虽然是土纸—也极缺乏。因此,在“文协”的周年纪念日起,会刊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后来,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为月刊之后,它还有时候脱期。会中经费支绌与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脱期的两个重要原因。但是,无论怎么困难,它始终没有停刊。它是“文协”的旗帜,会员们决不允许它倒了下去。在武汉的时候,它可以销到七八千份。假若武汉不失守,它一定可以增销到万份以上。销得多就不会赔钱,也自然可以解决了许多困难。可是,武汉失守了,会刊在渝复刊后,只能行销于重庆,昆明,贵阳,成都几个大都市,连洛阳,西安,兰州都到不了。于是,每期只能印五千份,求收支相抵已自不易,更说不到赚钱了。
到了日本投降时,会刊出到了七十期。“文协”呢,由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文艺协会,《抗战文艺》也自然须告一结束,于是编辑者决定再出一小册作为终卷;以后就须出文艺协会的新会刊了。
在香港,昆明,和成都的“文协”分会,也都出过刊物,可是都因人才的缺乏与经费的困难,时出时停。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分会曾经出过几期外文的刊物,向国外介绍中国的抗战文艺。这是头一个向国外作宣传的文艺刊物,可惜因经费不足而夭折了,直到抗战胜利,也并没有继承它的。
我不惮繁琐的这么叙述“文协”会刊的历史,因为它实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它不单刊露了战时的文艺创作,也发表了战时文艺的一切意见与讨论,并且报告了许多文艺者的活动。它是文,也是史。它将成为将来文学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料。同时它也表现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读者看到作家们是怎样的在抗战中团结到一起,始终不懈的打着他们的大旗,向暴敌进攻。
在忙着办会刊而外,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座谈会联谊会。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块儿讨论抗战文艺的许多问题。开茶会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资;会中穷得连“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会后,刚刚得到了稿费的人,总是自动的请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饭食。在会所,在公园,在美的咖啡馆,在友人家里,在旅馆中,我们都开过会。假若遇到夜间空袭,我们便灭了灯,摸着黑儿谈下去。
这时候大家所谈的差不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如何教文艺下乡与入伍,一个是怎么使文艺效劳于抗战。前者是使大家开始注意到民间通俗文艺的原因;后者是在使大家于诗,小说,戏剧而外,更注意到朗诵诗,街头剧,及报告文学等新体裁。
但是,这种文艺通俗运动的结果,与其说是文艺真深入了民间与军队,倒不如说是文艺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产生了新的风格。文艺工作者只能负讨论,试作,与倡导的责任,而无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间与军队中去。这需要很大的经费与政治力量,而文艺家自己既找不到经费,又没有政治力量。这样,文艺家想到民间去,军队中去,都无从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写出民众读物,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发表而已。这是很可惜,与无可如何的事。
虽然我的一篇《抗战一年》鼓词,在“七七”周年纪念日,散发了一万多份;虽然何容与老向先生编的《抗到底》是专登载通俗文艺作品的刊物;虽然有人试将新写的通俗文艺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与《叹五更》什么的放在一处去卖;虽然不久教育部也设立了通俗读物编刊处;可是这个运动,在实施方面,总是枝枝节节没有风起云涌的现象。我知道,这些作品始终没有能到乡间与军队中去—谁出大量的金钱,一印就印五百万份?谁给它们运走?和准否大量的印,准否送到军民中间去?都没有解决。没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后边,它只能成为一种文艺运动,一种没有什么实效的运动而已。
会员郁达夫与盛成先生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归来,他们报告给大家:前线上连报纸都看不到,不要说文艺书籍了。士兵们无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里去借《三国演义》,与《施公案》一类的闲书。听到了这个,大家更愿意马上写出一些通俗的读物,先印一二百万份送到前线去。我们确是愿意写,可是印刷的经费,与输送的办法呢?没有人能回答。于是,大家只好干着急,而想不出办法来。
八 入川
在武汉,我们都不大知道怕空袭。遇到夜袭,我们必定“登高一望”。探照灯把黑暗划开,几条银光在天上寻找。找到了,它们交叉在一处,照住那银亮的,几乎是透明的敌机。而后,红的黄的曳光弹打上去,高射炮紧跟着开了火。有声有色,真是壮观。
四月二十九与五月三十一日的两次大空战,我们都在高处看望。看着敌机被我机打伤,曳着黑烟逃窜,走着走着,一团红光,敌机打几个翻身,落了下去;有多么兴奋,痛快呀!一架敌机差不多就在我们的头上,被我们两架驱逐机截住,它就好像要孵窝的母鸡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动那样,老老实实的被击落。
可是,一进七月,空袭更凶了,而且没有了空战。在我的住处,有一个地洞,横着竖着,上下与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撑住,顶上堆着沙包。有一天,也就是下午两三点钟吧,空袭,我们入了这个地洞。敌机到了。一阵风,我们听到了飞沙走石;紧跟着,我们的洞就像一只小盒子被个巨人提起来,紧紧的乱摇似的,使我们眩晕。离洞有三丈吧,落了颗五百磅的炸弹,碎片打过来,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我们门外的一排贫民住房都被打垮,马路上还有两个大的弹坑。
我们没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再有空袭,我们就跑过铁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天热,草厚,没有风,等空袭解除了,我的袜子都被汗湿透。
不久,冯先生把我们送到汉口去。武昌已经被炸得不像样子了。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两次弹。蛇山的山坡与山脚死了许多人。
因为我是“文协”的总务主任,我想非到万不得已不离开汉口。我们还时常在友人家里开晚会,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袭,我们煮一壶茶,灭去灯光,在黑暗中一直谈到空袭解除。邵先生劝我们快走,他的理由是:“到了最紧急的时候,你们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