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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们在法租界某处，离港口不远，其他则一无所知。有那么一会儿司机把车开进窄巷，那里实在不宜行车，只听他喇叭摁个不停以驱开行人，我渐渐觉得这实在荒唐，就像有人把马骑进屋子里一样。不过车子终究是停靠了下来，司机为我打开车门，手指着“晨欣旅社”的大门。
有位瘦削的独眼中国人带我进去。今天回想起来的笼统印象，是低垂的天花板、深色潮湿的木头与寻常闻见的阴沟味道。不过那地方看起来倒还算干净；走到一处，我们得绕过三位趴在地上的妇女，她们辛勤地刷着木头地板。到了这栋建筑物的后段，我们来到一条走廊，一长排都是门。这让我联想起马厩，甚至是牢房，其实这些小房间，竟然都是客房。独眼人敲敲其中一扇门，不等回应就把门打开。
房间小而狭长。室内没有窗户，不过隔墙并未连上天花板——最上面留了一英尺左右的空间，装有铁网——作为采光与空气流通之用。尽管如此，小隔墙里还是又闷又暗，就连外头午后高照的艳阳，也只在地上映出铁网诡异的图案。床上躺着的人似乎还在睡觉，不过等我站到床与墙之间，他动了动腿。独眼人咕哝了几句话就走了，并把门关上。
这位前孔探长骨瘦如柴，脸部和颈部的皮肤皱缩还带着斑；他的嘴巴松弛半开；一条光腿细瘦如棍棒，伸在粗糙的毯子之外，可是我看到他上身穿的内衣却白得出奇。他起先没打算坐起来，只是约略表示知道我的造访。然而他不像是抽了鸦片或喝了酒还没醒，于是我表明身份与来意，说着说着，他慢慢懂了，渐渐表现出一些应有的礼貌。
“对不住，先生”——他的英语，听起来还算流利——“我这儿没有茶水可以招待。”他咕哝了几句中文，在毯子底下动了动他的双腿。接着他似乎觉得自己失礼了，又说：“对不起。我身体不舒服。不过我很快就可以恢复健康。”
“我诚挚希望如此，”我说，“毕竟您曾是上海警界的顶尖警探。”
“真的？您实在太抬举我了，先生。我那时还算称职就是了。”他忽然用力一撑，坐了起来，把一双赤脚小心翼翼放到地上。或许是为了遮羞，或许是因为怕冷，他还是将毯子围在腰腹一带。“可是到头来，”他继续说，“这个城市会打败你。每个人都背叛朋友。你信任别人，最后才知道他原来一直在收帮派的钱。政府也是个帮派。警探在这种地方，如何善尽自己的职责？我这儿说不定还有烟。您要不要抽支烟？”
“多谢，不用了。探长，我这么说吧，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您的英勇事迹就让我十分景仰。”
“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没错，探长。邻家的男孩和我”——我浅浅一笑——“我们常常扮演您。您是……您是我们的英雄。”
“真有此事？”老人含笑摇摇头，“果真如此吗。那么，我就更不好意思了，我什么也没能招待您。您不要茶，也不抽烟？”
“老实说，探长，您可以给我更有用的东西。我今天来找您，是因为我相信您能提供我一条关键线索。一九一五年春天，您承办了一个案子，是福州路上一家名叫‘五城楼’的餐厅里发生的枪击事件。三人丧命，多人受伤。您逮捕了两名涉案人。在警局的记录里，这件事称作‘五城楼枪击事件’。这案子也许事隔多年，这个我也明白，不过孔探长，不知您是否还记得此事？”
在我身后，也许在两三间房外，有人咳嗽咳个没完。孔探长陷入沉思，接着说：“‘五城楼’的案子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还算风光。即使像现在这样卧病在床，我有时还是会想起这个案子。”
“那么，您也许记得您审问过一位嫌犯，后来您断定他并未涉及枪击案情。根据记录，那个人叫韦强。您问他‘五城楼’的案情，他却供出其他完全不相干的事。”
尽管老探长的身体已如一只松垮的皮囊包着散骨，此刻他的双眼却充满生气。“一点也没错，”他说，“他跟枪击案无关。不过他一害怕就说个不停。他什么都招。我记得，他招认他几年前参加过一个绑架集团。”
“太好了，探长。这正是档案里记载的。您听我说，孔探长，有件事非常重要。这个人给了您一些地址。那是他们绑架集团用来藏肉票的地方。”
孔探长原先盯着天花板下的铁网边嗡嗡萦绕的苍蝇，现在慢慢把目光移降到我站的地方。“确实如此，”他平静地说，“可是班克斯先生，我们已经把那些房子彻查过了。他提到的那些绑架案，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们在那些房子里没查出什么可疑线索。”
“我知道，孔探长，您分内该做的事，一定丝毫不含糊，这毋庸置疑。只不过您当时的目标是枪击事件。倘若您没把精力花在横生的枝节上，这也是理所当然。我想说的是，如果当时有某些有力人士，出手阻挠您搜索其中一处，或许您也不会太坚持。”
老警探再度陷入沉思，过了半晌才开口说：“是有那么一栋。我现在想起来了。我的手下会向我呈报结果。所有别的房子，总共七栋，我都收到回报。我记得当时确实有点不对劲。这最后一处没有报告。我的手下受到了干预。没错，我记得当时就觉得其中必有蹊跷。就是警探的直觉罢。您懂我的意思吧，先生？”
“那最后一栋，您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调查报告。”
“正是，先生。不过如您所说，那实在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您懂吧，‘五城楼’的事情可大了。闹得满城风雨。搜捕杀手的行动持续了好几周。”
“我记得没错的话，这案子难倒了两位比您资深的同仁。”
孔探长面露笑容。“如我所说，那是我事业上最风光的日子。别人办不出来，我才来接手。全城的人都在谈这件事。我才花了几天时间就逮捕了那些杀手。”
“我读过那些资料，真是佩服，佩服。”
不过这时候老人专注地盯着我看。最后他缓缓说：“那栋房子。我的手下没有搜查的那栋。那栋房子。您是说……？”
“没错。我个人以为，那正是家父家母被挟持的地方。”
“原来如此。”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试着消化这个庞杂的想法。
“您绝无疏忽之处，”我说，“容我重申，我读过报告，对您真是佩服之至。您的手下没有到那里搜查，是因为受到警界里更高层人士的阻拦。那些人，我们现在已经查明，他们收了犯罪集团的贿赂。”
咳嗽声再度传来。孔探长沉默了一会儿，才再抬头看我，缓缓说：“您是来找我帮忙。您来是要我帮忙找到这栋房子。”
“很不幸，档案给弄得一团糟。市政搞成这副德性，真是可耻。报告有的归错档，有的根本遗失了。最后，我还是决定直接来找您，这样会比较有用。我知道这简直不可思议，但我想请教您，是否还记得关于那栋房子的一点资料或是什么。”
“那栋房子。让我想想。”老人专注地阖上眼睛，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摇摇头，“‘五城楼枪击事件’。都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真对不住。那房子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探长，请您再仔细想一想。甚至只要想出在哪一区也行。比方说，是不是在公共租界里头。”
他又想了一会儿，接着再度摇头。“那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这脑筋，它不是很正常。有时候我什么都不记得，连前一天的事都记不住。不过，我还是会再想想，看能不能想得起来。也许明天，也许后天，我一觉醒来就想起什么也说不定。班克斯先生，实在很抱歉。但此时此刻，我什么事也记不得。”
等我回到公共租界，已是傍晚。我相信我在房里花了一个钟头左右，重温我做的笔记，想把跟老警探会面的失望抛诸脑后。八点过后我才下楼吃晚餐，在那华丽的餐厅里，坐在我常坐的角落。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胃口不太好，我才想丢下主菜不吃，回楼上工作去，这时候侍者却送来莎拉的纸条。
此刻我把纸条拿在手上。不过是张没有格线的白纸，上头潦潦草草写着几行字，上半张已经撕去。她写下这些话，恐怕未经斟酌；上头只写着要我立刻到三四楼楼梯间的平台去见她。如今回头看这件事，跟一周前在托尼·凯瑟克先生家发生的那桩小事，两者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也就是说，要不是我们之间发生了那件事，她可能根本不会写这张纸条。说来奇怪，侍者刚递上纸条时，我并没有多想；我在那儿多坐了一会儿，完全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召唤我。
我得在这里说明一下，自从在鸿运宫的那个晚上之后，我又遇到她三次。其中两次有旁人在场，我们只打了个照面，几乎没说什么话。第三次也一样——在怡和洋行董事长凯瑟克先生家的晚宴——我想我们又是在公共场合，所以几乎没有交谈；然而，事后看来，我们在那里的相遇，可说是某种相当重要的转折点。
那天晚上，我到得迟了些，等我被领进凯瑟克先生宽广的花房，六十多位宾客早已在树荫下与藤蔓间的几张桌子边坐定。我看到莎拉在房中远处——塞西尔爵士没来——不过我看得出她还在找自己的座位，因此我并不打算走过去。
这种场合里，宾客们似乎都遵守上海另一个特有的习俗，那就是甜点一上——甚至还等不及好好吃完——就离开原先排定的座位，四处找人交际。毫无疑问，我心想等这一刻到了，我就可以过去跟莎拉聊聊。然而等到甜点终于上桌，我却给坐在我身边的女士缠住了，她想跟我解释中南半岛政局的细节。我才甩掉她，主人却又站出来宣布“余兴节目”的时间到了。他接着介绍第一位演出者——有位弱不禁风的女士从身后的桌位走出来，到众人面前朗诵一首有趣的诗，显然写诗的人就是她自己。
她后面又有位先生清唱了几段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轻歌剧，我推断我周遭的人，大半都是有备而来。客人一个接一个上场，有时三两成群；还有情歌清唱与讲笑话。风格总是戏谑轻浮，有时甚至还开黄腔。
接着有位高大的红脸男士——我后来得知他是汇丰银行的董事——走到众人前面，他晚宴的短外套外面还套了一件短袍。他展开手上的卷轴，读一篇从各个层面讽刺上海生活的长篇大论。几乎文章里提到的所有人事物——某些人、某些夜总会洗手间的摆设、某些官场上文山会海的轶事——我都完全没有概念，可是房里的每一个角落很快就充满了笑声。到这时候，我四处寻找莎拉的踪影，结果看到她在另一个角落里，和一群女士坐在一起，跟大家笑得一样开心。她身边的女士，显然喝了不少，放声狂笑，几近失态。
红脸先生演出差不多五分钟的时候——那时大家的兴奋似乎有增无减——他连续说了三四个极其有趣的笑话，整个房里的人几乎都放声大笑起来。正巧在这时候，我又瞥见莎拉。起初这一幕似乎与之前别无二致：莎拉在人群中，笑得快要没有力气的样子。我之所以再多看她几眼，是因为我有点意外：她来上海也不过一年，怎么就已经对上海的社交圈这般烂熟，连这些极其晦涩的笑话也能让她乐成那样。正是这个时候，正当我凝视着她思索这个问题时，我才赫然发现，她根本不是在笑；她并不是在拭着笑出来的眼泪，是我看错了，她其实是在啜泣。我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见。后来，众人还在大笑，我悄悄起身，穿过人群。我略微闪躲，走到她的身后，此刻我已不再有疑问。在一片欢乐中，莎拉悲不可抑地独自哭泣。
由于我是从她身后靠近的，因此我递上手帕给她时，她吓了一跳。接着她抬头望着我，凝视着我——看了我约莫四五秒——目光中除了感激，还有类似疑问的眼神。我倾身向前，以便把她的眼神看清楚些，可是她接过手帕，却转身面向红脸先生那边。又是一阵欢笑响遍房里，莎拉也跟着笑了一声，尽管她拿手帕压在眼角，还是看得出她在强颜欢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