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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阿拉伯国家旅行的人，常常会抱怨当地人跟你讲话把脸靠得很近，让人不知所措。当然这不过是因为当地的习俗与我们不同罢了，任何思想开放的访客，不久便能见怪不怪。我也想过，我应该设法以类似的观点来看待这三个星期以来，我在上海碰到的某个状况，也就是：大家一有机会就挡住别人的视线。每当你刚进入某个房间或者才下车，马上就有人面带笑容挡住你的视线，让你连最基本的环境观察都无法进行。多半挡你的人，就是邀你来的那个人或是带路的人；但是，就算被围堵的视线一时有了缺口，那儿也永远不乏旁人急着填补这个空缺。就我所知，这个社区里的各国成员——英国人、中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俄国人——都同样热中此道，于是我们不得不做出结论：这是上海公共租界发展出来的独特习俗，超越所有种族与阶级的藩篱。
我花了好几天才看清楚这项本地的奇风异俗，并理解这就是我刚到的那阵子屡屡迷失方向手足无措的乱源。如今，尽管偶尔又为之气恼，我却不会再过度在意此事。再说，我发现上海有另一种可与之互补的习俗，这让我的生活好过些：在这里，对于挡路的人，就算你把他一脚踢开，似乎大家都还能容许。虽然我自己还没那个胆量亲身试试这种特许权，但我早在几次社交聚会上见识过名媛淑女扫除路障是何等霸气，而且不会惹来半声怨言。
到这里的第二天晚上，我走进汇中饭店顶楼舞厅的时候，还没搞清楚这两种耐人寻味的习俗，结果晚上大半时间都过得很不愉快，当时以为公共租界就是这般混乱拥挤。走出电梯，才瞥见铺向舞厅的豪华地毯——上面站了一整排的中国侍者——今晚的主人之一，英国领事馆的麦克唐纳先生，就把他的庞大身躯挡在我身前。我注意到我们经过时，这些侍者就会鞠躬，戴着白手套的手在身前抱拳，感觉挺新鲜的。不过我们才经过第三位——总共有六七位侍者——这一侧的视线也被晚宴的另一位主人挡住了。那是一位叫做格雷森的先生，代表上海工部局(1)。他赶到我身边，继续他刚才在电梯里讲到一半的话。根据我两位东道主的说法，“这是城里最时髦的夜总会，来的都是上海的精英”。才一进舞厅，我就觉得我掉进了人潮的洪流。高耸的天花板挂了华丽的吊灯，我依此猜测房间应该相当宽阔，虽然一时之间还无法证实。我跟着两位主人走过人群，看到厅内一侧全是大窗子，此刻夕阳斜照。我瞥见远处有座大舞台，台上有几位身着白色燕尾服的乐师在那儿闲晃聊天。他们跟大家一样，好像在等待什么——也许只是等待夜幕低垂。总之，会场的气氛浮动，大家互相推挤着，没有明显的目的。
我几乎跟丢了主人，不过我随即看到麦克唐纳先生向我招手，于是我走到一张小桌边坐下，桌上铺着浆熨过的白色桌巾，我的伙伴们也跟着挤了过来。从这个较低的位置，我可以看到一大片地板现在已经空了出来——待会儿应该会有歌舞表演——所有在场的人都挤到厅里靠玻璃窗这一侧的狭长地带。我坐的这张桌子跟一长排的桌子放在一起，我想看看这排桌子的尽头有多远，却被人挡住了。邻桌并没有人坐，可能是因为人潮拥挤不好坐。一点也不假，没多久我这张桌子仿佛变成了一叶小舟，任上海名流的浪潮从四面八方冲击。再者，我的到场也并非没人注意；我听到耳语在身边传递，告诉大家我来了，愈来愈多的目光投射过来。
后来的情况实在教人如坐针毡，尽管如此，我记得在我还能忍受的时候，我还是努力继续刚才坐车来饭店的时候，在车上与两位主人谈论的话题。我记得曾对麦克唐纳先生说：
“我深深感激您的建议，先生。不过，老实说，我宁可独自进行调查。我习惯这样工作。”
“那就依你了，老兄，”麦克唐纳先生说，“我只是想提提无妨。我建议的那些人当然对上海了如指掌。最厉害的几位可以媲美苏格兰场的高手。我只是觉得他们或许可以帮你省去些许宝贵的时间罢了。”
“不过，您应该记得我告诉过您，麦克唐纳先生。我是对案情有了清楚的了解，才从英国出发的。换言之，抵达此地并非起点，而是多年研究的顶峰。”
“换句话说，”格雷森忽然插嘴，“您来我们这里，就是要把这事做个了结。真了不起！真令人高兴！”
麦克唐纳对这位工部局的代表投以鄙夷的眼神，然后当格雷森没说过这些话似的，继续他的话题。
“我绝没有怀疑你的能力，老兄。你的记录可是相当辉煌。我的意思是，多一点人手支援你。当然是完全听命于你。不过，你知道的，就是要让事情尽快了结。你刚到这里，可能还不完全明白情况已经紧迫到了什么地步。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我知道；可是，我只怕我们没那么多太平日子了。”
“我完全了解情况紧急，麦克唐纳先生。不过我只能重申一事：我有十足把握相信事情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条件即是，我必须要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进行调查。”
“那真是太棒了！”格雷森欢呼，又让麦克唐纳冷冷瞪了一眼。
那天大半的时间，麦克唐纳先生都陪在我身边，我愈来愈受不了他假装只是一位身兼接待事务的领事。让他露出狐狸尾巴的，不只是他对我的计划好奇得超乎常情——或者他急着强塞“助手”给我；还有他说谎时脸不红气不喘的样子，再加上雍容优雅的礼节，一眼就看得出他是高阶情报人员。当天晚上到了那个节骨眼，我大概已经厌倦于应付他言辞闪烁的把戏，于是我提出了一项请求，仿佛真相我们早已彼此心照不宣。
“既然您提起协助一事，我倒是对警方所谓的‘黄蛇凶杀案’特别感兴趣。”
“哦，是吗？”我看得出麦克唐纳的表情里出现戒心。反观格雷森，他似乎不知道我所指为何，看看我又看看他。
“老实说”——我说下去，仔细盯着麦克唐纳——“我正是搜集了充足的‘黄蛇凶杀案’的资料，才决定走这一趟。”
“原来如此。所以你对‘黄蛇’的案子有兴趣。”麦克唐纳假装若无其事，往厅里望了一眼，“那案子很棘手哟，不过没那么重要吧，若以大局而论，我倒不会想到这桩案子。”
“那可不然。我相信这案子事关重大。”
“容我打个岔，”格雷森终于找到空当插嘴，“敢问你们谈的‘黄蛇凶杀案’是怎么回事？我从来没听过。”
“那就是大家所说的共产党报复行动。”麦克唐纳告诉他，“红军对待背叛自己人的告密者，便是杀光他的全部同党。”接着他转过来对我说，“这种事情时有所闻。红军干起这种事毫不留情。不过那是中国人的家务事。红军已完全在蒋介石的股掌之上，蒋介石也打算继续追剿他们，不管日本人侵不侵略。我们只想作壁上观，你知道的。真没想到你对这个案子这么有兴趣，老兄。”
“不过这些特定的报复行动，”我说，“这些‘黄蛇凶杀案’，已经持续许多年。过去四年来每隔一阵子就会发生，至今已有十三人遇害。”
“你细节知道得比我还多，老兄。不过就我所听到的消息，这些报复行动之所以会延续这么多时日，是因为红军不知道谁是叛徒。每当他们认为这位‘黄蛇’老兄另有其人了，他们就再找个目标下手。”
“麦克唐纳先生，有件事对我的工作会有很大帮助，就是让我跟这位告密者谈谈。这位大家所说的‘黄蛇’。”
麦克唐纳耸耸肩。“这全都是中国人的家务事，老兄。我们谁也不知道‘黄蛇’是谁。在我看来，要是中国政府肯公布此人身份，也算是好事一桩，免得又有无辜百姓被误认为和他有瓜葛。可说实在的，老兄，这全都是中国人的家务事啊，我们最好别插手。”
“我得跟这个告密者谈，这事关重大。”
“好吧，既然你的意愿这么强，我会帮你跟一些人说说看。不过，我可不能跟你保证什么。这家伙似乎对中国政府极有用处。蒋介石的人马把他的身份藏得滴水不漏，我猜想。”
我开始察觉，这时候有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挤过来，不但想看看我本人，更想顺便听听我们在谈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必期望麦克唐纳会说真话，所以我决定暂时搁下这个话题。事实上，我当时有个冲动，想要站起来喘口气，不过我还来不及动作，格雷森就面带笑容倾身向我说：“班克斯先生，我有件事想简单向您报告。是这样子，先生，我好荣幸能负责举办那个宴会。就是那个欢迎仪式。”
“格雷森先生，我实在不愿显得不知好歹，不过就像麦克唐纳先生刚刚说的，时间实在相当紧迫。而且我已经感受到太多热情的接待了，实在承担不起……”
“不，不，先生”——格雷森先生紧张地笑了笑——“我指的是另一个欢迎的仪式。我的意思是，欢迎令尊令堂历劫多年归来的那个。”
这点，我得承认，来得有点突然，也许有那么一秒我愣在那里瞪着他。他又紧张地笑笑，对我说：
“当然，现在还言之过早，这个我明白。还得等您破案呢。当然，我也不想先空欢喜一场。可是无论如何，您知道的，我们还是有义务准备。只要您一宣布破案，大家的目光都会投向我们工部局，期望我们举办一个场面配得上这事的典礼。他们会希望典礼能别出心裁，他们会希望愈快愈好。不过您知道的，先生，举办这种场面的活动，实在不简单。因此是这样子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先提几个概略的方案让您选择。我想先请教，先生，不知道您满不满意极司菲尔公园这个地点？是这样子，我们恐怕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场地……”
格雷森说话的当儿，我渐渐听到某种声音——从宾客谈笑声后面的某处传来——那是远方的枪炮声。这时格雷森的话被一记撼动舞厅的轰然巨响打断。我紧张地抬起头来，却见四周宾客谈笑依旧，甚至欢笑，鸡尾酒杯还拿在手上。过了一会儿，我可以察觉人群往窗边移动，就好像是外头有一场板球赛又开局了似的。我决定逮住这个机会脱身，于是起身跟着大家移动。我前面挡了太多人，什么也看不到，我想办法往前钻，这时我听到身边有位鬓发斑白的老太太对我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