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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单位叫茶叶公司！我上大学只做了两件事：看书，睡觉。从大三开始，同学们就为着分配东跑西跑。我却是整个就睡不醒。直到知道自己被分配到茶叶公司那天，才像从睡梦中惊醒。脑子嗡地响了好半天，似乎那个夏天所有的蚊子都钻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还从来没有碰过茶叶，只喝白开水，想奢侈了就喝可乐或汽水。咖啡我想味道一定不错，但那会儿我还没有口福消受。我爸爸也不喝，喝不起。他口渴了就喝凉水。他用木瓢舀了凉水，仰着脖子就灌，喉结急剧地上下窜动，就像有只甲壳虫在里面拼命往上钻。凉水还会从木瓢两边流出来，湿润了爸爸红红的胸膛。胸膛便冒着汽，有点像铁匠淬火。我读高中的一个暑假，随爸爸在田里收稻子。太阳很老，晒得我头发蒙。爸爸口渴了，取过田边的竹筒，咕噜咕噜地灌了几口凉水，然后把竹筒递给我。我摇摇头，没有接过竹筒，其实我渴得喉咙都快粘到一块了。爸爸怪笑一声说，你小子有本事就着劲读书，做个城里人了，天晴在阴处，落雨在干处，坐板凳，摇蒲扇，吃白米，渴清茶！爸爸知道我不敢喝凉水。我是命贱人贵，喝凉水肚子就痛。我妈妈总是把我身体孱弱的罪过揽在她的身上。她说怀上我那年，正遇大荒，她总是吃不饱，而她又不敢像别的女人那样，夜里摸着黑，去偷生产队里的红薯。那年田里的稻子没收几粒，地里的红薯却胀得好大一个的。那年啊，队里的红薯堆得山一样高！妈妈后来老是同我说起那年的红薯，我才慢慢明白，她其实一辈子都在后悔当时没有去偷队里的红薯，才让我身体这么孱弱。我爸爸却认为当年日子那么苦，他们还生了我，养了我，算是我的运气了。不然啊，你还是一口痰哩！小时候听爸爸这么说，我只觉得自己原本脏兮兮的，本是一口痰。只为我的单薄，他总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早先对茶叶的印象只有小时候听过的一首歌《挑担茶叶上北京》。这首歌调子太高，拖得老长，我唱不上去，唱不上去我就不唱了。这也就是我的个性，不肯勉强做任何事情。这其实就是懒，没本事。别的同学四处联系单位去了，我却想自己一个农民的儿子，现在成了城里人了，知足了，还挑什么单位？可真要我去茶叶公司，我着急了。没想到多年前的那个夏日，爸爸无意间的一句风凉话，竟一语成谶。
可我真的不想到茶叶公司去喝清茶。别的系别的班我不知道，只知道我们班五十四位同学，仅有六位分配到了企业，而我去的茶叶公司，谁也没听说过！就几片破茶叶，还用得着专门成立什么公司？我读大学那会儿，虽不怎么争气，想的却都是些天下大事，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茶叶！见我愤愤不平，有的同学说我农民意识。我愈加愤怒，几乎要动手打那位同学。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最恨别人说我农民意识。他们有关系有门路找到了好单位，却不许我生气。我生气了就是农民意识！农民倘若安分守己，城里人就赞美你朴实、厚道。你稍稍动脑筋想些问题，就是农民式的狡黠。你若执意要平等，就是农民意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成天睡在学校宿舍那张破床上生气，每翻一次身都震得床铺吱吱响。那些找到了好单位的同学，有意撮起鸡屁股那样的嘴巴，吹小曲。我满脑子农民起义的想法，血都快煮沸了。
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终于从床上跳了起来，直奔市政府。这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我必须去市政府上访。我当时思考这事，使用的思维语言并不是“上访”之类的官方语言。我把政府说成当局，上访谈成交涉，请求政府竟成了正告当局。似乎政府就是同我平起平坐在一张板凳上的一个大活人。
我刚准备跨进市政府大门，武警战士手一伸，拦住了我。我暗自交代自己镇静，不用害怕。政府有什么可怕的？这可是人民政府啊！可我的心脏很不争气，扑扑地跳个不停，感觉它已经跳到喉咙口了；脸一定红得像猴子屁股汗水直流。我几乎口吃了，说了几句自己都理不清头绪的话。武警战士当然听不明白，喝令我去传达室办登记。士兵的粗暴让我感觉到了羞辱，却只好在心里自嘲：秀才碰上兵，有理讲不清。
我想老百姓的浪漫真是好笑，还《挑担茶叶上北京》，谁有本事你挑担茶叶上北京去试试！别说上北京了，你挑担茶叶上这市政府来试试！我茫然四顾，不知往哪栋办公大楼去。我瞧准一栋最气派的办公楼，心想那里该是我要去交涉的地方。可刚才士兵的威严已让我的勇气减去了几分，只不过是自己不想这么承认而已。我只好再次调动自己的愤怒，让愤怒给我勇气。
坐在办公室的是位白胖的中年女人，看样子刚打了一个哈欠，睫毛上挂着泪花。见我推门进去了，她忙擦了擦眼睛，客气地招呼我坐下。我坐下去之后，她又示意我关了后面的门，免得跑了冷气。这里凉飕飕的，太舒服了。冷气开始浇灭我的火气。同一位陌生女人在如此舒服的房间里对坐着，我是第一次，内心有些尴尬。我尽量显得从容些，双手自然地抱在胸前，操着生硬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不时地耸着双肩，像位西方绅士。中年女人微笑地望着我，很专心的样子。她的神情让我感动，鼓舞了我，我更加滔滔不绝。电话响了，她抓起电话，温柔地哼哼喂喂是是哦哦。完了。我刚准备接着说下去，她如梦方醒的样子说，你是说这事啊？不归我们管。然后她客气地告诉我应找哪个部门。我还想申述几句，中年女人先起了身。我只好起来，硬着头皮道了谢。当我拉上门的时候，隐约听见这女人在我身后嘀咕了一声。我脸立即发烧。其实我根本没有听清她说了什么，脸却烫得跟火烧似的。当时我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事，仍然按照她的指点，朝另一栋办公楼走去。外面热得令人憋气。后来我总在想，那女人在我背后说了句什么话？我只知道当时自己的脸一下子红了。人潜意识里的感觉有时是最准确的。我便猜测，那女人说的一定不是什么好话，十有八九是说我神经病。那个下午，我就在一栋又一栋办公楼间进进出出，一会儿凉，一会儿热。我不想进任何一栋办公楼了。多年之后，我只要想起政府，再也没有想到什么平起平坐的大活人，只回忆起一张张似笑非笑的脸，还有下班时的办公室沉闷的关门声。
我终究不愿回到老家去晒太阳，不想去淋雨，最后还是去茶叶公司报到了。家里听说我分配到了茶叶公司，像是沾了很大的光。父亲最初的愿望只是想我也像县城里的人一样，天晴在阴处，落雨在干处，坐板凳，摇蒲扇，吃白米，喝清茶。他们没有想到我竟然留在了市里，真是祖上坟场占得好。家乡到这个市里，得坐一整天的火车。在他们的心目中，越是遥远的地方，越是大地方、好地方。最遥远的除了天上，就是北京。天上是好的地方，北京也是最好的地方。我奶奶一辈子没吃过几顿饱饭，寿命却长得让城里人嫉妒，活到一百零五岁。她老人家所有的记忆只停留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再也不往前走了。公司正在装修，走廊里尽是涂料桶和瓷地板砖。接待我的是人事科长，女的，四十多岁，姓陈，叫陈雪华。我已经在学校那张破床上不吃不喝睡了几天了，想清楚了许多事情。我想这个茶叶公司，不过就是我要走过的一个站口而已。我从这里走进去，就得风风光光地出来。我萌生这个野心，没有任何依据，也许只是在安慰自己。我便很愉快似的，笑眯眯地进了她的办公室。听了她的自我介绍，我便很尊重地叫她陈姐。陈姐戴着副白框眼镜，镜框显然太大了，滑落在鼻尖，压得鼻尖亮亮的，有些反光。我从小就有个毛病，不喜欢发亮的东西，甚至包括光、金等跟亮有关的词。所以陈姐亮亮的鼻尖便格外刺眼。可她安排我坐在她的对面，我天天得望着她亮晶晶的鼻尖。
公司没有空房了，陈姐让我先住在办公室里。我原是最喜欢睡懒觉的，现在只得早早就起来，把办公室打扫干净，等待上班时间的到来。好在是夏天，不用铺床叠被。晚上，我将办公桌上的文件报纸拿开，用几本书做枕头，躺下看书。困了眼睛一闭，就睡觉。
公司所有人都叫她陈科长。有时她不在办公室，别人来问，陈科长在吗？我说你是找陈姐？她不在。别人就说，对对，陈科长。她不在？好几次都是这样，当我说陈姐时，他们就替换成陈科长。我便怀疑自己叫陈姐是不是叫错了。一天清早，她一进门，我就叫陈科长早。陈科长应得比平时响亮多了。笑容也灿烂些。我便后悔起初怎么没有叫她陈科长，却叫陈姐，简直自作多情。
陈科长让我先熟悉基本情况，给了我一大摞文件。这可苦了我。我是那种古板的理科生，如果不是文字特别好的美文，或是特别吸引人的武侠小说，我宁愿看方程式或者化学分子式。如今她让我天天看文件，如何了得！又是夏天，闷热难耐，端着文件看上几行，就昏昏欲睡。我只得隔会儿跑到水龙头边去冲脸。等我冲了脸，回头总可以望见几个民工站在身后，板着脸，很不耐烦的样子。他们在等着接水。我保持风度，说声对不起，不同他们计较。他们是辛辛苦苦，是在帮我描绘公司美好的蓝图哩。我想公司装修好之后，一定气派。
我到公司快一个月了，都没有见到我们的总经理。总经理姓刘，叫刘雅文。听上去是女人的名字，其实是男的。我总没见着他，只天天听着他的名字。领导就是这样，影响无所不在。听久了总经理名字，刘雅文几个字在我头脑里就形象化了，似乎总经理应是位斯文的读书人。副总经理有三位：邢亚礼管业务，排第二；贺发友管财务、人事等，排第三；何平管党务、纪检、监察、工会、计划生育等，排第四。这几位副总倒是见过几面。他们到人事科来过，找陈科长。陈科长介绍我时，他们差不多都说同样的话。哦，新来的大学生？好好，年轻人，好好。
陈科长说刘总很忙，他正在忙着一件大事，申请公司破产。
我听了眼睛都直了。我怎么这么背时倒运？好不容易读了十几年书，从那贫穷的乡村里奔出来，就是为了到一个破产的公司来？
陈科长看出了我的惊讶，便说，你刚接触实际，还不懂。想破产不容易，你得有能耐才能办到。我们公司，破了好啊！
我怎么也想不通公司破产竟然是好事。我只知道公司破产，职工就得失业，就得流落街头。尽管后来我知道我们不叫失业，而叫下岗，但还是想不清楚这事。可陈科长说到这事，却一脸愉快的表情，很佩服刘总的活动能力。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介绍一个奇怪的部落，人死了，家人不能哭，而是哈哈大笑，他们认为人死了就是升了天。我是不是到了那个奇怪的部落？
可是，既然公司要破产了，还装修什么？
我这话问得一定很傻，因为陈科长似笑非笑地凝视我片刻，摇了摇头。
我越来越懵懂。好像林语堂先生说过，人在小时候什么都不懂，上了大学就以为什么都懂得，出了校门又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了。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懂。
刘总还没见着，陈科长同我谈了话，分配我管公司的人事档案。她说，本来，人事档案都由党员干部管，你又不是党员。现在，年轻人加入组织不积极，公司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你先一边干着，一边积极向组织靠拢。我看了你的档案，你在学校表现不错的，组织上信任你。
我却丝毫没有被信任的感觉，倒像被人窥视了隐私，浑身不自在的。其实我在学校表现平平，只是没有挨过处分而已。陈科长说话头一点一点的，鼻尖上的亮光便一晃一晃的。望着这种刺眼的亮光，就像听见玻璃刮在铁皮上，心里躁得慌。听中文系的同学说，这好像叫通感。
档案室就是办公楼顶头拐弯进去的一间阴暗的屋子。选择这样一间屋子作为档案室，实在是个很好的创意。陈科长想拉亮电灯，一伸手，见拉线断了，够不着，就站在门口说，你先清理一下档案吧。
陈科长走了，我架上凳子，才拉亮了电灯。屋子的四壁都摆着大柜子，只有一面墙上的柜子顶上开着高窗，透进些灰暗的光。热浪夹着霉味扑面而来。我忙拧开了电扇。电扇一开，灰尘又扬了起来。我跑出来，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等尘埃落定之后，才敢进屋去。陈科长说过，公司已经好久没有档案员了，档案有些乱，先得清理。
档案管理很重要的啊，档案工作的专业性很强哩，这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啊，你得好好学习，一点一点积累经验。陈科长说着这些道理，表情严肃得就像档案。
其实我清理了几天，发现就这么一回事。这里的档案原是乱七八糟堆在柜子里的，要找一个人的档案就得把几个柜子翻遍。听说原先那位档案员跟总经理搞僵了，有意把档案弄成这样子，赌气出去自办公司了。
我稍稍一想，发现这工作其实很简单，我先列了张表，把所有档案分成在职和离退休两大类，再按姓氏声母分成ABC若干类。表上确认无误了，再按图索骥，分类进柜。四百多人的档案，我用了一天半时间就清理完毕。我有些得意，这毕竟是我走出校门后完成的第一项工作。
ABCD是什么意思？怎么这样分类呢？我们原来是按科室分类的。
我没想到陈科长会不满意，一时语塞，支吾老半天，才说，我想这样分类科学些。公司科室的人员肯定是经常变动的，档案就得动来动去，不方便，还增添了很多无意义的劳动。若是这样，不管人员怎么变动，档案只在一个柜子里不动，省事多了，也好查找些。
陈科长笑笑，说，你读书人，很能说啊！
直到陈科长走了好久，我才反应过来。她并不是赞赏我口齿伶俐，而是在嘲讽我。我顿时脸红耳热，心跳加速。独自坐在档案室里想了好久，只好忍气吞声。人家的嘲讽很含蓄，我纵使有火也只能放在心里含蓄着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逐本逐本地整理档案。我很快发现，档案工作原来真的有意思，甚至能让人着魔。我对档案的兴趣是从退休工人李满生的档案开始的。他的档案材料最乱，我不得不一份一份看，结果看到了下面的材料：
<blockquote>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处分：</blockquote><blockquote>1958年市茶叶公司合并到土产公司。（我）后到王家桥橘子加工厂任内箱组（组）长，还负（责）加工组工作。加工组的向玉英因（为同我）工作接触较多，我验收出口橘子（要求）太严，工人反（返）工太多，所以少数同志（对我）恨之入骨，造谣说我和向有两性关系。（于是）就召开全公司群众大会，团员大会，诽谤我乱搞两性关系，道德败坏，（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兵痞，混入解放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还说我）偷橘子，作风非党（常）恶劣等罪名，后宣布两条决定：一、开除我的团籍；二、开除我的公职。见我家庭生活困难，允许我在公司做小工。1960年5月，在新店门市部，女职工李明花给小孩喂奶，我就去逗她小孩，摸她小孩的下巴，不小心手指碰着了她的奶子，她打了我一耳光。公司说我流氓成性，累（屡）教不改，调戏妇人，开了我的批斗会，不准我做小工了。李明花我们是老熟人，平时很随便，也有些打打闹闹的事，她那天是有意出我的丑，打了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党坚持了真理，修正了错误，贯彻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使我蒙受不白之冤长达二十七年（之后），在今年12月五日给我彻底平了反，（让我）从（重）见了光明。</blockquote>
我读了一遍，有些读不通，再读一遍，默默加上括号里的字，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退休干部吴大运的档案也有意思，里面有这么一页：
<blockquote>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处分：</blockquote><blockquote>1973年，我被抽在公司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话剧。女演员林满英从参加工作起就同我在一个科室，平时关系很好，但只是纯洁的革命同志感情。我们平时也开开玩笑，都是很正经的。有回，演话剧《再上井冈》，中间有男女主角耳语的情节。先是我对林满英耳语，我说：“满英，我喜欢你。”其实是开玩笑，我已是有家有室的人了，她是才参加工作几年的小姑娘。林满英不敢不点头，因为是在演戏。过会儿，轮到她同我耳语了，她骂我：“砍你脑壳！”我接了她的骂，也只好点头，好像我同意她砍我的脑壳。再轮到我向她耳语时我骂了粗话，接下来就没有耳语场面了，我看出林满英心里很气的样子，那天她演戏都不太对劲。戏演完了，退到后台，林满英过来说：“我要同你说清楚，你别走。”散后，我跟她到了河边。我有些害怕，因为是我先惹她。她问我：“你为什么要耍流氓？”我说：“我没有耍流氓。我说喜欢你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我是真的喜欢你。”林满英就哭了，说我欺负她。第二天，她把这事向组织上汇报了，我就被开除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被戴上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流氓的帽子……</blockquote>
吴大运的文字通顺些，我翻翻他的学历，原来是解放初的高中毕业生。
我突然有了一种窥探别人的冲动。现在我最想知道陈科长档案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我找来她的档案，从第一页看起。她的第一份鉴定表是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填写的，时间是1972年。有点看头的是她的自我鉴定一栏：
<blockquote>自我鉴定（政治思想及工作表现）：政治立场坚定，革命警惕性高，敢于同一切反革命言行作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有一次，我看见同寝室的林满英鞋垫上纳有五角星，非常气愤，当面批评她思想反动。我马上将她的错误行为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使她的反革命险恶用心没有得逞。</blockquote><blockquote>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年之内我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深刻领会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晚上熄灯之后，我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毛选，结果被林满英报复，她向组织上汇报，说我晚上躲在被窝里看黄色书籍。后来组织上通过深入调查，证实她是诬陷。由于我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被突击吸收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我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是我第二次生命的开端。</blockquote><blockquote>工作积极肯干，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苦活争着干，累活抢着干，脏活积极干。工作不怕流汗，革命不怕流血。革命事业高于一切，工作是最快乐的事情。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blockquote>
陈科长的思想政治表现和政治学习都写得很具体，还详写了事件，但写到工作却只有几句空话。也许工作太琐碎，不太好写吧。她的档案里还有一段文字很有意思。这是过了几年的事：
<blockquote>何时何地因何种原因受过何种处分：</blockquote><blockquote>1975年，我妹妹陈秋华和王为民谈朋友。王为民同志经常到我家里来玩儿。我作为姐姐，热情招待他。我妹妹话不多，结果在我家里的时候，我和王为民说话的机会还多些。我妹妹就起了疑心，说我抢她的男朋友。我说没有，她不相信。后来，我妹妹就疯了。她疯了之后，我和王为民照顾她，劝她，给她看病。我妹妹只要看见我和王为民在一起，就要死要活。有一天，她看见我和王为民进屋来，就往外面跑，卧轨自杀了。组织上认为我对这事负有责任，给了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blockquote>
我想知道她后来是不是同王为民结了婚，查了查她配偶的名字，令我失望，她配偶叫张永生。这名字听上去像位革命烈士。
我猛然想起，一直没有发现总经理刘雅文的档案。查了查索引表，见上面没有他的名字。怎么回事呢？我首先想到的是丢失档案的责任，我接手档案没有同任何人办移交，倘若少了谁的档案，就说不清了。我马上跑去办公室问，陈科长，怎么没看见刘总经理的档案？
陈科长望着我笑笑，问，你想看刘总的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