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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他的诗和所谓“女人”小说，写得都没“及格”。
“贾平凹”三个大字李建军 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
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
——再评《怀念狼》兼论一种写作模式
□李建军
又读了一遍《怀念狼》，是，为我两年前发表的关于这部小说的概括性的判断，寻找更稳定的支撑和更充分的依据，或者，自私点说，我想让自己能心安理得，免得因为判断多于分析、评价悬离文本而遭人诟病。当然，不仅如此。我在那篇访谈文字中说过这样的话：《怀念狼》炒得很热，卖得很火，“是一种怪现象”，是“文学腐败的一种典型样态”。典型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因此，细致地分析贾平凹的这部全面意义上的失败之作，就具有积极和必须的性质：这有助于我们认识一种绝非个别现象的消极的写作模式和创作倾向。
狼：—个匪夷所思支离破碎的象征形象
狼是《怀念狼》中的核心形象。作者既想让它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元，又把它当作主题和意义的承载体。但是，它是由作者的随 意而混乱的想象和观念拼凑起来的符号，虚幻而又单薄，就像一个酒徒酩酊大醉时的含混而豪迈的狂言。它忽而变成人，忽而变成猪或其它动物，忽而伤人吃人凶相毕露，忽而温柔孤哀凄楚可怜，完全成了作者通过文字自娱的一个话语道具，从中根本看不到深刻的意义指涉。
一般来讲，狼可以被处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象征形象。一种是消极的。它的凶险而残忍的本性，使它适合用来象征那些给人带来恐惧、威胁和伤害的否定性力量。狼的这种消极的象征形象，在小说中，是最为常见的。对于残忍的人，狼就是他最好的象征符号，正像近藤直子女士所说的那样：“吃人”的人“除了比喻成‘狼’什么的之外，看上去不就是无法形容的生物吗?” 近藤直子：《有狼的风景》，廖金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陈忠实的《白鹿原》及中国古代的一些笔记小说中，狼就被赋予了这样的象征意义。鲁迅笔下的狼，甚至成为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性格里最可怕的东西的象征，一种具有原型意义的象征。
狼的另一种象征形象是积极的。它象征着孤独、愤怒、被逼入绝境的绝望的生存者，象征着那些拒绝接受现存生活秩序和价值体系，而与社会保持疏离姿态甚至对抗姿态的人。黑塞的《荒原狼》、鲁迅的《孤独者》、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中的狼，就是这样的象征形象。黑塞小说中的狼，是典型的积极类型的象征形象。《荒原狼》里的主人公哈立·哈勒与他的时代和社会格格不入，并因此“感到了灵魂的痛苦”：“在如此满足现状、如此中产阶级化、如此缺少精神的时代，面对着这种建筑、这种商业交易、这种政治、这样的人群，发现上帝的足迹是多么困难啊!在这样的世界中，我怎么可能不变成一只荒原狼、一个粗野的隐士呢!这个世界的目的我无法苟同，它对于我毫无欢乐可言。”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54—55页。他如此绝望：“我的确就是如我经常自称的那样，是一只荒原狼，是一个在陌生而无法理解的世界里的一头迷途的野兽，是再也找不到家乡、空气和食物的野兽。”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李世隆等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54—55页。这样的象征形象，具有令人震惊的讽喻力量，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时代生活所存在的问题，所面临的价值危机和道德困境。
然而，贾平凹笔下的狼，既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象征，又不是真正积极意义上的象征；既缺乏必要的明晰性，又缺乏充分的深刻性。本来作者在这部小说的开端部分，曾叙述成千上万只狼如何攻陷了一座城池，咬死了数百名妇女儿童，不仅如此，作者还明确交代，正是狼灾引发了匪乱，带来了人祸：“从上世纪一直到本世纪初的三四十年，商州大的匪乱不下几十次，而每一次匪乱狼却(都?)起着极大的祸害……”贾平凹：《怀念狼》，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后引此书，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显然，狼正是恐怖和灾难的制造者。按照通常的逻辑，作者应该顺着这个路向经营自己对狼的象征，把狼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凶恶、腐败的异化力量关联起来，从而赋予它以切实的象征内涵和社会批判力量。但是，没有，贾平凹的精神世界里有病恹恹的厌世、阴沉沉的恨世、轻飘飘的骂世与乐陶陶的遁世，唯独缺少深刻的思想与彻底的批判精神。从精神本质上说，他是一个旧文人；从性格特点看，他是一个怯懦、内向的人；从趣味及价值取向看，感官和物欲层面的事象更让他感兴趣，而意义和思想的领域则很少让他兴奋起来。这样，在他的笔下，狼没有被赋予鲁迅小说中的那种象征意义，就是一件正常而自然的事情了。狼，于是就被贾平凹当作诅咒都市文明的利器。事实上，在《怀念狼》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诅咒”的合理性。最为可笑的是，小说对狼的莫名其妙的态度和看法，竟是来自一个喝了不止二两酒的官员的近乎戏言的一通胡话。
商州行署专员在大礼堂“作关于商州地区现状”的报告的时候，说商州还有十五只狼。“这句话箭一样射进我的耳朵”(多么拙劣的比喻!)。还说，他让人普查了一遍，还为这些狼编了号。在他看来，狼对于商州的山民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因为：
“假如没有狼，商州会成什么样子呢?你们省城的人是不了解山地的，说个简单例子吧，山地里的孩子夜里哭闹，大人们世世代代哄孩子的话就是‘甭哭，狼来了!’孩子就不哭了，假如没有狼，你想想……”
“这我是了解的，狼对孩子们来说是恐惧的，”我说，“没有狼不是更好吗?”
“那孩子就一直要哭下去了!”
我笑了：“你是个生态保护主义者!”
“我是专员!”他说，真地就给我讲起了大道理。(第21页)
商州专员的话，显然昏愚得不近情理，近乎春梦里的呓语，酒桌上的笑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这个“深受过狼灾的土著人”同意“专员”的观点，并不影响“我”肉麻而不着边际地恭维他：“而一个专员，能在普遍急功近利的仕途上将保护和禁猎的事提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在中国若不是独一无二，也是少而又少的难得，作为我是应该热烈响应和积极配合了。当然更令我惊讶和着迷的是这才多少年，一个威胁人类的危险将可能成为一道供人欣赏的风景，这其中的内涵一下子刺激了我沉寂了很久的创作欲望!”(第23页)总之，“我立地成佛，突变式地成了一位生态保护主义者”，(第23页)还莫名其妙地产生了要为这些狼拍照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