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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下之的，就有了一个宣言：“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还吾性中所有”。“不买一二姬妾自娱”，那就白白富贵了。
或说：不偷“一二姬妾自娱”，那就白白出名了。
像唐宛儿、庄之蝶这样的情侣关系，就不仅能得娱乐，而且能“小别胜新婚”地“常见常新”，一切家花儿就都不如野花，自己有的不如偷的，偷得着的，不如偷不着的。
“想当然之妙境”，较之“身醉温柔乡”，更“倍觉有情”。
只是平凹不如此露骨地说，而说：男女相吸，“以性为磁”，“性是人类同吃喝一样重要的一种欲，性欲的刺激是以人之外貌美好为点，而欲是创造世界的原动力，这也是上帝造人之所以分为男女的秘诀所在。对于性这种欲的冲动，人类在有了文明后带有两种说法，一是称作爱情，给以无以复加的歌颂，作为所有艺术的永恒专题；一是斥为色情，给以严厉的诋毁和鞭挞。可是，谁能说清爱情是什么呢，色情又是什么呢？它们都是精神的活动，由精神又转化为身体的行动，都一样有个‘情’字，能说爱情是色情的过滤，或者说，不及的性就是爱情，性的过之就是色情吗？不管怎么说，它们原是没分别的。”
这里，我不是说“性”不好，“欲”不好，“色情”不好，而是说要从什么角度、什么场合、什么目的、什么方式、什么分寸、与什么人说才恰当，才“好”。
离开了这些考虑，不把这些区分清楚，很难说平凹就讲对了，否则庄之蝶们的见美女就上，政治流氓们的三宫六院，倒真不必谴责与打击了。
爱情要是等同于色情，谁个乱搞女人、甚至乱伦的男人，多少没有点点的创造力呢？
大大小小的“九五之尊”更需“天才”来治理“天下”哩，他们蓄妃子、让美女“激发”力量，“由精神又转化为身体的行动”，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
可见，这确有个分寸、场合和限度在。
美女再美，只要不是你妻子，那惟有“发乎情止乎理”才是健全人类的行为法则，这时，性的过度与泛滥都是兽类的。
作为一种高能“动物”，说到底人还留有“兽性”“兽欲”，无法彻底脱离动物界，文明、文化以及它们的制度产物——婚姻等等，使之一定程度地得到延续。
具体到“色情小说”，它对社会的冲击，可能未必表现在其中那些入微入里的性描写、性诱惑上，而在于它对人类社会基本道德伦理的“蔑视”。
性禁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禁忌，也是其他禁忌的基础。假如肆无忌惮地冲破这一禁忌，那么，社会生活中任何约束都将失去意义，人和兽已无区别。因此，色情小说因过分强调人对性欲的渴望，往往会带来道德观念的极度沦丧。
比如，古色情小说《灯草和尚》中，作者设计了一个误会，让父女二人交媾。
《桃花影》里的夏非云，在目睹母亲和魏云卿通奸后，居然发誓非此人不嫁。
《浪史》中的浪子，则是将母女二人并列一榻上玩弄。
更过分的是《痴婆子传》里的上官婀娜，13岁上，受邻居少妇启蒙而初通人事，遂与表兄偷尝禁果，其后一发不可收，先后私通者有奴仆、公公、大伯子、小叔子、优伶、和尚等，共12人。
《废都》中与庄之蝶行过房的女人先后也有四位：牛月清、唐宛儿、阿灿和柳月。
差点就快做成的有一位。
始终与他关系暧昧，且为之打了场没完没了的“风流”官司的一位。
那个次要人物阿兰，如不是另有人强奸，后来疯掉了，我想迟早也会被他沾惹上的。
拢共就这么些美人，现在却全成庄之蝶的囊中物了！一个个都成得那样“应该”“当然”。
无法不让人将它定位做“色情小说”。
何为色情小说呢？
最要紧的一条，是作者注意力须集中于脐下三寸，直接、露骨地进行“性描写”，尤其是频繁出现细致的动作描写，故事情节以此为中心，或与它密切相关。
一切以性爱为点缀、意旨不在这里的作品，像《品花宝鉴》、《九尾龟》类，虽以妓女为题材，但只“点到即止”，就不算。
《后西游记》因全用比喻和暗示，也不算。
《隋炀帝艳史》中的杨广，不断换新，把全国最美的女人征进，每日一个还玩不过来，在屋中四面置镜，众人一丝不挂，惟他一个男人，不分白天黑夜，于中裸奔嬉戏。
又特备“任意车”，哄十三四岁的女孩子上去，缚住了手脚，她动弹不得，任他摧残。这些小故事是连结全篇的网眼，作者并未注重性活动、性动作本身，同样不能算。
而如《聊斋志异》中描写男女之事已出神入化的小说，也需排外。更不用说《野叟曝言》类的笨拙文字了。
此外，色情小说和房中书不一样，二者虽都细写了性活动，但后者的态度是严肃的，“目的在于传授性知识，好比生理卫生课教材，而色情小说如春宫画或x级电影，态度是游戏的，目的在于挑起性快感”。
房中书的历史至少在二千五百年以上，而中国文学里自然、坦率地表达性观念的，起初见于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
小说中出现性描写则较晚。
唐初《游仙窟》是现存第一部完全以主人公性活动为中心来编织情节的小说，和真正意义上的色情描写比，实在是小儿科。
唐、五代、宋、元再无其他以性为主题的小说了——《飞燕外传》写作年代尚待考证，《灯草和尚》托“元临安高则诚著”，亦不足信。现存古代色情小说，多出于明清人之手。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对研究中国古人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来说，意义非凡。
从这角度说，《金瓶梅》、《肉蒲团》的意义，也许不亚于《红楼梦》。
不过，一味沉溺于性和欲的动作性描摹，多少也有点智力低弱的嫌疑。
色情小说不必一定是“诲淫”的，将无数青年、少年引向犯罪路，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还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它之所以为人恐惧，在于人类性心理的深层禁忌，即对除了男女性器官接触外由其他途径而获得的性快感，本能地予以排斥的意识。
阅读色情小说就脱离了正常的性对象，独自获得性快感，自然不“正常”。
贾平凹对这些一概忽略不计了，或说他没有条理清晰的分析能力了，《废都》以似有实无的“风流案”为线，一波三折，连串了人物故事，在一部五百页多点的书中，密集着交欢场面，男主人公情人之多，比《金瓶梅》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能不说是作者性爱观混乱所致。
更过分的是，贾平凹虽为现代人，却连《金瓶梅》、《隋炀帝艳史》的作者都不如——人家好歹还不忘适时批评批评那事那人，贾平凹则一点批评意识也无，把每次的肉爱仔仔细细写来，人在如何动着，如何唤着，还如何呻吟着，又如何逗趣，活活如在目前，潜意识里对人物的行为、心理抱了欣赏和沾沾自喜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