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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如此清醒无畏的精神光亮，在王安忆后来的作品里竟杳不可寻。有时，她沉浸在世俗生活的表象之中，以摆脱她在向精神腹地掘进时焦灼不安的虚无之感。而在她津津乐道于张长李短市民琐事的同时，她的超越渴求又驱使她寻找永恒精神的归宿之地。这种精神超越冲动，使她写下诸如《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叔叔的故事》、《伤心太平洋》、《纪实和虚构》等作品，出示了一个否定既定秩序的艺术向度。
马尔库塞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认为，艺术的使命在于达到“艺术的异化”，“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表明了在资本主义中人同自身、同自己劳动的关系。与马克思的概念相对照，艺术的异化是对异化了的存在的自觉超越。”(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51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这种艺术的异化一直“维持和保存着矛盾——即对分化的世界、失败的可能性、未实现的希望和背叛的前提的痛苦意识。它们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力量，揭示着在现实中被压抑和排斥的人与自然的向度。它们的真理性在于唤起的幻想中，在于坚持创造一个留心并废除恐怖——由认识来支配——的世界。这就是杰作之谜；它是坚持到底的悲剧，即悲剧的结束——它的不可能的解决办法。要使人的爱和恨活跃起来，就要使那种意味着失败、顺从和死亡的东西活跃起来”。(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51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
在王安忆的精神超越的作品中，我们找到了那种接近于“艺术的异化”的东西——心灵乌托邦的构筑与栖居。她在小说集《乌托邦诗篇》前言中说过：“当我领略了许多可喜与不可喜的现实，抵达中年之际，却以这样的题目来作生存与思想的引渡，是不是有些虚伪？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能够援引我们，在黑夜来临时照耀我们的，只有精神的光芒。”这种光芒在《乌托邦诗篇》中是一个朦胧的信仰与人性的温情良知的混合体，它象征了王安忆的全部精神理想和存在的意义，倾注进她发自肺腑的诗意祈祷和存在自省：“我只知道，我只知道，在一个人的心里，应当怀有一个对世界的愿望，是对世界的愿望。……我心里充满了古典式的激情，我毫不觉得这是落伍，毫不为这难为情，我晓得这世界无论变到哪里去，人心总是古典的。”
在王安忆的精神超越之路上，浓重的焦虑之感始终包围着她。《乌托邦诗篇》是个诗意的例外，它直接出示了一种理想情境，尽管这理想如此模糊而漂移。在其他作品中，王安忆将超越的欲望直接诉诸令人不满的现实本身。相对于完美而永恒的理想真实而言，现实永远是不真实的、片面的、腐朽的存在。王安忆难耐现实的围困带给她的焦灼，以致她无暇塑造她的理想幻象，直接诉诸对现实的残缺性的认识来化解她的焦灼：
在《神圣祭坛》中，她借女教师战卡佳和诗人项五一之口揭开作家痛苦的自我意识——一个不健全的、缺少行动能力的精神痛苦的贩卖者，一个“侏儒”。这“侏儒”却是美好艺术的创造者。创造者与创造物之间丑与美的矛盾，是王安忆自身最醒目的存在焦虑之一。说出焦虑即完成了他者与自己分担的仪式，在分担和倾诉之中，焦虑被消解开来。
在《叔叔的故事》里，她以“审父”、“弑父”的形式作了一次精神的自审与救赎。“叔叔”既是“我”的父辈，又是“我”自己的一部分。这篇充满言论的故事透彻地描述了当代中国作家的尴尬处境：其命运在政治的波涛中不能自主地浮沉，其写作的实质是对自身经验的背叛性和虚假性的利用；作家由于写作这一目的而使自己的人生非真实化和非道德化。正是在倾诉这种自我意识的过程中，王安忆精神超越的焦虑得到化解。一面在揭发自己的致命局限和鬼把戏，一面毫不懈怠地在此局限中耍自己的“鬼把戏”，这种道德意识和其实践吁求是相互矛盾的。当道德不是作为一种实践而是作为一种言说的时候，连言说者本身都会感到不安。但是当这种不安的声音被放大到公众能够听到的时候，这种不安也就得到了解脱。
王安忆在寻求超越的道路上，“技术化”的倾向也在加强。这个问题集中在颇受好评的《纪实和虚构》里。在这部长篇中，王安忆系统地构筑了自己的乌托邦。她从自己的生命欲望出发，从虚构祖先的金戈铁马强悍血性中，满足她作为一个作家虚构自己的共时性（存在）和历时性存在的创造欲望。王安忆试图在这种虚构中抗拒都市的贫瘠、狭隘与归化，抗拒现代人生命力的萎顿，抗拒永恒的“孤独与飘浮”。作品以单数章节叙写“我”的人生经历——出生、成长、写作经验和“我母亲”的片断身世；双数章节是从“茹”姓渊源开始的漫长寻根活动。“我”的生活世界被描写得狭小晦暗却充满质感，“我”的家族史则由壮丽瑰奇的语言建构成一个虚构感很强的历史乌托邦，它虽然充满具体的情景，却总被“我想”、“我确信”之类的插入语纳入一个纯粹的假想境界，强化它的虚空不实。描绘现实世界时多用实体性物质性语汇，密度极大，意象凡庸，家长里短；描绘历史的想象世界时大量挥洒诗意幻觉性词汇，意象稀疏、鲜艳、雄伟、空灵，由此产生出强烈的对比效果，现代人生存的窘迫和无奈跃然纸上。对乌托邦式的“历史”图景的描绘，成为王安忆背向现代都市的一次理想逃亡。
在这场逃亡中，“祖先”符码意义单纯，代表作者的理想真实——野性、自由、广阔、英雄气概。他们在名目不同、面目相似的战争中，拖着一长串古怪的名字，横枪跃马，景象壮观，却意义单一而重复。这些祖先仅仅作为一些过程性的血缘链，为了“科学完整”地将最初无名祖先的血缘传递至“我”而存在。这样，“我”的“横向的人生关系”和“纵向的生命关系”的建立和描述就缺少一个发自血肉和心灵的生命追索贯穿其中，而仅只成为一种处于生命核心外部的知性探求，和一种单一的“叙事技术”的操练。王安忆未能从往事经验的叙述中提炼出照亮今天的存在体验。而对“我”的人生经历中一幕幕表象化的生活场景的热衷，则遮蔽了其内在灵魂的贫乏，从而使现实生活叙述和“祖先”叙述一样，成为旁观性的而非沉入性的表达。
王安忆的这句话道出了她构筑这个精神乌托邦的初衷：“我们错过了辉煌的争雄的世纪，人生变得很平凡。我只得将我的妄想寄托于寻根溯源之中。”(王安忆：《纪实和虚构》，第1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在这场向乌托邦的逃亡中，技术化的智力运作转移了她真实的存在焦灼，而仅仅将其转化为生存性的写作焦虑。随着写作的高速行进，随着对乌托邦理想的不断强调性描绘，这种写作焦虑（“怎么写？写什么？”的焦虑）被化解，根本性的存在焦虑亦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