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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写作是我对我们这个时代颇为流行的一种写作模式的命名。这种写作模式有这样一些突出特点。
一、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积极的写作，正像别林斯基指出的那样，“总是以真实性、自然性、正确性、现实性来打动读者，使你在读它的时候，会不自觉地、但却深刻地相信，里面所叙述或所表现的一切，真是这样发生，并且不可能按照另外的样子发生。”《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第197页。在他看来，“真实”与“现实”是一回事，没有“现实感”的“真实”是不存在的：“艺术是真实的表现，而只有现实才是至高无上的真实，一切超出现实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为某一个‘作家’凭空虚构出来的现实，都是虚谎，都是对真实的诽谤。”《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第197页。但我们缺乏这种积极写作。我们乐于谈论文学的虚拟性、象征性，而羞于谈论文学的现实性和真实性。我们倾向于把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联，当作一种滞后和落伍的表现。我们更愿意谈论技巧、形式和主观领域的事情，而不认为深刻的意义和客观、真实的生活内容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于是，我们的写作就沦为消极的写作，就成了精致的技巧操作，成了空洞的话语游戏。这样的写作与其说是一种关注现实的方式，不如说是逃避现实的路径；与其说是叙写真实生活的一种努力，不如说是遮蔽真实生活的一种手段。巴赫金说：“任何创作总为自己的对象以及对象的结构所决定，因此不能允许有任意性，实质上不是杜撰什么，而只是揭示事物本身的内容。人们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思想，但这思想有它自己的逻辑，因此不能杜撰出思想，也就是说不能从头到脚地造出它来。”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5页。但我们时代的消极写作，却把任意的杜撰和虚假的编造当作法宝，而不愿在现实生活的制约下，进行艰辛的创造。总之，由于消极写作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它很少能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很难赢得读者对它的信任和热爱。
二、消极写作是把写作变成一种消极的习惯的写作。这种写作的动因，不是来自对生活的发现，不是来自不可遏抑的内在激情，不是来自改变生活的强烈愿望，而是来自一种像不打麻将就手痒一样的消极需要。一般来讲，消极写作是那些专业作家，尤其是那些已经成名甚至被封为“大师”的人的基本写作模式。他们懂得消极写作的窍门，知道如何炮制文学赝品，正像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要制造这样的赝品，在每一种艺术里各有它的一定的规法和诀窍，因此一个有才能的人掌握了这些规法和诀窍，就可以毫无感情地、冷漠地制造出这样的赝品来。”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第35页。别林斯基在批评制造赝品的“多产”作家玛尔林斯基时指出，这位作家的“才能非常片面”，“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深度、任何戏剧性；结果，小说中所有一切的主人公们都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差别仅在姓名而已，在每一个新作品里都重复自己；词藻多于思想，大言壮语的叫嚣多于感情的流露”，而他之所以多产，“不是由于才禀的卓越，不是由于创作活动的过剩，而是由于写作的熟练和习惯。只要你有一些才禀，读书养性，积聚了些概念，给这些概念加上性格的烙印，那么，你就提起笔来，从早写到夜好了。最后你学得这样一种本领：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心情下，写任何你所想写的东西；如果你想到了几段浮夸的独白，你就不难把长篇小说、戏剧、中篇小说凑合上去；不过，你留心一下形式和文体：它们必须是独创的”。《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别林斯基把“多产”的消极写作者的问题分析得多么透彻。他所批评的这种病态的写作模式，正是许多中国“专业”作家的“诀窍”，而贾平凹就是“成功”地运用这种写作模式的典型，雷同的情节，相似的人物，相近的主题，相同的细节和笑话，在他的不少小说中反复出现。例如，关于狼与人的生存关系的议论，我们在《白夜》中早就读到过《贾平凹文集》，第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第325页。；刮牛皮癣的场面描写，同样也可以在《白夜》里读到《贾平凹文集》，第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第325页。；其它的如老鼠在房梁上打架或从灯绳上往下溜，蛇从房梁上爬过，钱藏在鞋底，狗抬起腿对着电线杆撒尿，等等，等等，都是贾平凹喜欢反复描写的事象。另外，在他的小说中，也存在着我在批评《檀香刑》时指出的“瞬间转换”叙述模式。这个模式是所有消极写作在叙述上的一个看家本领。不停地转换视点和引入新的冲突，是消极写作的一个修辞策略。它靠制造出来的变化和冲突来推进情节，吸引读者。但这种策略的效力极为有限。它并不能强烈而持久地吸引读者。它很快就会因其虚假和混乱，而使读者产生厌倦和受愚弄的不快之感，所以，消极写作可以制造出许多作品，可以使作者得到文学以外的收获，但是很难写出有生命、有价值的大作品。
三、消极的写作是一种缺乏积极精神建构力量的异化性写作。伟大的文学从来都是一种积极的精神现象，它把科学精神、民主理念、人道原则当作自己的灵魂；它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痛苦，发现时代生活中的问题，并将这些痛苦和问题，转化为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艺术形象，通过这些形象来影响大众，推动生活向更加文明的境界前进。相反，消极的写作是没有这些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和精神指归的。它和光同尘、与时俯仰，是一种被时代生活的阴影遮蔽的写作，是一种迎合时代趣味的写作。在政治异化一切的时代，它是政治的工具；在商业价值主宰一切的时代，它把自己变成商品。我们时代的消极写作，主要是一种异化形式的商业化写作。它追求印数和码洋，把经济效果置于文化价值和道德效果之上。它放弃印刷文化对意义和深度的沉思与追寻，而自愿在消解意义的可视文化的聚光灯下倚门卖笑。对这种写作来讲，评价作家的尺度，不是精神性的，而是物质性的；不是内涵性的，而是形式性的；不是质量化的，而是数量化的。它同伊格尔顿批评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样，“用它那种游戏的、滑稽的和流行主义的精神使纯粹现代主义吓人的严峻变得堕落，这样，在对商品形式的模仿中，它成功地增加了市场所产生的更加有害的严峻。它已经释放了局部、地区和个人特质的权力，并且帮助它们均匀地分布到全球”。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6页。确实，消极写作不仅不给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一种解放性的力量，而且还瓦解人的生存意志和内在激情，使人在对感官体验和物质享受的沉醉中，丧失对灵魂品质和精神生活的敏感和沉思，丧失对现实生活的质疑的能力和改造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