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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王安忆的同龄人，我有与她相同的自豪。在文革全国武斗期间，在下乡劳动的艰苦日子中，我们精神上的追求不但没有停止，反而非常强烈。我记得，当时为了借阅一本托尔斯泰的小说，可以走三四十里的山路。为了反复阅读一些经典著作，我把《西方名著提要》和《分析的时代》几乎整本抄写下来。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在文革中，在整个改革开放以前，和现在相比，全民族或者年轻的一代人中，文学欣赏水平和文化教养，现在比过去要高得多。说到底，促使王安忆发出感慨的强烈对比是；以前在几乎没有条件，甚至危险的情况下，还有极少数人顽强地追求，而现在条件大大改善了，文学名著几乎应有尽有，伸手可及，但许许多多的人却无所追求。但我认为，从总体上说，并不是今不如昔，条件的巨大差别无论如何不可回避和忽视。如果说，现在许多人沉溺享乐是人性和环境的自然产物，那么有不少人能欣赏文学名著也是自然的。
如果承认，从某种角度看，在社会转型期确实有精神文化水平低落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张，为了拯救某些人的审美情趣，我们需要放慢经济建设的速度，减缓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呢？我认为绝对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是一个从前现代形态转化为现代形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根本特点，是人与人的关系从身份制变为契约制，人们有更多的自由，为自己的前途进行设计和选择。前现代化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特征是，人们受天生的、不由自己选择的东西束缚。比如你是农民，就天生比城里人矮一截。你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劳动保护和医疗卫生福利。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城市生活必需的粮食、副食品、布料等等，都是凭票供应，根本没有农民的份。农民想进城，没有生产队开证明就寸步难行：旅馆不让住，即使你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一查户口就说你非法，马上滚蛋。在这个方面，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就可以像一个小皇帝，控制了你的行动自由。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根据家庭出身分为三、六、九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入团、入党、就业、参军、升学各个方面受到歧视，自己的努力不算数，也就是说，你学习再好，工作表现再好，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你的班主任或上司有人情味、通情达理，你还有一点希望，如果你碰到“坚持原则”的人，那么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所以说，你的前途是由你的身份决定的，而不是由你的才能和努力决定的。在那样的岁月，我时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爸爸？”现在，身份对人的束缚正在开始解脱，你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吃饭，只要钱，不要粮票。如果你得罪了上级，你可以调离或跳槽，就像古人说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至于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挨整、受气。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身份制时代，可以产生灿烂的文化。比如古希腊是奴隶制，但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人。在中国的清代，产生了《红楼梦》这样的不朽著作。在身份制之下，以千百万人的不幸，供养了少数养尊处优的人，其中极少数有教养、有天分的人创造出一些传世之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承认，以契约制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取代前现代的身份制社会，是不可抗拒的、巨大的历史进步。现在在中国，有数千万的农民利用尚不充分的自由流动机会，到城市打工谋生。也许，有人会说，目前城市里的农民工阅读的刊物比较低俗，没有美学价值，他们为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潮流痛心疾首。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标准是自由，农民自由流动机会的增加，是每个关心人民群众的人——尤其是作家——应该欢欣鼓舞的事，我们不能强迫农民束缚于土地，同样，他们爱看什么小说，也是他们的自由。真正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繁荣，是在所有的人获得自由选择权，获得基本的温饱之后。等级制、身份制之下的精神文化活动，是不健全，不合理的。
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历史的难题；审美情趣的失落和广大人民群众自由选择机会的增加，何者更为重要？历史让人为难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使各种价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历史在进程中让人得到久已期盼的东西，同时又让人失去难以割舍的东西。从文学家的角度看，审美情趣的失落意味着人性中某些根本的、宝贵的东西失去了，所以王安忆才说：“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怜……他们缺少根子上的东西。”而从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提高，物质福利的增加，选择机会的增加，是更重要的判别标准。在我看来，如果两种价值确实不可兼得，那么应该采纳第二种标准。其理由是，后一种标准和更根本的价值标准一致，这就是：社会公正，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选择和发展机会。而且，普遍福利的增长可以为审美情趣的增生创造条件，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而少数人的精神价值是可以与等级制、奴隶制相容的。我们可以用文学语言说，产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时代是黄金时代，但很少有人愿意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因为那时的自由人只占很小的比例。谁也没有理由和把握说，他在那样的社会里一定是贵族或精英。据说英国人曾经说过：“我们宁愿只有一个莎士比亚，也不在乎是否拥有印度。”我觉得这话很虚伪，如果是真话，也是文人说的。艺术家首先必须是公民，然后才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家，而对于公民来说，平等的机会和自由的发展是基本价值。
我的主张可能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如果大多数人的经济、物质利益与少数人的精神利益矛盾，我认为价值的取舍应该在多数一边。这么理解不准确，多数和少数值得考虑，但质量和数量孰轻孰重，是需要认真掂量的。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
谈到自由，我们会面对十分复杂、深刻的问题。比如有一种哲学自由观，黑格尔把它表达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由此可以派生出一种美学上的自由观：人的本质是自由，人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和实现自己的本质就是获得了自由，这就要求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即人性完美的人，而人性的最高境界是审美情趣。当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比如阿多尔诺（t w adorno）、马尔库塞（h arce），都把审美视为人性的最高境界和自由的最终标准。按他们这种标准，一个人就算衣食无忧，如果他的趣味比较低级，被流行的、时髦的东西左右，比如他不会听古典音乐、看不懂高雅的绘画，只对肥皂剧和广告感兴趣，那么这个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的本质——即审美能力——在商业社会中被遮蔽了，或者说丧失了，他自以为他的爱好是出于他自己，但实际上是被商业和利润法则支配，被广告设计人员牵着鼻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