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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托纳位于汉堡的郊区，也是基尔(1)的铁路线的终点站，从这里旅客可以到达贝尔特海峡(2)，然后再由北海前往波罗的海的大小海峡沿岸。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已经进入荷尔斯泰因(3)地界。
六点三十分，我们到达了车站。叔叔那些沉重的行李被卸下马车、运去贴上标签，然后称重，最后被放进了行李车厢。七点钟，我们已经面对面坐进了我们预定的车厢。随着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徐徐开动，我们正式出发了。
我顺从了命运的安排吗？不，还没有。不过，早晨清新的空气和车窗外不断掠过的风景暂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显然，叔叔的思绪早已经跑到了火车的前面，和他急躁的性格相比，火车的速度简直是太慢了。车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可是我们都一言不发。叔叔一直在小心谨慎地检查他的口袋和旅行袋。我发现，他几乎没有遗漏任何为了实现他的计划所需要的物品。
在这些物品中间，有一张折叠得非常仔细的纸，开头是丹麦领事馆，落款是教授的一位朋友——丹麦驻汉堡领事克里斯蒂孙先生。这张纸可以把我们引见给冰岛的地方长官。
我也看到了那份著名的文件，它被教授小心翼翼地藏在皮夹的最里层。我暗暗诅咒着这份文件，然后又开始观赏车窗外的风景。这时，列车正经过一片单调乏味却很肥沃的平原。这种平原有利于修建铁路，特别是那种使铁路公司最为满意的笔直的铁路线。
可是，这些单调的平原景色没有来得及使我厌烦，因为在我们出发三小时之后，火车就在临近海边的基尔停了下来。
我们的行李一直托运到哥本哈根，所以我们不必为行李操心。可是，叔叔仍然心神不安地看着行李被装上船，全部被送进船舱。
由于叔叔匆忙出发，因此没有计算好火车和轮船之间的换乘时间，于是我们多出了一整天的空闲时间。我们乘坐的“爱尔诺拉号”客轮要到晚上才能启航，因此我们不得不艰难地熬过这令人发疯的九个小时。在此期间，急躁的教授大骂铁路和客轮公司，大骂对铁路和客轮公司疏于管理的政府。当他就这一问题向“爱尔诺拉号”的船长发动攻击的时候，我也不得不随声附和。可是，船长对于我们的要求却一概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在基尔，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将这一天打发过去。于是，我们开始沿着这座小城市绿油油的海湾来回游荡，走过那些看起来像是树枝中间的鸟巢的树林，参观了带有一个小浴室的别墅，然后迈着沉重的脚步一直向前走着，嘴里不停地抱怨着，最后终于熬到了晚上十点钟。
“爱尔诺拉号”的烟囱开始升起一股股浓烟，锅炉发出的声音震动着甲板。我们登上这艘客轮，并在唯一的客舱里占据了两个卧铺。
十二点十五分，船上的缆绳终于解开了，客轮很快便行驶在大贝尔特海峡黑色的水面上。
夜色漆黑一片，微风掠过波涛汹涌的海面，岸边有星星点点的灯火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光。不久，出现了一座灯塔，把汹涌的海浪映照得五彩缤纷。这就是我能够回忆起的我们初次航行的情景。
早晨七点钟，我们在西兰岛(4)西部一个小城考色尔(5)上岸。在这里，我们又乘上另一列火车，沿途经过一些与荷尔斯泰因的乡村景色相同的平原地区。
经过三个小时的旅行，火车才到达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叔叔彻夜未眠。我相信，在他急不可耐的时候，他一定恨不得一脚把火车踢到终点。
最后，他终于看到了汪洋大海。
“森德海峡(6)！”他大叫着。
在我们左侧有一座高大的建筑，看上去像是医院。
“那是疯人院。”一位旅伴告诉我们。
“很好，”我心想，“或许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度过我们的余生！不过，尽管这座医院大得可观，恐怕也装不下里登布洛克教授那些疯狂的念头！”
早晨十点钟，我们终于到达了哥本哈根。我们带着行李乘车来到布莱德加尔的凤凰旅馆。我们一路用了半个小时，因为车站位于哥本哈根郊区。叔叔匆匆忙忙梳洗了一下，然后拉起我走出了旅馆。旅馆的门卫会说德语和英语，可是我们这位能讲几国语言的教授却操着流利的丹麦话向他提问，然后门卫也用流利的丹麦话告诉了他北方历史博物馆的准确位置。
这座博物馆的收藏令人大吃一惊，那些石制的武器、酒杯和宝石等丰富的藏品，完全可以再现这个国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汤姆逊先生是位学识渊博的教授，他也是那位丹麦驻汉堡领事的朋友。
叔叔交给他一封热情的介绍信。一般说来，学者对待学者的态度总是很冷淡，可是这次却完全不同。汤姆逊先生是位热心人，他热诚地接待了里登布洛克教授和他的侄子。对于这位好心的馆长，我们简直不用保守我们神圣的秘密，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两位伤害不到任何人的旅客，只是出于好奇来冰岛参观而已。
汤姆逊先生竭诚为我们提供了一切方便，最后还带我们前往码头寻找开往冰岛的船只。
我仍抱着一线希望，暗暗期望我们无法到达冰岛，可是事实令人大失所望，因为正好有一条小帆船“瓦尔吉列号”将于6月2日驶往雷克雅未克，而且船长布加恩正好在船上。他那位未来的乘客高兴得紧紧握着他的手，几乎使他疼得大叫起来。教授的举动使这位好心的船长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认为前去冰岛轻而易举，那正是他的职业。然而我的叔叔却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旅行。那位船长利用我叔叔迫不及待的心情，一本正经地向我们索要双倍的船费，但是这丝毫没有使我们感到不快。
“你们必须在星期二早晨七点钟上船！”布加恩船长说着，将那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船费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我们谢过汤姆逊先生的好心帮助，然后返回了凤凰旅馆。
“一切都很顺利！一切很好！”叔叔再三重复着这句话，“能够找到一条正准备出发的船是多么幸运啊！我们现在先去吃早饭，然后到城里去。”
我们来到孔根斯尼托夫广场。这是一块不规则的空地，摆放着两门对任何人都不会造成威胁的大炮作为装饰。我们在广场附近的五号，找到一家法国餐馆，厨师名叫文森特。我们每人花了四马克(7)便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我像个幼稚的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探索着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叔叔跟着我游览这座城市，可是他却不看任何东西，既对国王居住的宫殿不感兴趣——他认为微不足道，也无心欣赏博物馆对面那座横跨运河的美丽的17世纪的大桥，也不想参观一下巨大的托尔瓦森(8)的纪念馆——墙壁上装饰着可怕的壁画，馆内陈列着这位雕刻家的作品。他既不愿意到一个小公园去观看微缩的罗森博格城堡(9)，也不愿意去交易所瞻仰这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宏伟建筑——它的钟楼是由四条青铜的龙尾相互缠绕而成，更不愿意参观城墙上的巨大的风车——风车的翼翅仿佛涨满了海风的船帆。
如果我那位美丽的维尔兰姑娘和我在一起，那么此刻在码头上的散步会变得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啊！红色船顶的双层游轮和战舰正宁静地停泊在树木葱茏的海峡两岸，在树林背后隐隐可见一座高大的城堡，城堡上架设的黑漆漆的大炮掩映在接骨木和杨柳中间。
可是，唉！格劳本离我已经遥不可及，我还有希望再见到她吗？
不过，我的叔叔虽然并不在意那些赏心悦目的风景，但是他却对位于哥本哈根西南角的阿马克岛上一座教堂的钟楼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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