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 第3章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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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清廷鼓励各省建练新军，各省督抚都争先恐后地网罗国外或国内知名的军事人才，充当练兵机构的实际主持人。袁世凯学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文人而“知兵”，他曾写过一本兵书，又在朝鲜表现了他是文武全才，所以李鸿章很赏识他，西太后的宠监李莲英也被他买通。当他主持“新建陆军”督训工作后，他和其他各省督抚最大的不同地方，就是他的幕僚长并不是一个新的军事人才，也丝毫没有战功，而是一个长于诗词歌赋翰林出身的徐世昌。袁除了请徐世昌担任参谋而外，并请唐绍仪担任文案。

袁世凯虽自认文武全才，但他毕竟没有军事的实际知识，而他所选的文武两大幕僚，也都不懂军事，因此网罗实际负责带兵和练兵的干部，便不能不找寻真正的军事人才。前面曾提到天津有一个武备学堂，是李鸿章创办的，武备学堂的总办是旗籍道员荫昌。袁世凯便请荫昌推荐军事人才，荫昌推荐了在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和王士珍。

袁世凯这个时候极需军事干部，所以当荫昌介绍了这几个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来见他后，他立即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营统带，王士珍为工兵学堂总办兼工兵营统带。步、炮、工兵学堂都是附设在新军里面的随营军事学校，因此这三个军官既要带兵，又兼管训练，所担任角色的吃重可以想象；同时亦可看出袁世凯在这时所能吸收的军事人才是多么稀少零落。由于王、段、冯三人成为袁世凯建练新军的三根支柱，于是他们就分别得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三个绰号，另外对他们三个人的总称是“北洋三杰”。这北洋三杰的出身，各自不同：

王士珍字聘卿，直隶正定县人，他的出身最为特殊。他家境贫穷，先为人放牛，随后投入朝阳镇总兵杨瑞生的旗下为马弁。杨瑞生是湖南湘潭人，以洪宪祸首闻名的杨度便是他的侄儿。王士珍虽姓王却不叫士珍。有一年聂士成编练武卫新军，曾向杨瑞生调用军事人才，杨瑞生开了一张名单，保荐一批干部，其中一名是守备王士珍，不料王被保后因病告退，回籍养病。恰好这位王马弁为人能干，立志向上，杨总兵因保单已送出，缺了王士珍便叫王马弁冒充王士珍，顶名前往武卫新军报到。他到武卫新军后不久，又由武卫新军选送到武备学堂受教三年，曾经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战后随聂士成驻军芦台。他一直冒用王士珍之名，而真的王士珍却晚年潦倒，落到在杨瑞生家中做烧饭司务。段祺瑞字芝泉，是安徽合肥人，在武备学堂毕业后，曾奉派去德国研究军事。冯国璋字华甫，是直隶河间县人，出身秀才，在武备学堂步兵班毕业，曾供职于聂士成的武卫军，后来再度进入武备学堂研究战术。梁华殿到小站仅很短一段时间，也许是他功名无份，在一次夜间操作中，失足跌到水中淹死了。如果他在，北洋三杰也许会变成北洋四杰了。

袁世凯认为清军所以不能一战，有基本的原因，就是在一切编制和组织上都不能符合时代，所以须从基本的军制上革新，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因此他获准精练1.2万人，作为新建陆军的基本武力。其中包括步队八营，共8000人；炮队两营，共2000人；马队两营，每营500人，共1000人；工程队一营，计1000人。合共1.2万人。以步队为主，炮队为辅，马队巡护，工程队供临时调遣。在编制上分为两翼，设统领二人，下设分统、分领训练，每分统统辖步队二千，炮队二千，马队一千。其组织如下：

新建陆军步队营，设统带官一员，管辖全营。帮统官一员，管带领官四员，哨官12员，哨长24员，督排哨长四员。

新建陆军炮队营，设统带官一员，管辖全营。帮统兼左翼领官一员，管辖三哨。副领官兼哨官三员，哨长九员，各管重炮二尊。管查炮马哨长一员，帮统兼右翼领官一员，管辖三哨。副领官兼哨官三员，哨长12员，管查炮马哨长一员，帮统兼接应马炮队领官一员，管辖三哨。副领官兼哨官三员。哨长九员。管查炮马哨长一员。

新建陆军马队营，设统带官一员，管辖全营。帮统官一员，副领官兼哨官四员，哨官八员，哨长12员。

新建陆军工程营，管带官一员，帮带官一员，委员一员，管理桥梁司队官一员，木工四队，铁工一队，水工二队。管理地垒司队官一员，筑工四队，石工一队，筐工二队，土工二队。管理电雷司队官一员，雷兵三队，管理修械司队官一员，修炮铁工一队，修枪铁匠二队，修械木工一队。管理测绘司队官一员，测绘一队，印化兵一队。管理电报司队官一员，工匠一队。

新建陆军督练处，督练官一员，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官一员，执法营务官一员，督练稽查先锋官14员。另教习处洋教官13员，翻译13员，粮饷局总办委员一员，管理采买制造委员二员，军械局总办委员一员，收发军械委员二员，军医局正医官一员，副医官一员，还有转运局、侦探局等。

新建陆军须帐篷2400个，全部用外国帆布制造，每一名士兵均备洋制雨衣、雨帽和洋毯，每哨有洋表、双筒望远镜和指南针。每二营有行军电台。每官长有督队腰刀一把，手枪一只。这就是小站练兵时的军队组织。

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领旨，以浙江温处道统领定武军。他得旨后即布置一切，由北京起程，遄赴小站就职。他先修缮淮军旧驻的废垒，把营基扩充，同时请求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督练处以正名，派遣副将吴长纯等往淮、徐、鲁、豫各地，开具格式，选募壮丁；又派都司魏德清等到新民厅选募骑兵，购买马匹；还有关于武器的规格，他觉得定武军虽只是4000人，可是所使用的枪炮完全没有划一，有的日造，有的俄造，有的德造，式样既旧，款式又杂，于是他请求军务处发给新式划一的步枪、骑枪、速射炮等。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新军获准编成，编制中分步兵为左右两翼，左翼二营，由速射炮队、重炮队、骑兵队接应；右翼三营，由炮队接应。分骑兵为四队，选拔宿将和学生督率营伍，研究操法。工程营分为修械、桥梁、地垒、雷电、电报、测绘六司。此外还请了更多的德国军事教官，以及日本和美国军事教官，并在军营中成立一个德语学堂以教德语，因为新军训练工作仍以德国军事教官为主。其他附属单位还有：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等。

由于小站练兵完全新式，名目既多，花钱也不少，因此被一般守旧人物所攻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御史胡景桂上章参劾，认为小站兵事浪费国帑，清廷乃派荣禄到小站详细检阅，同时考查训练进步情形。荣禄当时是慈禧的红人，他视察得非常仔细，也因此更深一步赏识袁的才干，和他所练新军的成就。

荣禄的报告到了慈禧和光绪手中，这两位最具权威的人物也对袁有了深刻的印象。

光绪这时锐意革新，虽然他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他能接受新的事物、新的建议。袁世凯因为练新军颇有成绩，加上他过去在朝鲜的种种做法，使光绪开始对这个小小道员有了好感。

慈禧也对袁有了认识，因为她对于荣禄的话是言听计从的，荣禄曾亲自看过袁的练军工作，并且对袁甚有好评，则袁的能干有为是必然的了。

小站练兵给了袁世凯表现能力的机会，有了建立羽翼的条件，也使他获得了那时代最有权势的人对他的重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荣禄再度莅临小站点校新建陆军，对于新军的规模、训练、精神以及所操演的阵形都极表满意，并且大为激赏。他告诉袁世凯说已经奉了慈禧的密旨，授权他在北洋组织一支崭新的军队。在他心目中，认为这支新军应该以新建陆军为模范，他令袁世凯就编组北洋新军向他提出具体的计划。

袁世凯费了三天的时间拟就新军的军制和组织，一切仿效新建陆军，共为五军，每一军共辖八营：计步兵五营，炮兵一营，马兵一营，工兵一营，另附一个学兵营。每营设一个统带，统带率四个领官，每个领官领一队，每队250人，所以每营是1000人。规定每营兵士必须足额，饷粮按人发给，足食足兵。

荣禄立即接受了袁世凯的献议，将这个新军订名为“武卫军”。武卫军分为五个军，为：武卫前军、武卫后军、武卫左军、武卫右军、武卫中军。荣禄担任武卫军的统帅并兼统武卫中军，以马玉崑统武卫前军，聂士成统武卫左军，袁世凯统武卫右军，董福祥统武卫后军，每军9000余人。武卫右军即由新建陆军改编而成，是武卫军中最完整、最精锐的部队。武卫中军则是重新招募，以旗丁为主，一切规模俱参照新建陆军，所以人数也有1万人，而且都是年轻精壮的。武卫前军、武卫后军、武卫左军这三支部队则是以燕陇旧军改编，如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就是由甘军改编，所以旧勇营的习气和组织仍然存在，非常散漫。荣禄虽然限令他们就地整编，可是整编工作却很迟慢。

武卫军成立后，袁常往来北京和天津，他的圣眷日隆，慈禧特赏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和乘坐拖船，这些特权都是对一个大臣的无比殊荣。

第9章 康有为鼓吹变法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清廷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就是“戊戌政变”。袁世凯和戊戌政变有重要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叙述这一段历史之前，必须先把西太后和光绪之间的种种做一个交代。

同治皇帝死后，因为他没有儿子，也没有过继儿子，于是没有主见的慈安太后（东太后）和有野心的慈禧太后（西太后）便共同商定，以醇亲王（奕）的次子载湉，为咸丰帝的承继儿子，继承皇位，这就是光绪皇帝。按照清室的皇位继承法，这本是不合理的，因为同治和光绪都是“载”字辈，他们俩人是堂兄弟，兄终弟及，在清朝还无先例。可是光绪的父亲奕是咸丰皇帝的兄弟，光绪的母亲是西太后的妹妹，两兄弟娶两姊妹。西太后既是光绪的大伯妈，又是光绪的大姨妈，亲上加亲，除了亲生儿子，这种关系应该是最亲的了。选择这样关系的亲人来做皇帝，是有把握可以控制的，何况这时西太后有极旺盛的权力欲望，如果她不做太后，则如何垂帘听政呢？

光绪五岁即位，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清廷一切政事全由东西两位太后垂帘听政。东太后素来不愿管事，因此西太后便掌握了实权。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已17岁了，这时东太后也死了五年多，西太后不好意思再继续听政，乃宣布于次年正月“还政”，其实还政不过是个名目，她换了个“训政”的名目继续揽权。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才宣告亲政，这时光绪已19岁，可是二品以上大员的黜陟，仍要由慈禧决定。

不论从哪方面说，光绪帝总算是一个可爱的、值得同情的年轻小皇帝。他想做一个有为的好皇帝，可惜在一个无可施展的政治环境中，上有慈禧的专横，而朝中满籍官吏尽是顽固守旧愚昧无知，不要说政治上他不能有作为，甚至于在爱情上也不能自由。清王朝的家法本来就极严格，加上慈禧的跋扈，结果造成同治和光绪两朝的皇帝悲剧。

清宫中有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就是关于慈禧迫死她亲生儿子同治和他的皇后的一件公案。据说选定同治的皇后是东太后所主张的，所以西太后不高兴，在同治新婚时借口皇后年轻，不懂宫中礼节，所以不许小夫妇在一块。同治出天花时，慈禧把皇后喊去斥责，皇后深感委屈，乃遄赴养心殿同治皇帝处哭诉。同治劝她忍受，安慰她说：我们夫妻终将会有出头的一天。不料这句话却惹来了大祸。原来慈禧既不喜欢这个媳妇，因此早就在同治周围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她听说皇后在探视同治，就不许声张悄悄到养心殿的东暖阁外偷听儿子和媳妇的谈话。这对小夫妻万没料到说几句私房话会闯下了滔天大祸，只见慈禧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痛打，并且叫内廷准备棍仗侍候。同治吓得昏厥过去了，慈禧因此没有对皇后用刑。等到同治一死，慈禧便把责任全部加到皇后的头上，下令限制皇后的饮食。两个月后，皇后也就被折磨死了。皇后死后，慈禧的怒气还不消，又革掉了皇后的父亲崇绮的侍郎职位。第二年，有个多事的御史上了一个奏折，说外边传说很多，有说皇后死于悲痛过度，有说死于绝粟，总之，节烈如此，应当表彰，赐与美谥云云。结果皇后的谥号没有争到，这位御史把自己的官也丢了。

在同治死前，慈禧、同治母子不和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故宫的老太监都证实同治给东太后请安，还留下说一些话，在自己亲生母亲那里，简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同治亲政时，西太后在朝中的亲信羽翼早已形成，东太后又一向不大问事，皇帝办起事来如果不先问问西太后，根本行不通。这就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慈禧是个权力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她为了自己的权威，对自己的亲骨肉或亲信都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光绪年间，她的脾气更加喜怒无常。有一个太监陪她下棋，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马”，她立刻大怒道：“我杀你一家子！”就叫人把这太监拉了出去活活打死了。

慈禧还政后，恣意享乐，通过李莲英卖官鬻爵，挪用海军款修颐和园。中日甲午战争时，她正在做60岁生日，从西苑到颐和园，沿途扎彩，奏乐演戏。她还当着皇帝的面对大臣们说：“谁使我生日不高兴，我便使他一辈子不高兴。”慈禧既然对待她自己亲生儿子同治都那样专制，因此她对待光绪自然也极霸道，尤其表现在光绪选后方面。她强迫光绪选她的内侄女为皇后，就是隆裕，可是光绪却喜爱自己所选中的珍妃。隆裕在光绪大婚后备受冷落，光绪宠爱珍妃，也被慈禧禁阻。光绪比同治勇敢，他看到慈禧穷奢极侈，又顽固地把持朝政，甚至连皇帝的婚姻也不能自由，内心起了极大的反感。加以当时的清王朝已到了危亡的关头，这位年轻皇帝于是大胆地接受新的思想，真正地掌握朝政。可怜他生不逢时，维新变法只不过百日，他就被慈禧打入冷宫里去了。

戊戌政变是维新运动的结果，维新运动可以说是康有为所一手促成的。康有为的维新运动是自上而下，方法是上书皇帝。康第一次上书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那时他应顺天乡试落第，于是上书请变成法。这篇文章约6000字。当时清廷都是些顽固保守分子，只有国子监祭酒盛昱、翰林院编修黄绍箕、刑部主事沈曾植和光绪的师傅翁同龢很赞同康的意见，但大臣们都没有胆量把康的文章递上去。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以举人身份入京会试，正值甲午战后中日议和，他联合了1200位举人，费了一天一晚的时间起草一个万言书，内容是反对和议，迁都再战。重要条目是：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封书亦未被转上，可是，却传遍了北京城，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中进士第五名，殿试降二甲48名，授职工部主事。他再起草一个奏疏，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这奏疏由都察院转递，终于被光绪看到了，非常感动，命抄四份，一份呈西太后，一份留军机处并分发各省督抚将军，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由于这次奏疏被光绪赏识，康乃再上一个奏疏，主张设立议院，下诏求言。这次奏疏都察院不肯转，工部衙门也不肯转。可是康的议论已被翁同龢所欣赏，特地找康谈变法，又把康的著作都拿了去看。由于翁是帝师，又兼军机大臣，和光绪皇帝最亲近，翁因此常把康的变法维新思想向光绪灌输。光绪的倾向变法，这时已开始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翁同龢得到光绪皇帝的同意，令陈炽起草实行新政的诏书12道，准备陆续颁布，但怕慈禧和一班守旧大臣反对，于是去说服恭亲王奕做主颁布。奕不肯同意，事情便搁了下来。这时清廷的守旧派都很不欢喜乱上书的康有为，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都上奏劾他，陈炽、沈曾植劝康有为暂离北京，康乃于八月底出京回粤。第二年慈禧杀太监寇连才，杖责珍、瑾二妃，太后和光绪之间的关系势成水火，变法维新是完全谈不到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天，德人强占胶州，康有为又赶到北京上了一个很长的奏章，陈说国际形势和当前中国处境，提出几个要点：（一）实行君主立宪。（二）整顿吏治与财政。（三）实行新式教育政策。（四）兴办社会福利。（五）振兴工商事业。（六）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七）仿效俄法日以定国是。这篇洋洋大文不仅传遍北京，连上海的报纸也刊载出来了。

由于上述这篇奏章震动了朝廷上下，光绪本想召见康，但奕说：“本朝成例四品以下官吏不能召见”，于是乃改为大臣代表皇帝传康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谈话。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下午三点钟，康有为和当时清廷著名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会见，地点是在总理衙门西花厅。这是一幕精彩的辩论会。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祖宗之法是为了治理祖宗的土地，如今祖宗的土地都不能守，则还守什么祖宗之法？举例来说：现在谈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不是祖宗时候就有的，因时制宜是适应需要。”他的回答驳倒了荣禄。廖寿恒问：“变法如何着手？”康有为答：“应从改革法律官制入手。”李鸿章问：“那么六部可以尽撤，则例可以尽弃吗？”康有为答：“法积久而弊生，而且今昔异势，现在的法律官制实在应该改弦更张，就是一时不能全改，也应斟酌情形逐步更改，这样才能推行新政。”接着他从政治谈到经济财政，又说日本因仿效西洋维新而富强，如今制度已很完备，中国和日本邻近，应该向日本学习。这次谈话由三点钟谈到天黑才散。

第二天翁同龢把谈话情形报告光绪，光绪又要召见康，恭亲王主张叫康先条陈意见，于是光绪命康具折上陈，并把康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帝彼得变政记》一并进呈。康有为乃在正月初八日上了一个“统筹全局”的奏折，折中说：“现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然后举明治维新时的改革为证，要求光绪先做三大事：（一）大集群臣于天坛，诏定国是，除旧布新；（二）设上书所于午门，派御史二人收书，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三）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数十人入直其中，皇上每日亲临，损益庶政。并于庶局下设法律、度支、学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电报、陆军、海军等12局。康并在著作的序文上警告清廷，如果不自动变法，等别人来变时，清朝就完蛋了，但如能自动地变，则清廷仍可以永远统治下去。在康有为的奏折里一方面强调变法可以富强，而变法又是非常容易。这些意见把年轻而有抱负的光绪皇帝完全打动了，他把康有为的著作和奏章都放在案头，天天翻阅。

康有为不仅只争取光绪皇帝赞同他的变法主张，同时还联络许多能接受新思想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他在长兴里讲学时，已经拔识了几个同门弟子，其中最著名的是梁启超。后来康中了进士，名气日大，在京中结识了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给事中高燮曾，以及张荫桓、李端棻、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一班同志。在督抚中得到陈宝箴、张之洞（后来反对康）的支持。其他如黄遵宪、陈三立、徐仁寿、汪康年、屠守仁、黄绍荃等都给予他精神上的响应。他还有一个私淑弟子谭嗣同，是他同志中最得力的一员。

推行维新运动，组织方法是创立学会，宣传方法是开办报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在北京自己出钱创刊了一份日报，名叫《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负责编撰。每天印2000份托送邸报（清政府的公报）的人随邸报附送。七月间由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会员有江标、袁世凯、黄遵宪。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张之洞特别捐了五千金作会费，办了一个强学书局，刊行书报，翻译各国名著。九月间康南下，特别到南京去见两江总督张之洞，促成在上海设强学会分会。后来北京强学书局改为官书局，最后官书局改为京师大学堂。上海方面强学会分会发行了一种《时务报》，销路很好。接着各地纷纷组织会社，湖北有质学会，广州有圣学会，湖南有南学会、地图公会、明达学会，广东有粤学会、群学会，苏州有苏学会，上海有不缠足会、农学会、译书会、蒙学会，北京有知耻会、经济学会，陕西有味经学会。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康有为到桂林，和唐景崧、岑春煊开圣学会。其后再返北京，邀各省旅京的人士倡设学会，有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陕学会等，这是以各省旅京人士来负责把维新运动推广到各省去的。接着由御史李盛铎和康有为发起一个保国会，其宗旨是保卫国家的政权和土地，保卫人民的自立，讲求变法之宜，研究外交之利等等。由于保国会成立，各省乃成立地方组织，如云南成立保滇会，浙江成立保浙会等。守旧派乃又加以攻击，御史黄桂鋆上奏弹劾，可是光绪却置之不问。御史潘宪澜再劾保国会，军机大臣刚毅主张查禁，光绪说：“这个会能够保国，岂不是一个很好的组织么，何必还要查究呢？”后来礼部尚书许应骙、御史文悌先后上疏弹劾康有为，说他发起组织保国会，是保中国，不是保大清。光绪仍不理睬，而文悌却因此革职。不过由于反对派的强力攻击，保国会的工作也无形停顿了。

第10章 百日维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末夏初，北京充满了蜕变的气氛。因为大家都知道，年轻的光绪皇帝热烈地支持变法。不过守旧的势力则集中向康有为攻击，不但攻击康有为，还攻击与光绪最亲近的翁同龢，使得翁同龢和康有为都不能留住北京城。康有为曾想离开北京，可是又怕翁同龢也被迫出京，则大臣中没有人可以主持变法，于是便写了一个奏折“请定国是而明赏罚”，请御史杨深秀代为呈递，又另外写了一个奏折请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光绪看到了这两个奏折，愈益增加了变法的信心。光绪明了反对的空气也很浓厚，因此便请人转告慈禧说：“儿不能做亡国之君，如不付儿全权，宁愿让位。”慈禧听了很生气，就叫人告诉光绪说：“皇帝要办的事，太后决不阻挡。”于是光绪乃根据杨深秀递呈的奏折，召集全部军机大臣开御前会议，四月二十三日下诏书“明定国是”，这是清王朝末期一篇最重要的诏书，所以抄录在下面：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爱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誉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粹，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员司员，大内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这就是光绪正式宣布变法维新的上谕，从上谕的内容和口气来看，很像是康有为草拟的，如果不是康的手笔，也完全是照康的奏折取其精华改写的。接着正戏上演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五日，下了另一道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通达时务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着于本月廿八日豫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着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