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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木木高太郎先生在《星期日每日》的春季特别号写了一篇《侦探小说问答》。您读过了吗?
(主人)读过了。是一篇切中要点的侦探小说入门介绍文章,可完全没提到木木真正想说的事情。他在最后稍微提到了纯文学,但没有深入解释。是想要保留问题以供思考,还是因为截稿日的关系割爱了?我想应该是后者吧。
(客人)对于那篇问答,您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主人)几乎没有,不过对于推理小说这个名称,我有几点意见。木木说除了侦探小说以外,科学小说、怪奇小说、悬疑小说、考证小说、心理小说、思想小说等全都要归入推理小说名称中,他的这个想法无视“推理”的字义,我无法赞同。把怪奇小说和悬疑小说统称为推理小说,未免太牵强了。科学小说也是,比起推理,过去的这类作品更注重科学的幻想,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推理的元素。而且连思想小说都称为推理小说的话,文学史上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推理小说了。这样会让侦探小说这个特殊的类别变得暧昧,与一般文学混淆,把难得分化出来的东西又丢回未分化的过去了。
(客人)您不喜欢推理小说这个称呼,是吗?
(主人)也不是。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我曾在《改造》上写过一篇随笔,提倡如果将广义的侦探小说(也包括悬疑小说等类别),以及以逻辑游戏为主的本格作品统称为推理小说,那么本格、变格这种古怪名称即使消失也无妨,但没有获得多少共鸣。后来我不再使用推理小说这个名称,是因为它已经不是我当初提倡的那种语义了。
(客人)逻辑游戏啊,您在无意中透露了真心话了。
(主人)就是这样,我是个侦探小说游戏论者。不过在进入游戏论之前,先说说我对文学论的看法吧。有样东西要让你看,就是这个,大正十四年九月发行的《侦探趣味》第一期。那时候我刚开始写侦探小说,还住在大阪,和《大阪每日新闻》的春日野绿还有神户的西田政治、横沟正史等人创办的同人杂志。
(客人)咦,您还保存着这么久以前的东西啊。说到大正十四年,已经是二十五六年前的事了呢。
(主人)我是搜集狂嘛,尤其喜欢收集这类旧物。最初这本杂志是由成员轮流担任编辑,第一期由我负责。上面有一个专栏叫“侦探问答”,由我向各成员以回函明信片的形式提出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侦探小说是否为艺术?”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侦探小说有没有可能是纯文学?”这里有二十四个人的回答,大多数的回答都是“侦探小说也是艺术。”此外也有很多“视作者与作品,有可能是艺术,也可能不是”的回答。后来变成文学排斥论者的甲贺三郎也回答,“侦探小说中也有艺术性作品,艺术小说中也有侦探小说式的作品,简而言之,侦探小说也可能是艺术。”
(客人)那么您本身是艺术派吗?
(主人)我却不是如此。我也一样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我是这么写的:“虽然我想说侦探小说是艺术,却无法斩钉截铁地断定。我总觉得既然侦探小说是刻意写出来的,本质上就不能算是艺术。”所以我想知道其他人怎么回答。
(客人)您的回答让人觉着您很贪心。
(主人)当时也有人这么奚落我。二十五年后的现在,我的想法仍然和当时的十分接近,真是本性难移。这就是我最近常说的,侦探小说有着无法完全成为纯文学的宿命。
(客人)您是说与木木先生的论战吗?
(主人)是的,木木说他对从爱伦·坡到现在的所有侦探小说不满意,心中描绘着完全不同的纯文学式的侦探小说。可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会是何种形态的侦探小说。从木木过去的作品来看,也不能说没有类似的种子,可我觉得由那些种子萌芽而成的作品只是略带侦探小说趣味的一般文学而已。我认为越是深入那种方向,就越远离了侦探小说,只单纯地往纯文学靠拢。光靠抽象的理论说不明白,所以我要他拿出范本来。
(客人)您肯定既有的侦探小说,范本当然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拿出排行榜上前十名的作品就行了。然而木木先生设想的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并没有现成范本。您要他拿出那样的东西,岂不是不公平吗?
(主人)所以我不想深入追究这一点,但是抽象理论说服不了我,我必须看具体的作品。前阵子我也问过木木,外国文学里有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当成范本的即成作品?结果他还是只说得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或类似的作品。以文学标准来看,《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很伟大;但以侦探小说的标准来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们不是着重解谜逻辑之类的东西。所以这类特征的作品,没办法成为新侦探小说的范本。
(客人)话说回来,您刚才本来要详细介绍游戏论的,那么谈谈游戏论如何?
(主人)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本性难移。我刚开始写侦探小说没多久,当时的无产阶级作家前田河广一郎[207]氏在大正十二三年左右的《新潮》上发表了两篇短文《究明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心理》。主旨是侦探小说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小说,作家应多创作反资本主义式的侦探小说。我在《新青年》上反驳了这个说法,我说侦探小说是“理性的游戏”,所以并非有资本主义或无产阶级的立场。依作家的性格,要写出赞同或反对资本主义的作品也不是不可能,但那与侦探小说的本质无关。更久之后,我发表了一则短篇《烟虫》,结果这次受到了左翼人士的赞赏,但那也只是巧合,选择以军人为主角只因其适合描写一个怪现象,我从未刻意在我的作品中突出反军国主义。
(客人)我觉得您有些偏离主题了。
(主人)游戏论,是吧?我刚才的话其实也涉及一二,很早以前,我骨子里就是个侦探小说游戏论者。文学是放眼人生、寻找真实,描写人类世界种种悲欢离合,或谈论神与恶魔的一种艺术形式。侦探小说当然无法避开这类要素,但中心主旨却全然不同,是将人为制造的谜团——最为不可思议的谜团——甚至看似不可能的谜团以逻辑加以清晰化,以获得解谜乐趣为目的的小说。这个谜团可以是人生之谜,但人生之谜自古以来便是哲学与文学的中心课题,没必要连它也都放在侦探小说里,而且人生之谜也不可能靠一本书就解得开,这与侦探小说的趣味不同。换言之,试图解决与人生相关谜团的小说是纯文学,解开与人生无关的人为制造的谜团的小说是侦探小说,也就是游戏文学。
(客人)在侦探小说中,解开杀人命案之谜不也与人生有关吗?
(主人)不能这么说。我现在谈的不是这么浅显的层次,而是更高的层次。你要知道,侦探小说的根本乐趣在于虚构。虽然必须写得煞有介事,但那不可能是真正的现实。我认为“虚构的现实”必须和一般意义的现实分开。如果要彻底追求一般意义的现实,侦探小说根本的虚构乐趣就消失了。我认为,一般意义的现实主义与侦探小说无法并存。我会说侦探小说与犯罪实录截然不同,也是这个原因。
(客人)可也不能说它是游戏,就成不了文学吧。不光是文学,所有的艺术都是源自原始人的游戏吧?文学现在已经有了框架,人们不再说它是游戏,但追根究底,它原本也是游戏。不必追溯到原始时代,说简单点儿,不管是西鹤还是近松[208],他们都不是为了阐明人生而写,而是为了游戏而写,但比起当时探讨人生的儒学,他们现在得到的评价更高。因此侦探小说现在虽然是一种游戏,也许有一天也会成为文学吧。
(主人)那真是我最大的愿望。但不能急躁地朝文学靠拢,如此反而会让侦探小说走向灭亡。如果选择了单纯模仿现今的文学,无论如何侦探小说的根本趣味都会在无意中被淡化。你刚才举西鹤和近松为例,但他们认为自己是戏作[209]的作者,有时候甚至羞于在作品上署名。因为当时儒学者将浮世草子及歌舞伎当成妇孺的娱乐,弃若敝屣。有时候侦探小说的作者也会引以为耻,但即使它是魔术文学,一样由人类创造,总会有人性的成分深藏其中。有时候间接的东西反而比直接的更能打动人心。如果纯粹侦探小说能够成为文学,目前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可那并非刻意为之就能成功的,这关乎作者的个性,是一条极为狭隘的路。
(客人)侦探小说成为文学的道路只有这一条吗?
(主人)除此之外,虽然还非常空泛,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循着侦探小说的进化过程预测未来。侦探小说这类形式,从百年前的爱伦·坡算起,还相当年轻;但作为趣味中心的解谜游戏,几乎从原始时代就有了。换言之,那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而是随着人类的智慧同时出现,与人智同时演进的趣味。在西方,希腊、罗马古代时就非常盛行谜语诗歌,一般的谜题也十分流行,这从出现在《伊底帕斯》戏中的人面狮身谜题也看得出来。东方也是如此,中国诗歌谜语中的《野马台诗》相当有名,日本也有谜语和歌。像“物名”[210]、“折句”[211]就是。最近有位叫和田信太郎的人出了一本叫《巧智文学》的书,书中写到日本与中国的谜题历史。《巧智文学》中介绍的人类的谜题趣味渐渐也被纳入小说里面,诞生了中国的《棠阴比事》、伏尔泰的《查第格》[212]、日本的《大冈裁判》之类的作品,“谜”的趣味由此延续下来。而它因爱伦·坡的创意,被汇整成现在侦探小说的形式。百年之间,侦探小说变得复杂了,但根本上还是爱伦·坡创造的原型。这样一想,就知道侦探小说还不到走进死胡同的地步,也许会进化成更加不同的形式。不过这只是单纯的想象,非常暧昧模糊,所以我还不能提倡新形式的侦探小说。
(客人)这下我放心了,原来您也不是个固执于现状的人。
(主人)那当然。不过,就算是过去的爱伦·坡式侦探小说,也还有进化的余地,或者说还有让人恋恋不舍的力量。前阵子我在某本杂志上提到,综合西方评论家的侦探小说论,约有四类主张。一是和木木相同的纯文学论,冷硬派的主将钱德勒便是如此,美国也有纯文学论者;第二类是风俗小说论,也就是认为侦探小说将发展为魔术小说,最后变成有侦探出场的风俗小说,日本的大下宇陀儿等人似乎赞同此说;第三类是文学式本格论,也就是不减少本格侦探小说的趣味,尽量融入文学手法,这也是我目前的想法;第四类是竞赛论,很接近坂口安吾的意见,也就是对无法展开公平竞赛的侦探小说不感兴趣,是对侦探小说最狭义的定义。范达因在评论中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我刚才提到的第三种说法,在西方也是支持者最多的一种,而我也对这个方向最为眷恋。我认为这个方向还有十足的空间能创造更杰出的作品。
(客人)这么说来,侦探小说还是会维持着魔术文学的形式继续走下去。不喜欢侦探小说的人会说侦探小说幼稚,就是因为它的这种魔术性,这一点没办法改善吗?
(主人)我目前尚未找到足以取代的东西,所以我还是坚持魔术文学的立场。所谓魔术,也就是不可能的趣味,正是谜团的本质。以现实的眼光来看不可能趣味,一定会显得不自然,会让人觉得是在哄骗儿童。但我认为那种不自然、稚气,是侦探小说的一个特征——当然,这里说的也不是初步入门的层次——不别扭的侦探小说,对我来说一点儿都不有趣。当然这是只限于纯粹侦探小说的范畴……关于魔术文学,距今二十几年前,我曾向小酒井不木先生埋怨过,说纯粹侦探小说说穿了就是魔术文学,然而魔术这东西,在舞台艺术中也称不上高级,不能算纯艺术,这实在太窝囊了。可现在我改变想法了,我认为最高明的魔术拥有和戏剧同等的价值,只是性质不同,因此评价的原则也应该改变。虽然我至今也还没见过自己说过的最高明的魔术。
(客人)那么侦探小说也可以说是同样的状况吧。最好的纯粹侦探小说不一定就逊于一般文学,只是比较基准不同罢了。问题在于最好的侦探小说是否已经出现了?
(主人)哈哈,真伤脑筋,这样一来又会变成没有实例的议论了。我刚才说的魔术理论也站不住脚了。可是关于魔术文学,最近我有一个发现,也就是魔术文学并不一定就是形而下的。
(客人)哦?有形而上的魔术吗?
(主人)我不清楚真正魔术的具体情况,不过我认为有形而上的魔术文学。或许只是我的错觉,不过我就说说看吧。出于某些必要,我现在才开始读切斯特顿的《诗人与狂人们》(The Poet and the Lunatics)这本短篇集,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形而上的魔术”。尤其是其中一篇《加布列尔·盖尔的犯罪》(The Crime of Gabriel Gale)更是强烈地表现出这一点。该小说有日文版,由西田政治翻译,以《怪奇雨男》为标题刊登在《新青年》昭和十三年春季增刊号上。可是翻译省略了原作的后半部分。那部分是切斯特顿最为喜爱的涉及哲学、神学的吊诡抽象议论,可能译者认为一般读者看了也不会觉得有意思吧。这后半的议论,比较明确地暗示了形而上的魔术,你之后也读读看吧。事件的谜团解开后,增加了加布列尔·盖尔向两名医生高谈阔论他超乎常识的议论的段落。小说从后半往后,篇幅就全用在那些议论上。两名医生说:“你说的话疯疯癫癫的,叫人听了莫名其妙。”但盖尔满不在乎,继续大放厥词。切斯特顿的侦探小说全是逻辑方面的悖论,也是逻辑学的魔术,不过这篇《加布列尔·盖尔》则进一步深化到哲学、神学领域。哲学的悖论、神学的悖论,也就是哲学的魔术、神学的魔术。虽然还相当模糊,但我发现朝这个方向深入,形而上的魔术或许也是可能的,所以有些兴奋了。
(客人)即使没有读过,似乎也能理解您的意思。可是,在过去的文学中不是也有类似的东西吗?我觉得不需要提侦探小说,一般文学里就有。
(主人)或许吧。像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怎么样?王尔德是悖论大家,若再重读一次,或许也会有和读《加布列尔·盖尔》相同的感受。不管怎么样,这都还只是很模糊的想法,请让我再酝酿一阵子吧。这也是为了魔术文学的进步。
(客人)哎呀,已经十点了呢。我得告辞了。
(主人)真遗憾,我还意犹未尽呢。一聊起侦探小说,时间就过得特别快,实在不可思议……咱们下回再继续聊吧。
(昭和二十五年四月号《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