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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昭和二十九年）秋天，在我六十寿诞的前一个月，为了撰写小说我投宿伊东温泉，当时看到了一本旅游指南《伊豆掌柜》，竟在其中发现了我的祖先。
根据族谱上的记载，我最早的祖先“豆州伊东之乡，平井十郎右卫门，寿百十三岁，殁于贞享二丑年”。每次我去伊东温泉，总想仔细调查一番祖籍地，却一直未能实现。而在刚才提到的旅游指南中，我的祖先中有一位名平井于光（应该念成O-Mitsu）的女性，她的一生不平凡，出仕平步青云，被时人尊为“冷川夫人”。她的遗物保存在东向寺——位于伊东与修善寺之间公路上的冷川村。此外，乘务员小姐在旅游指南中也提到了冷川夫人的名字。
我立刻飞车拜访东向寺，会见第三十代住持杉本弘道先生，住持找出了寺院世代传承的古籍供我阅览。当中有一篇《冷川夫人略历》，完成于明治初期。文字虽然稚拙，但详述了我的祖先平井于光的勇妇情状，我将之抄录于下。
元禄时期，伊势国津之城主藤堂和泉守高久公，为疗养前往该国热海温泉。调养期间，暇时消磨而漫游四方之时，见一嫫女（丑妇）对川涤垢衣，遂出手调戏。嫫女瞋胆，泼水高久公，旋奔逃不见踪影。高久公大为所感，赞叹此真一勇胆佳女，命人寻其所在。闻此女乃该国贺茂郡冷川村平井嘉兵卫之妹，名于光，受热海某户雇为婢，遂遣使求其为妾。元禄十一年（一六九八）寅年，嘉兵卫送于光入藤堂家为妾。此即冷川夫人之素籍，后藤堂家德配，贞懿贤淑，温和怜下，虽为嫫女，智才兼备，并通权通变，实高久公慧眼独具。元禄十五年（一七○二），冷川夫人为报父母重恩，将父母灵位纳于故乡菩提所[1]之东向寺，并于同寺境内建行基菩萨[2]作之正观世音灵像堂宇，捐经卷珍器。
对照我家以及藤堂家的系谱，这段记述有诸多谬误。藤堂家初代为高虎，二代高次，三代高久，四代高睦。根据我家的族谱，于光侍奉的是二代高次，为四代高睦公之生母（这一点与寺院古籍上所记载的相同）。而四代高睦公是二代高次公之子，因此于光侍奉的肯定不是三代高久公，而是二代高次公。此外，还有年代的问题，于光的弟弟平井友益由于其姐之故成为高次公的御用针灸医师，是宽文九年（一六六九）的事，因此于光出仕非得是在这之前不可。
于光的弟弟友益身为针灸医师，俸禄微薄，但其子平井陈救在宝永四年（一七○七）于光殁后，扶摇直上，坐拥千石俸禄。应该是于光的儿子四代高睦公为了孝养生母，为陈救增加了俸给吧。此后平井家代代担任武士，领取千石俸禄，直到七代平井碹右卫门陈就出仕至明治四年隐居为止。平井碹右卫门陈就是我的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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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服侍伊势藤堂家，代代居住在三重县津市，我父亲平井繁男也在那里出生。但伯父当中出了个纨绔子弟，在祖父殁后败光了家产，父亲靠着半工半读，从大阪的关西大学法律系毕业，他是第一届毕业生。毕业数年后，撰写了一部八百页的大作《日本商法详解》，由大阪駸駸堂出版。最初他在三重县名张町（现已改制为市）的名贺郡政府部门任职，后来调到同县的龟山，接下来到名古屋市，历任东海纺织同盟会的书记长、名古屋商业会议所顾问、同市的财阀奥田正香商店的经理。不过家父在明治三十年代末期独立，开了一家贩卖各种进口机械、煤炭的商店，店里有十几名店员，有一段时间生意极为兴隆。可惜这家店在明治四十五年就破产倒闭了，父亲远渡朝鲜马山从事土地开垦事业，后来回归内地。他的一生做了许多工作，大正十四年虚岁五十九岁过世时，是大阪一家棉布批发商的挂名干部。
父亲在第一份工作——担任三重县名张町郡政府的书记——时娶了母亲，明治二十七年，我在当地出生。搬到名古屋市时我虚岁四岁，而父亲破产时我虚岁十九，是中学毕业那一年。过去我过着衣食无缺的富裕生活，祖母也还健在，我小时候是她带大的，娇生惯养的我真应了那句话，在家一条龙，出外一条虫。
听说我两三岁的时候话非常多，很善于模仿，但随着年龄渐长，懂事的我竟不再饶舌了，越来越喜欢独处幻想的我沉默了下来。我时常于黄昏时分一边走在镇里的街道上，一边大声说出自己的幻想。我不喜欢与人对话，打小就喜欢独自任思绪天马行空。说好听些是喜好思考，说难听点儿就是热衷妄想。长大成人以后，这个习惯仍旧没有变。
我是祖母带大的，从小就被惯坏了，又是家中的小霸王，所以进小学以后，第一次接触到生人时，竟成了胆小鬼一个。只敢独自戳在校园角落的樱花树下，愣愣地看着大家奔跑玩耍。但我算是悟性高的了，在当时的寻常小学四年期间，不是担任班长就是副班长。
依当时的规定，念完寻常小学校后，还要再念两年高等小学，然后才能参加中学入学考试。进入高等小学以后，有霸道的同学欺负我，让我在心灵和肉体上都痛苦不堪，痛恨起上学来。上了中学以后，我同样又遭到同学的欺负，学校于我形同地狱。其实也不是对方不好，我想我天生就是个“招人欺负的孩子”，因此我嫌恶社会生活、喜爱独自胡思乱想的毛病更是变本加厉了。中学时代，我经常装病请假，实际上我也的确是个体质孱弱的孩子。中学五年我出席的课时大概只有规定的一半，成绩也因此落到中游。当然我也不参加运动，是个既不会玩单杠也不会跳木马的病恹恹的小鬼。体育是我最痛恨的课程，尤其是器械体操和赛跑，最叫我头皮发麻。
就这样，我不是因为课业本身，而是出于完全不相干的原因厌恶起学校来，结果我的学业也越来越糟糕了。我上的是名古屋市南伊势町的白川寻常小学，然后进入附近的市立第三高等小学，我是爱知县立第五中学（后来改称为热田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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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破产后去了朝鲜，无所事事的我也就陪着一起去了，在马山住了一阵。由于我不愿意只念到中学就放弃学业，便请求父亲让我继续升学，说即使不资助我学费也可以，我会自力更生半工半读，然后只身去了东京。以一个懦弱受欺负的孩子来说，这真是令人讶异的勇敢决定，原来我的血管里也流着这种爱好冒险的血液。父亲的破产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打击，反倒是激起我对半工半读方式的极大兴趣。
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夏天，我通过早稻田大学的预科插班考试入了学，在大学部选了政治经济系，主修经济学。至于打工，一开始我在汤岛天神町的一家小印刷厂打杂，接着当抄写员，不久后认识了同乡的政治家川崎克先生（前厚生大臣川崎秀二的父亲），帮忙编辑川崎先生出版的政治杂志，接着寄居在先生家。在先生的介绍下，我进入东京市立图书馆当管理员，又担任证券从业者家的英语家教。
如此这般，我几乎没有体验到所谓学生生活的乐趣，学生时代就这么过去了。我没有零用钱，所以在图书馆看书成了我唯一的乐趣。除了大学图书馆以外，我也经常去上野、日比谷、大桥等地的图书馆。我不太常去上课，经济学之类的书也是在图书馆看的。我等于是“图书馆毕业生”。除了专业书籍以外，那阵子我沉迷在爱伦·坡及柯南·道尔等人的英文侦探小说中。
少年时代我读完了黑岩泪香的全部作品，其作品情节老套，风格颇似加博里奥[3]、柯林斯[4]等人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不太能令我满足。相较之下，爱伦·坡、柯南·道尔、切斯特顿[5]的短篇就像浓缩了谜团与推理的精华，没有多余的杂质，让我耳目一新，自此爱上了他们。此外，爱伦·坡的《金甲虫》（The Gold Bug）、《暗号论》（Cryptography）等作品引发了我对西方暗号的兴趣，甚至在图书馆查遍了有关暗号史的书籍。当时积累的知识，成了日后我处女作《两分铜币》的基础。
大正五年，虚岁二十三岁的那年夏天，我从早稻田毕业了。即将毕业时，我梦想着前往美国。我计划在美国洗盘子打工，学习英文写作，在美国成为侦探作家。当时日本没有半本侦探杂志，侦探小说丝毫不受重视，而当时美国侦探杂志上的作品也都是些无聊玩意儿，我有自信能够写出更精彩的作品。可是当时前往美国，除了路费以外，还需要一笔巨额的“保证金”，我凑不出那笔钱，于是便成了一场单纯的美梦。
毕业后，在川崎克先生的介绍下，我进了大阪的南洋贸易公司。最初工作很有趣，我也做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但不到一年我就厌烦了。最要命的是，在那家公司就职需与同事同住一室，完全没有独处的时间，因此前文提到的独自思考的癖好丝毫得不到满足，这比什么都叫我难受。因为这一点，我竟在不知不觉间怠惰起来，开始酗酒，也学会了玩女人，终于在工作上犯了错。我未经许可就离开了公司，开始流浪之旅——这后来成为我终生的爱好之一——趁着手头还有点儿钱，在伊豆的温泉四处走访、投宿。那时候，我第一次读到谷崎润一郎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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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正五年从早稻田毕业到成为职业侦探小说作家的大正十四年，这八年之间我做过的职业有多达十四五种。如果加上学生时代的兼职，我从事过的职业近二十种。搬家比换工作更频繁，从小时候的故居到四十岁定居于现在的池袋，这期间我搬过四十次家。很难得，我在池袋定居之后已过去了二十几年。但在这之前，不管是职业还是住家，我都像个流浪汉似的换个不停。
这八年之间的工作，做得最久的是一年半，短的只有半个月，平均一份工作做半年左右。先前提到的大阪的贸易公司，我做了一年就跑了。后来流浪到了伊豆半岛的时候，我初次邂逅了谷崎润一郎的小说，那是一则叫《金色之死》的短篇，内容近似于爱伦·坡的《阿恩海姆乐园》（The Domain of Arnheim）或《兰多的小屋》（Landor's Cottage）。我原以为日本就只有自然主义小说，没想到竟也有这样的作家，为此惊异不已。从此以后，只要是谷崎的小说我必定阅读，接着又爱上了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6]、宇野浩二。
这场流浪之后，我失业长达半年，之后在手提式打字机的商行工作了约两个月。后来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进入三重县鸟羽造船厂电机部的庶务股工作，在现在的鸟羽市住了一年多。不过在此期间，我也一天比一天懒得出勤，在单身宿舍的房间壁柜上层铺了被褥，大白天也躲在里头睡觉。因为柜门关着，同事都以为我上班去了。我就这样盯着壁柜的天花板发呆，满足我天马行空的癖好。这时候的经历与后来的《天花板上的散步者》这部小说的创作不无关系。此外，我也曾经有过一些奇特的行为，比如三更半夜失踪，把众人吓得人仰马翻，结果却在镇上禅寺的大厅里一直坐到早上。
“人为何存在？”“人为何而生？”当时我净思考这样的问题。
在鸟羽造船厂工作期间，我第一次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日文版，深受感动。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读过不少小说，但这一生中最能让我感动的，想来还是爱伦·坡、谷崎润一郎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后来我在鸟羽也待不住了，就去了东京，靠着区区千圆的资金，和两个弟弟在团子坂的街上开了一家名为“三人书房”的二手书店。
这时期的经历后来反映在小说《D坂杀人事件》上。经营这家店时，我与在鸟羽造船厂时认识的妻子结了婚。当时的财务已经够窘迫了，我却还为浅草歌剧的名歌手田谷力三[7]成立了后援会，花了不少钱。后来终于走投无路，无可奈何之下接了漫画杂志《东京PACK》的兼职编辑工作，但也因为种种因素，持续了不到三个月；最后实在穷途末路，开始吹起风笛，拉起摊子，开起中华拉面摊来。这是个在深夜营业的辛苦生意，钱是赚了不少，但身体实在无法负荷，只做了半个月就放弃了。
我再次厚着脸皮向川崎先生求助，请他安排我到东京市政府当差，可还是干不下去，我经常无故缺勤，半年就被炒了鱿鱼。然后我逃到大阪，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成了《大阪时事新报》的记者，可也只做了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