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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脸疑惑,他继续说:
“你明白,黑斯廷斯,一个经验丰富的钓鱼者很清楚用什么样的假蝇喂什么样的鱼。我要给他对的鱼饵。”
“然后呢?”
“然后呢?然后呢?你和那个傲慢的、没完没了地说: ‘哦,是吗?’的克罗姆一样糟糕。好吧,然后他会吞饵上钩,我们就转轮收线……”
“与此同时,四面八方都有人在死。”
“三个人。每个星期,怎么讲——大约有一百二十个人死于交通事故。”
“完全不是一码事。”
“对死者而言可能没多少差别。但对其他人来说,亲戚、朋友什么的,是的,确实不是一码事,但这个案子里至少有一件事令我欣喜。”
“务必让我们听听有什么事能令你如此欣喜。”
“挖苦我也没有用。令我欣喜的是,无辜者不会因为内疚而悲痛。”
“这不是更糟糕吗?”
“不,不,绝对不是!没有什么比生活在一个怀疑的氛围里更糟糕的了—— 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你,心中的爱变成了恐惧——没有什么比怀疑亲近的人更糟糕了。这种怀疑是有毒的——是一种瘴气。不,没有对无辜者生命的毒害,我们不会将此归咎于ABC。”
“你很快就会给那个家伙找借口了!”我愤愤地说。
“为什么不呢?他可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合理的。最后我们可能会同情他的观点。”
“真的吗,波洛!”
“哎呀!我吓着你了。先是我的惰性——然后是我的观点。”
我摇摇头,没有作答。
过了一两分钟后,波洛说: “不过,我有一个可以让你高兴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而且,需要大量的谈话,几乎不用思考。”
我不太喜欢他的口气。
“什么计划?”我谨慎地问。
“把受害人的朋友、亲戚和仆人们知道的所有情况都榨出来。”
“这么说,你怀疑他们有所隐瞒?”
“他们并非故意要隐瞒什么。但是你知道,说出一切往往意味着选择。如果我对你说,把你昨天做过的事跟我复述一遍,你可能会回答: ‘我九点钟起床,九点半吃早餐,我吃的是鸡蛋和培根,喝了咖啡,又去了俱乐部,等等。’你的回答里不会包括: ‘我把指甲弄断了,不得不剪掉它。打电话定购剃须水。我不小心把咖啡洒在桌布上了。我把帽子刷了,并把它戴上。’没有人会说出一切。因此,必须作出选择。面对谋杀案时,人们会选择自认为重要的东西。但他们的想法往往是错误的!”
“怎么才能获得正确的东西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仅仅通过谈话就行。通过聊天!通过谈论某个事件,某个人,或某一天,反复地讨论,额外的细节肯定会浮出水面。”
“什么样的细节?”
“当然是我以前不知道或者不想去发现的细节。但过了这么长时间,普通的事物也会重新呈现出价值。三起谋杀案中没有一个事实或一句话与案件有关,这一点违背所有的数学规律。琐碎的事件和琐碎的话语中肯定存在一条线索!我承认,这就好比大海里捞针——但大海里确实有针,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觉得这个想法太模糊不清、云山雾罩了。
“你还不明白?你还不如一个女仆机智。”
他扔给我一封信,笔迹工工整整,是用一种倾斜的公立小学学生的字体写的。
亲爱的先生,
希望你能原谅我冒昧给你写信。自从可怜的姨妈遇害后,又发生了两起可怕的类似的谋杀案,这之后我想了很多。看来,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姑娘的照片,我是说,那个姑娘是那个在贝克斯希尔被杀的姑娘的姐姐。我斗胆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要来伦敦谋职,问她我能否为她或者她母亲做事,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两个脑袋总要强过一个脑袋,我不要太多的工资,我只是想查出那个恶魔是谁,如果我们能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也许会对调查有利,没准儿还能查出真相。
那个姑娘很友好,给我回了信,她告诉我她在办公室工作,住在旅社里。不过,她建议我写信给你,她还说,她也一直在思考类似的问题。她说,我们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应该团结一致。所以,我就写信给你了,告诉你我要来伦敦,这是我的地址。
希望我没有打扰你。
玛丽·德劳尔
敬上
“玛丽·德劳尔,”波洛说,“是个非常聪明的姑娘。”
他拿起另一封信。
“读读这封吧。”
这封短信是富兰克林·克拉克写来的,他说他要到伦敦来,如果没什么不方便的话,他会在第二天拜访波洛。
“不要绝望,我的朋友,”波洛说,“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