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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也喝不到比这里更好喝的咖啡。”弗朗索瓦丝一面把杯子放在碟子里一面说。
米凯尔夫人笑了。
“当然,在你去的那些定价餐馆里给你喝的不是这种咖啡。”
她正在翻阅一份时装杂志,弗朗索瓦丝走过来坐在她的椅子扶手上。米凯尔先生在壁炉的一角看《时代报》,炉中的木炭正熊熊燃烧。二十年内,事物一成不变,不免令人心情沉重。每当弗朗索瓦丝回到这幢住宅里,她感到流逝的那些年华并未把她带到任何地方,时光就是展开在她周围的一潭黯淡无光的死水。生活就是人变老,仅此而已。
“达拉第,他确实讲得很好,”米凯尔先生说,“很坚定,很威严,他将寸步不让。”
“有人说,博内本人会随时做出让步,”弗朗索瓦丝说,“甚至有人断言,他可能背地里已经就吉布提问题开始谈判了。”
“要注意,就意大利提出的要求本身没什么太过分的东西,”米凯尔先生说,“不能接受的是说话的口气,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样的强硬催促下同意妥协。”
“你毕竟不会就一个声誉问题进行战争吧?”弗朗索瓦丝说。
“我们也不能甘心躲在马其诺防线后面当一个二流国家。”
“不能。”弗朗索瓦丝说,“这很困难。”
她向来避免接触原则问题,所以很轻易就能和父母达成谅解。
“你觉得这适合我吗?这种裙子?”她母亲问道。
“肯定适合,妈妈,你那么苗条。”
她看了看挂钟:现在两点。皮埃尔已经坐在桌旁,前面放着一杯劣质咖啡。格扎维埃尔头两次上课来得太晚,因此他们今天决定提前一小时到多莫咖啡馆会面,以保证按时开始工作。也许她已经到了那里,对她是难以预料的。
“为《尤利乌斯·恺撒》的第一百场演出,我需要一套晚礼服,”弗朗索瓦丝说,“我拿不准该选一种什么式样。”
“我们有时间考虑。”米凯尔夫人说。
米凯尔先生放下报纸。
“你指望有一百场演出?”
“至少一百场,现在每天晚上都客满。”
她振作了一下精神走向镜子;这种气氛令人消沉。
“我该走了,”她说,“我有约会。”
“我不喜欢不戴帽子外出的习惯。”米凯尔夫人说,并摸了摸弗朗索瓦丝的大衣。“为什么你没听我的话买皮大衣?你背上没什么保暖的东西。”
“你不喜欢这种中大衣?我觉得它好看极了。”弗朗索瓦丝说。
“这是件春秋大衣,”她母亲说着耸了耸肩,“真不知道你的钱都干什么用了!”
“你什么时候再回家?”米凯尔先生问道,“星期三晚上,莫里斯夫妇要来。”
“那我星期四晚上来,”弗朗索瓦丝说,“我喜欢单独和你们在一起。”
她缓步下了楼梯,走上梅迪奇街。空气湿润而凝滞,但她觉得室外比温暖的书房还舒服。时光又开始缓缓地流逝:她就要与热尔贝会面,至少这能使这段时间具有某种微小的意义。
“现在,格扎维埃尔肯定已经到了。”弗朗索瓦丝想,心中略有刺痛感。“格扎维埃尔穿上了那条蓝裙子或者那件带白条纹的红外套,精心梳理的发卷垂在脸旁,她微笑着。这种从未出现过的微笑意味着什么?皮埃尔怎样凝视她?”弗朗索瓦丝停在人行道边:她痛苦地感到自己好像被流放了。往常,巴黎的中心就是她的所在之处。今天一切都变了,巴黎的中心是皮埃尔和格扎维埃尔就座的咖啡馆,而弗朗索瓦丝则流浪在市郊的某个地方。
弗朗索瓦丝在双偶咖啡馆露天座的火盆边就座。今天晚上皮埃尔将把一切都叙述给她听,但是一些日子以来她不再完全相信他的话。
“一杯清咖啡。”她对侍者说。
一丝惆怅掠过心头:这不是确切意义的痛苦,必须追溯到以往遥远的年代才能找到类似的不适感。她陷入了回忆。房屋内空无一人,为挡阳光,人们关上了百叶窗,屋内很昏暗。在二层楼梯口有一个小女孩正屏住呼吸贴在墙边。当大家都在花园里时,她却独自待在那里,她感到新奇。这既有趣,又令人害怕:家具和往日一模一样,但同时又都变了样,变得那样厚实、浓重、神秘,在书桌和蜗形脚大理石桌子底下滞留着一团厚重的阴影。她不想逃跑,却心惊肉跳。
那件陈旧的上衣挂在一个椅子背上:想必安娜用汽油洗过它,或者她刚把它从放有樟脑丸的地方拿出来,晾在那里吹吹风。看样子它又旧又破。虽然破旧,但是它却不能像弗朗索瓦丝那样在自己弄痛时呻吟,也不能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一件破旧的上衣。”这很奇怪,弗朗索瓦丝企图设想,如果她不能对自己说:“我是弗朗索瓦丝,我六岁,我在祖母家,”如果她全然不可能自言自语,她会成为什么样。她紧闭双眼,好像她不存在似的,然而其他人会过来,看见我,谈论我。她睁开双眼,看到了上衣,它存在着,但它自己意识不到,这里面有某种令人气恼和有些令人恐惧的东西。如果它自己不知道,存在对它又有何用?她考虑了一下,也许有一种办法。既然我能说“我”,我为什么不能代替它说呢?她注视着上衣,眼里只看见上衣,然后迅速说出:“我很破,我很旧,”然而白费力气,什么新情况也没有发生,这是令人失望的。上衣仍然在那里,无动于衷,与人无关,而她仍然是弗朗索瓦丝。再说,如果她成了上衣,那么她弗朗索瓦丝就无知无觉了。她的脑袋开始反反复复思考这一切,然后下楼跑向花园。
弗朗索瓦丝一口气喝完了那杯咖啡,咖啡几乎是凉的。这毫无关系,为什么又回想起这一切?她看了看昏暗的天空。目前的情况是,现存的世界超出能及的范围,她不仅被驱逐出巴黎,而且被驱逐出整个宇宙。坐在露天座上的人,街上过往的行人都飘浮于地面,是一些影子,房屋仅仅是一片背景,无立体感,无深度。热尔贝微笑着走来,他也只是一个轻飘飘的富于魅力的影子。
“您好啊。”他说。
他身着那件肥大的浅灰褐色大衣,内穿棕黄色小格衬衫,黄色的领结更加衬托出没有光泽的脸色。他着装总是非常优雅。弗朗索瓦丝很高兴见到他,但她立即明白,她不可能指望他的帮助来恢复她在世界上的原有位置;他倒是一位称心的流放伙伴。
“这么坏的天气,我们还去跳蚤市场吗?”弗朗索瓦丝问道。
“只是毛毛雨,”热尔贝说,“没有正经下雨。”
他们穿过广场,下了地铁台阶。
“这一整天我和他谈些什么呢?”弗朗索瓦丝想。
相当长时间以来,她第一次与他单独外出,她想好好待他,以便抹去皮埃尔的解释可能在他身上留下的最后阴影。但是讲什么?她在工作,皮埃尔也在工作,按格扎维埃尔的话说,是一种公务员的生活。
“我还以为我永远脱不开身了。”热尔贝说,“吃午饭的时候有很多人:米歇尔、莱尔米埃尔和阿代尔松夫妇,吃的是你所能看到的各种加奶酪丝的烤点心。大家聊了起来,真是海阔天空,夸夸其谈,实在让人腻烦。佩克拉尔为多米尼克·奥罗尔作了一首新的反战歌曲,凭良心说,歌作得不错。只是他们的歌不管什么大用。”
“歌曲、演讲,”弗朗索瓦丝说,“人们从来也没有这样煞费口舌。”
“嘿!现在的报纸真是没治了。”热尔贝笑容满面地说,他愤怒时总是采取笑的形式。
“为了使法国人镇定下来,他们给我们上的是什么菜!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怕意大利比怕德国稍微少一点儿。”
“实际上人们不会为吉布提而战。”弗朗索瓦丝说。
“但愿如此,”热尔贝说,“可一想到在两年或者六个月以后肯定躲不过战争,就让人泄劲儿。”
“至少可以说现在还打不起来。”弗朗索瓦丝说。
和皮埃尔在一起她总是无忧无虑,因为一切都显得十分明朗。而热尔贝使她局促不安:在这个年月,他作为年轻人心情不舒畅。她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他。他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的生活?关于世界?他从不推心置腹。待一会儿,她要严肃地和他谈谈,眼下地铁的噪音太大,难以交谈。她看了一下隧道里墙上的一张黄色布告。今天,什么都勾不起她的好奇心。这是空白的一天,无所作为的一天。
“您知道吗?我有个小小的愿望:在电影《洪水》里扮演一个角色,”热尔贝说,“只要上几个镜头,就可以赚不少钱。”他皱了皱眉头,“我一有钱,就买一辆车,旧的,价钱不贵。”
“这挺不错,”弗朗索瓦丝说,“您肯定会把我撞死,但我还是跟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