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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有名的散文家。他生长于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自从24岁步入仕途以后,他就被卷入了上层士大夫激烈的党争之中,历经宦海浮沉。早年他曾针对当时财乏、兵弱、官冗等问题,大声呼吁改革。但是王安石变法时,他连续上书反对新法,意见未被采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他一直在地方官任上,曾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等职。44岁在湖州任上,被新党中某些官僚从他的诗文中摘出讽刺新法的诗句,罗织罪名将他下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黄州。宋哲宗元祐年间,旧党司马光等人执政,苏轼调回京城任翰林学士,因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尤其反对废除免役法,遭到旧党疑忌,又请放外任,历任杭、颖、扬、定州的知州。哲宗绍圣元年以后,新党再度得势,打击元祜旧臣,苏轼被贬到英州、惠州、儋州。直到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第二年就死于常州。
苏轼具有早期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朝廷萎靡的积习和弊政。他反对因循守旧,但又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再加上他性格耿介,讲究风节操守,不愿看风使舵,随时上下,因而既不见容于变法派,又不得志于保守派,一生遭受了许多政治磨难。但他无论是在地方官任上还是被贬到岭南甚至海南,始终热切地关注着百姓的疾苦和当地的生产,惩办悍吏、减赋救灾、兴修水利、整顿军纪,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处身于政治逆境之中,他善于以庄子和佛家思想自我排遣,能够以顺处逆,以理化情,胸怀开阔,气量恢弘,因而形成了豪爽开朗的性格、达观积极的人生观和超脱旷达的处世哲学。这是他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苏轼作词较晚,据朱孝臧《东坡乐府编年》,大约始于37岁任杭州通判时,所作大多是游宴酬赠的小令,词名未著。38岁赴密州,从此词多长调,开始陆续显现出豪放的特色。44岁后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五年,是苏词创作的高峰时期,黄州词计有五十首之多,占他词作总数(二百首)的四分之一,许多名作都产生在这时。之后佳作减少,晚年词作就更少见了。
苏轼对宋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从内容到风格,从用调到音律,都打破了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给宋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他对词的革新主要体现为将诗的境界引入了词里,大大提高了词的品格:从花间南唐到柳永词,不论雅词俗词,都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词作为一种从民间新起的文学样式,尚不能与言志载道的诗文同登大雅之堂,而只是专门用来抒写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小道”、“小技”,因而缘情而绮靡的侧艳之曲充塞了整个词坛。苏轼以诗入词,把词家缘情和诗人言志这二者结合起来,使词和诗同样具有言志述怀的作用,并吸取诗的表现手法作词,这就解放了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使它具有了更加多样的社会功能;同时,他还从力辟柳永的侧艳词风入手,提高了词的格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皁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酒边词序》)。
苏轼以诗入词的主要表现是:把词的题材从儿女私情、羁旅行役扩大到怀古咏史、悼亡送别、说理谈玄、感时伤事、山水田园等各种诗歌的题材中去,用以抒写自己的性情抱负,胸襟学问,使词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尤其在以下诸方面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内容:
首先,讴歌报国立功的豪情壮志:这是魏晋到唐代边塞诗的重要主题。例如他在密州出猎时所作的《江城子》,是他最早的一首豪放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上片描写自己出猎的装扮和阵容,牵狗臂鹰,写得洒脱豪放,极有声势。又以夸张的口吻渲染倾城出动观猎的热闹场面,以三国时吴主孙权射虎自喻,更将豪情胆气渲染到十分。下片生动地刻画出作者两鬓染霜而依旧胸怀开阔、壮志不衰的豪迈神情。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太守,击败匈奴,立有战功,但因报功时杀敌数字略有出入,朝廷将处刑。冯唐认为这种做法不公平,汉文帝便派冯唐持节去云中郡赦免魏尚之罪。这里用此典故,表示了希望得到朝廷信任的意思。结尾以一个雕塑般的英雄形象的特写重申了作者为国请缨、征服西夏辽国的雄心壮志。苏轼自述作得此词,曾“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简》)。这是他有意抵制“柳七风味”、以讴歌报国壮志的豪放词自成一家的最初尝试。此后,他在《南乡子》“旌旆满江湖”、《阳关曲》(中秋作)等词里都塑造过爱国志士和从军将士的形象。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探索人生哲理:苏轼把宋诗好议论、追求理趣的特点引入词中,不少词能在日常生活中触发哲理,以理化情。如他的名作《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原题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是为怀念离别七年的弟弟苏辙而作。万里离愁,中秋良夜,把酒对月,难免思绪万端,但由于作者旷达的胸襟、丰富的想象和奇妙的艺术构思,却使这首词超出了一般赏月抒愁的范围,而反映了作者所体验到的天上和人间、出世和入世、幻想和现实、悲欢离合等多种矛盾。政治上的失意使他面对着神奇、永恒的宇宙,自然产生了出世的思想,想要乘风飞上月宫,而对人间生活的热爱又使他从浪漫空幻的世界回到现实,这首词就通过这种寓短暂于永恒的理趣宽解了失意和离愁。“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几句从古往今来人们望月的普遍感慨中提炼出人事与天道的相同规律。“古难全”是事实,“人长久”是希望,两者对立,统一在作者衷心的祝愿中。这种美好的祝愿已经不只是对他弟弟一人而发,而是变为一切热爱幸福生活的人们的共同希望了。浓厚的人情味和人生哲理交织在一起,丰富和深化了词的意境。又如他在黄州所作《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鞵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写途中遇雨之事,能从这一寻常事件中见出他平生的修养和善处人生的哲学。在风雨声中吟啸徐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可见作者在人生路上履险如夷,不为风雨所扰的坦然和坚定。下片写雨晴后迎着山头斜照归去,“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身处风雨之中既不觉风雨相扰,雨过之后也不为晴喜。这就使人联想到苏轼在政治上所走过的虽是一条风风雨雨、阴晴无常的道路,但他能以乐忧两忘、心平气和的旷达态度泰然处之,晴雨变化也就自然置之度外了。一首遇雨的小词,却通过苏轼对自然风雨的态度概括了他一生对待政治风波的哲学。《浣溪沙》: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词题说:“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词意即从寺前兰溪水西流这一偶然见到的自然现象生发。以水向东流比时间流逝,已成为有上千年历史的固定喻象,苏轼由水的反向焕发出人生可以恢复青春的奇想,反驳了白居易在《醉歌》中“听唱黄鸡与白日”,“镜里朱颜看已失”的哀叹,这种豪迈乐观的高唱在诗里尚且少见,在历来以伤春悲秋为主调的词里更是振聋发聩。
再次,借凭吊古迹抒写历史的感慨:苏轼怀古词中境界最为雄奇阔大者莫过于《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此词发端三句,气势奔腾雄浑,由长江的滚滚东流联想到时间永无休止的流逝。历史淘尽了千古风流人物,但他们所建丰功伟业的遗迹却与壮丽的江山同在。这就把眼底心头的江山、历史人物一齐推出,视野之大,胸次之高,实为空前。“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三句以气吞山河的笔力将赤壁写得惊涛澎湃,雄奇险峻,不仅出于对江山如画的礼赞,更为了烘托风云一时的豪杰。下片从赤壁一战中提出决胜的主帅周瑜,着力赞美他的英俊雄姿、儒将风度,以及从容不迫、指挥若定的气概。追想古代英杰,难免产生自身功业无成的失意之情。但结尾随即以“人间如梦”化开个人的牢骚:周瑜的业绩尚且已成历史的陈迹,何况乎自己这样渺小的人物?既然只有这江水和明月是永恒的存在,那么还不如在大自然中消解这历史的感慨吧!这首词将各种矛盾的思想感情有机地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眼前景物与古代人事的融合,渴望功业的积极精神和虚无消极的人生态度的融合,豪迈的气概与超旷的情趣的融合,上下古今,目接神游,以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段对词境做了最恢弘的开拓。《满江红》: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1〕,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2〕,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此词题为“寄鄂州朱使君寿昌”,是苏轼在黄州时所作。上片描写长江汉水的浩瀚绵长,隐括了李白的“遥看汉水鸦头绿,恰似葡萄新酦醅”(《襄阳歌》),“江带峨嵋雪”(《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以及杜甫的“锦江春色来天地”(《登楼》)等诗句。但从水色和水的来历着想,就颇有新意:岷山峨嵋的雪和锦江的春色,都来自诗人熟悉的故乡,所以下面以剑外思归客自喻,就很自然了。下片由汉江风物追想此间历史。诗人从鹦鹉洲和黄鹤楼这两处名胜的来历追想三国时的狂士祢衡和大诗人李白。祢衡因狂放而得罪曹操,后来被刘表的部下江夏太守黄祖所杀,因为他写过一篇《鹦鹉赋》,后人遂将他埋骨的江边沙洲称为鹦鹉洲。又传说李白登黄鹤楼,曾感慨崔颢的《黄鹤楼》难以超越。苏轼将祢衡和李白的两种人生态度做了对比,感慨刚直的狂士没有好下场,不如学谪仙吟咏山水,显然包含着自己被贬黄州的深沉悲慨,“独笑书生”也正是苏轼的自嘲。祢衡的抗“争”之所以可笑,原因在于被害者和迫害者(曹操黄祖)都已一齐归于虚无。这里以虚无的历史观抹平了自己抗争的意义,虽然不免消极,但思考却是很深刻的。
第四,描写田园生活的新鲜意趣,寄托离世隐遁的愿望:在山水田园中消解政治失意的孤独和寂寞,是六朝到唐代诗歌中的常见主题。苏轼虽然经常在诗里流露隐逸归田的愿望,却终其一生,未能归田。但他很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山水田园的乐趣。在任徐州太守时,他到石潭谢雨,就道上所见,作了《浣溪沙》五首,第一次把田园诗的风味引进了词里。这五首词涉及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收麦、赛神、缲丝、煮茧、梼<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1210342G.jpg" />、卖瓜等,和着雨后农作物的欣欣生意和农民的喜悦之情一起写出,凡农村景物如池鱼、树鸟、桑麻、蒿艾等,也带有雨后日照下鲜洁的色彩和薰人的清香。其中写农家妇女争看太守下乡的场面,尤其生动可喜: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
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妇女们匆匆忙忙打扮起来为看太守,却又三三五五挤在篱笆边,以致推来拥去踏破了红绸裙,抓住几个动作和细节,便传神地画出了未见过世面的村姑们天真好奇的神情。另一首: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唯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更将仲夏时节农村中一片繁忙的气氛和古朴的情调渲染得风味十足。酒困口渴的太守敲门求饮的细节虽带有诗人雅士所欣赏的野趣,却也将使君与农民之间一片融洽之情轻轻点出。风格如此清新朴素的田园词亦为苏轼之前所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