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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欲喊不能的刘先生,心里想:你真傻,看见卫兵的枪便真信我母亲的谎言了,她在枪杆子下将自己的童贞缴了械。假如你见到我父亲,你一定会大梦初觉:啊,这是多么男人的一个男人;他这样爱菁妹,菁妹和他是如此的天造地设。
这时候刘先生的女儿走进来。神色是那种最忙碌的人才有的。那种坚信自己所忙的桩桩都是天下大事的人。我始终记不住她的名字,因此只有等她眼睛看着我时,我才能跟她说话。可一般认为自己正在忙天下大事的人很少把目光定在任何人身上。她却在讲着她孩子的保姆多要她的命,一天到晚在电话上跟她情人讲不堪入耳的话。她说:这些中国女人在性上居然也很开化呢!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是是。我能说什么?
她说:我问她,唉,你是不是又在打电话?她说:没有哇!你知道我有电话插拨,所以我没办法马上抓到把柄。除非我现在突然赶回去,偷袭她。现在内地女人很鬼,买张很便宜的电话卡,先打电话给男方,然后那男人再把电话打回来,这样他们放心大胆一聊可以聊两三个小时!
我说:刘先生刚才张了一下嘴,要咳嗽的样子。
她说:那个男人是跟着内地一个什么贸易代表团来的。说是要在美国受训六个月。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袭地回到家,从后院悄悄进了门,还不知她一天到晚拿电话胡扯八道呢。后来我就在电话上装了个小录音机。晚上一听,我的上帝,全是她轧姘头的事!她英文很臭,轧姘头的词汇倒蛮全的!
我说:是不是叫医生来看看?别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对劲。
她说:你说我怎么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这种人?
我见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自己又摇头又踱步又叹气。她个头比我高三四厘米,宽度也超过我不少。刘先生说我和她长得颇像,连尺码都一样,看来是他的主观愿望。她有个三个音节的英文名字,不是简妮弗,就是加西卡。她穿一条米色休闲裤,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开襟的,一颗纽扣也不扣,露出里面同样颜色和质地的吊带背心。她没戴任何珠宝,却挂着所谓的抽象首饰。名设计家的这类首饰,往往比真珠宝还贵。她整个人看上去昂贵而朴素,有种知识分子气质,装束却不是知识分子阶层能消受得起的。如果我有选择,我会一丝不苟地拷贝她的这身装束。我也会像她一样随便、洒脱、自信,让所有看着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只差那么一点点,她和我就会合而为一,现在这个朴素而昂贵装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我也会像她这样对护士高雅而和蔼地轻声说话,满不在乎地请护士找最贵的守候人,似乎“开销”这样低级趣味的顾虑从来就没有污染到她。她对护士说:一定要请最有经验的,不要移民,那种英语都说不正确的人再认真都会误事。我必须把我父亲托给能完全信赖的人。
我也会像这样一边交代着事项,一边看一眼“卡迪亚”手表,然后打开“芬迪”桶形包,从里面拿出“香奈尔”化妆盒,以及一管“香奈尔”口红。我也会有几十种颜色的口红,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饭、吃晚餐、参加鸡尾酒会、出席黑领结晚会,看芭蕾听歌剧或交响乐或室内乐,进入摇滚吧、爵士吧,去海滨浴场,去逛商店,去参加葬礼、婚礼,去孩子们的生日晚会,总之每个口红颜色都绝对符合场合,都和背景协调相宜。
她跟护士说:我当然情愿自己留下来陪我父亲。不过我明天晚上的宴会无法取消,因为是州长竞选的募捐宴会,我又是这位州长候选人的私人至交。
假如四十多年前,刘先生先一步占领我母亲,那么现在这个有双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一个州长的密友该有这样一双眼睛,浓妆之后将对人对事更加视而不见。任何人都别想让她从那份自我专注中分心,她那绝无针对性,绝不个人化的微笑擦着情感的边沿错过去。那是一份抽象的热络,制造着抽象的情境。这情境中的她是大泼墨、大写意的,因而高雅美丽,可望不可即。我会以她那只戴抽象手镯的手捏着细极长极的香槟酒杯,跟晚会上所有女人一样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动或静,让又细又尖的高跟鞋举着身体,犹如高脚杯托起一盏盏香槟酒。我也会像这类场合最得体的美丽女子一样,把跟人的交往维持到最浅,把谈话内容维持到最淡,绝不拿任何一个真实的笑脸当真。我这样款款走过一个米莉那样的老贵妇:你好吗?她回答:还好,只是我的母亲上半年去世了。我回她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好!……
我突然打了个寒噤。我母亲和刘先生一个失之交臂,我便错过了做这个简妮弗或加西卡。
我发现她现在在跟我说话了。她谈的问题非常深奥,因为是有关美国的混账遗产法。她说她父亲没听她劝告,没如何如何,结果导致了怎样怎样的后果。我只懂得后果是她可能会少个几百万。如果我父亲不及时攻下我母亲,刘先生就会在我母亲体内造出这么个简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谈着父亲的身后财产。用一串串鸟兽语言的法律词汇。我也会像她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静超然地谈钱。这样谈,钱便不再是个好东西,而只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样的客观。可以使人在钱面前不再两面三刀:心里爱它爱得作痛,嘴里却要讲它坏话;私下里同它亲得不能再亲,人前却要扭怩,却要反感,却要说:“不就是钱么?!”
简妮弗(加西卡)不必这样。她不必作态,佯装,她就这样坦荡、大方地谈着由父亲死亡而给她造成的一次财富增长。原来对钱做许多姿态的人,对钱厌恶、不屑的人都是没有钱的。对钱满不在乎的人,钱之于他们恰恰是性命攸关。
这个对钱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点就是我。
我对简妮弗(加西卡)说:我可以留下来守候刘先生。
她说:那太好了。我付你每小时十五元。
我说:好的。
她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写下她的电话卡密码,交给我,让我每小时给她打个电话。她突然想起什么,目光平直地看着我。
她说:你很需要钱,是吗?
是的。
听我爸爸说,你的男朋友是个外交官。
未婚夫。我们订婚了。
那可得恭喜你。
她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笑得又甜又暖。但我想她的心里纹丝不动。
你得原谅我的直率,美国外交官工资可不怎么样。政府的公务人员都没钱;外交官比邮差、军人的薪水可能稍高一点。
噢。好在我找的不是邮差。我说。
更幸运你没找个艺术瘪三!她在我肩上一拍。
我说:可不。
她哈哈哈地乐起来。
我也跟着乐。不乐挺伤和气的。
她的面孔又公事公办了。她说:我先给你三天的工钱——七十二小时,我全算你工时。你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你刚才听见我跟护士谈守护人的价钱了吧?
听见了。
我们谈的三十块一小时是有过训练,也有证书的。
噢。
我刚才出的价有谈判余地。你可以提出你的价钱。
她可真坦诚,真大方,一点儿不羞涩。
我说:那就二十五块一小时。
二十。怎么样?
行。
她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