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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会瞪着眼等我说下去。他一直等我兜完圈子,兜开一大堆的不相干,终于到达了事情的要领。而直到我嘟嘟哝哝全讲完了,他还是找不着要领。他会继续无辜地瞪着我,认为很可能是我的英文表达差劲而造成他的不得要领。我用了那么多“因为”、“但是”,他完全看不出逻辑。我有未婚夫,这和他有什么矛盾呢?我将和我的未婚夫结婚,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我和我的未婚夫相爱,难道他里昂有半点企图要取缔,或者取代?我蝶蝶不休在澄清一个对于他始终没有混淆过的事情。他瞪着我,我明白他瞪着我的意思:从一开始我就以为你懂,现在你把我胡扯到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里去了;你的胡扯让我想到人世间俗不可耐的那桩事情,人们管它叫“三角恋爱”。里昂会觉得好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讲清自己的身份,这样的强调不得不给他也划个身份,而给他划定的身份跟他文不对题。
这是必定的局面。
我第十次把话咽回去。
他突然回头问我:你渴吗?
我端起玻璃杯,里面的冰块叮叮叮地碰撞,发出进裂的细小声响。
他说:要不要一杯血玛丽?他们的血玛丽做得特臭,只有万不得已我才会喝。
我告诉他有水喝就很好。他不再坚持,但他看出我有一点分心,我心里那股湍急的欲望搅得眼神涣散:是想得到更多、更明确的他。是想有个明确的动作来划定我们的身份。是想延长这朦胧期,或想终止这朦胧期。我想说:里昂,我们这种秘密感觉最终是无法向我们自己保密的呀;你不命名它,它终将也会有一个不可抹煞的名分。你不可能一直朦胧过去……而我知道这些话一旦说出口就会要多蠢有多蠢。里昂的音乐、王阿花的画、海青的雕塑都让我有些懂得他们这类人;就是不去给情感、感觉、心绪,甚至行为、活动命名的一类人。他们尊重这些感觉和行为,就原原本本地尊重、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别人。世上有多少没有名目的情感、感觉和动作啊!
我对于他们,或许是个把一切都以文字命名的蠢笨的人。
我看着里昂放在我手背上的手。这手七岁起开始把无法命名的感觉敲到钢琴键里。里昂告诉我,他是个很不怎么样的钢琴家;当他每每意识到自己不能老老实实做个钢琴家,他就宽慰地想,我毕竟还能作曲;当他每每承认自己不能心甘情愿写些如歌如泣的旋律出来时,他宽慰地想,我毕竟还能弹弹琴。他告诉我他两样都很初级,因为只有程式化的训练才能使人走向高级,而他仇恨程式化的训练。他说世上没有一个旋律是独立的,每个旋律都有其它旋律的感染;每个旋律的父亲都是个失疑点。他跟我在电话上不止一次地感叹:世界上要没有这些经典作品该多好——它们像个取之不竭的巨大精子库,向我们甭管多么纯洁血统暗暗输入精子,你永远也闹不清你辛辛苦苦九死一生分娩出来的是谁的杂种。
门口进来一对男女,男的穿着毛料大衣,里面必然是西服,(很可能还是三件套的西服),领带结得端正之极,扭头、打嗝都不行。女的头发上喷了太多发胶,眉毛修得太整齐。一个律师(或会计师)和一个办公室前台小姐(或律师助理)。俩人一看室内的气氛就对视一眼,都认为这不是他们来的地方;这地方不安全。他们听说了一个有名的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本想来探探险,如同文明人对非洲或南太平洋岛国的赏光。但他们一进来就发现这里的人不是在玩野蛮,是真格野蛮。他们个个抽大麻,创作得罪大众的诗或画或音乐,或者干脆不要任何得罪人的形式,就专门跟大众作对。
一个女子走上舞台。说是舞台,不过就是圈起的一小块空地。白热的一束光从她头上浇下来。她打开一个纸卷,开始念上面的句子。句子卖弄着无道理和无逻辑。她的头发也染成紫黑的李子颜色,穿件深绿的天鹅绒短裙,腿上套着紧腿裤和带一圈穗子的牛仔靴。
那对进来不久的男女听了一会儿女诗人的大麻嗓音,恶心地笑了笑。他们想,这些人认为精神世界靠他们推动呢!仅仅五分钟,他们就受够了这个著名的“无出路咖啡馆”。最后看一眼把叫床认为是诗朗诵的女才子,拜拜了此地。
里昂看那个被灯光淋浴的绿衣女子眯起眼,仰着头,语辞被她吐一半吞一半。他眉头微微蹙起,调开脸。他也受够了这类玩艺儿,他认为正是这类毫无天才,永远不求甚解的一大批败类要对前卫艺术的不良名声负责。
里昂拉着我的手走出门。几年前他就这样拉着王阿花的手出了门,走到带有大麻气味的小街上。他这样拉着我的手,使我误认为我很年轻,年轻得还享受得起——对一份无名目的感觉还享受得起。
而他没有像吻王阿花那样吻我。因为我不是既幼稚又积极地噘起嘴的王阿花。里昂大概知道我在男女方面有一定的底子,我的一切都被他的手调动到了最佳状态,吻是离后果太近了。而他明白我不像王阿花,我是个立刻要追究后果的人。
他只是在早晨七点我们一同走出他排练的那家摇滚酒吧时,无言了好一阵。然后脱下我右手的手套,吻了一下我的掌心。你弄不清他这是开端还是告终。他仔细替我赤条条的手戴上手套,一面说:这手套就给你戴吧。我还有另外的一副。
他没有送我一程。我掌心上他的嘴唇松弛而柔软,少女似的,那吻却极深极深;他对王阿花百般心碎的感觉,全在其中。
来到学校,系办公室的门尚未开。我坐在地毯上,背靠着墙。地毯上有许多被烟头灼出的小圆洞眼,有胶姆糖被揭去留下的污痕,还有可乐或茶或咖啡洒在上面的斑渍。大家比赛,看谁最不把成规放在眼里,看谁破坏起来最酷、最帅。他们中趣味高的将成为里昂,趣味低的将成为那位朗诵性高xdx潮的绿衣女诗人。他们或许会出来王阿花这样的例外。情调颓败却非常优美。他们中或许也会有彻悟者,突然看透这样的愤世嫉俗实质上也形成了另一套世俗,这样他们会浪子回头,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成熟为安德烈。我却不知我将会成为谁。
我坐在地上,等待办公室开门。我一直惦记着两封推荐信。等我发现自己变成侧卧时,已是三小时之后了。我能在嘈杂声中,在川流不息的脚步激流里踏踏实实睡三小时觉,这事实让我大受惊吓。事实是我已经进入了流氓无产者的角色。里昂的艺术瘪三生活方式已经开始感染我。是这样吗?否则我怎么如此不顾我的中国体面,睡在文学写作系最繁华的大街上?
翰尼格见了我就打着哈哈说:睡得很好吧?一生一世,这大概是他空前绝后的一次机会看一个中国女人睡觉。
我面皮一老,笑眯眯说:很好啊。
翰尼格说:行,进步够快的。
我说:什么?
他说:你刚到我班上上课的时候,自觉意识太高了,高得整个班都受罪。我想,这么个嗲嗲的东方小女子在我班上做什么?这么乖这么嗲,肯定跑错门了。肯定是楼下“娱乐管理系”主修会计的!那天你穿着雪白的绒线衣,雪白的球鞋,浅蓝的牛仔裤,我想,你是我教书三十六年里碰到的最干净的一个学生!
我看看自己:我还是白绒线衣、白球鞋。
翰尼格接着说:那时候你很好玩,浑身都是自我意识。你没注意到,每次你念作品的时候,全班人都不敢出大气,生怕把你这朵蒲公英不当心吹散了。我当时想,上课前得先喝两杯酒,不然你那生疼的自我意识弄得我也自我意识起来了。
我问他有没有喝两杯酒再读我的“推荐信”。他说他用不着读,挥挥笔签了名就得了。他说着话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苹果,很敷衍地请我吃,我一说“不吃”他马上“咔嚓”一口咬上去。然后他把两只四季不穿袜子的脚架到办公桌上。他的脚跟他人一样五短,我想能买到这样五短的皮鞋真不易。他鞋底上两块价码签还没撕掉,上面标着“$69.99”。非常中产阶级的价位。阿书和我的鞋没有超过五块钱的。
翰尼格教授喜欢用些怪诞的语句,说我的功课“有点盖帽”,我的某篇神秘小说习作“几乎了不起”。他把词的极端级别前面加上个折衷的修饰,让你怀疑他或许不愿对他的褒奖负责任;你要是误把这些话当成真的鼓励,误上文学创作的贼船,你可得自己负责。他非常慷慨地给你赞美,但你绝对不可以忽略他赞美词前面的折衷。他就是要你明白他对你的艺术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他这番乐观却一文不值。你要漏听了他诚恳的折衷意思,自我膨胀到了真的干起了文学这行当,酿成的悲剧你可只能自己收场。
翰尼格教授背着光坐着,两个鞋底正面朝着我。他每咬一口苹果,逆着光线我可以看见他牙齿在果肉上溅起的细小水珠。翰尼格教授不吃荤腥,大致靠水果、生菜过活。他这样素净的饮食已吃了十来年,把身体的污染控制到最低点。但他却抽着一个大烟斗,常常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里,急急忙忙上到楼顶平台,在那里一烟锅接一烟锅,回肠荡气地抽上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每次上他的课,课间大家都在餐饮室吃够喝够,混到身上仅剩几个钢蹦儿才回教室也不会迟到。
我对他毫不负责的称赞满口说着“谢谢”。
我突然说:你认为我下学期的奖学金怎么样?
他没料到我会突如其来地务实,两个鞋底在我眼前停止了无端的抖动,使我看见$69.99旁边的减价印痕,红色的墨写上去的。在芝加哥烂污的雪里行走,这些痕迹保持着清晰是怎么回事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翰尼格教授远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大大咧咧,他在雪地里穿的是双旧皮靴,进了办公室才换上新鞋。他给人袜子也顾不得穿的马虎随便的形象不完全真实,他其实是个充满细节的仔细男人。因而他马马虎虎地夸奖你更不能当真,那做出来的马虎比真马虎更可怕。我一句实质性的发问就使他陷入了僵局。他存心放慢咀嚼动作,想在拖长的咀嚼过程中想出招儿来对付我。
我说:你能到系主任那里帮我说句好话吗?
他咽下苹果,拿起餐纸,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他说:我可以试试。
我觉得我这学期成绩突出,文字的发表量也该算大的。不是吗?我说。
当然当然。不过,在学院刊物上发表,并不是太了不得的事,他说。
得承认并没有太多人能在学院刊物上连续发表两篇小说。我笑眯眯地说。声音并不强劲,有一点暧昧的弦外之音。翰尼格教授和我一同出去吃过一次午餐。那是三个月前了。午餐后他邀请我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参加一次文学聚会。他为自己的殷勤打着哈哈开脱,说一个我这样的遥远国度来的外宾可以使那场聚会去掉些省份气、本地气,增加些国际性。我忘了我胡诌了些什么托辞,只记得从那以后翰尼格不再把我的作品当好的典范到课堂上去读了。
他马上听懂我语音中潜藏的某种可能性。我很可能在挑逗。那种撒娇发嗲的东方女人被动的进攻方式,他感觉新鲜极了。我看见希望如何在这个五十岁的光棍心里蹦着火星。他掩饰地将餐纸搓成个纸团,向纸篓一掷。希望使他如此无力,纸团在我和他之间便折断了抛物线,轻飘飘坠落在屋子正中央。我发现自己手指捏起那微潮的餐巾纸、直起身,走到那纸篓边上,投进去。
他咕哝一声:谢谢。
我回头对他笑一下。我的脸忽然变得很重,笑容推不动它似的。我其实可以把这个殷勤动作做得很经济,用不着起身,弯腰,拾起纸团,再走到纸篓跟前。我舍近求远,就是给很少得到女性体贴的五短光棍足够时间,欣赏品位这份很东方的体贴。献媚变成体贴,令授者与受者双方都舒服。我没有时间检省自己:我难道在献媚?我难道要勾引这个五短的翰尼格?就为一份奖学金?……我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成败在此一举,九千块的奖学金将决定我的生死存亡。我是系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再拖延毕业时间,我会在这里做“学生奶奶”。我的同学把一个四十岁的旁听生叫做“学生奶奶”。一次来了个转学的新生,问起教授的名字,大家便指着“学生奶奶”的背影告诉他:她是最棒的教授,海伦·拉地教授。新生马屁哄哄地上去,大叫一声:拉地教授!引起一片对年老这生命现象的嫌恶大笑。另外几个由于一直未能完成论文的博士生也自己取笑自己,说他们在系里变色,先变得焦黄,再变成灰白。最终将变成海伦·拉地。
我受够了挣学费,受够了偷书,也受够了拖延房租水电费。甚至受够了安德烈每月按时寄到的五百元支票。
翰尼格教授说:我会尽力的。
他这句话有了责任的分量。
我说:你上次的朗读会成功极了。
噢,谢谢。你去了?
我没地方坐,只能坐在窗台上。你没看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