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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到曾经在镇上看见的两个姑娘,她俩是镇上医生的女儿。她们给父亲做帮手,戴雪白的口罩,头上顶个馄饨帽。她们进过县城的卫生学校,所有人都叫她俩“卫生小姐”。她们从来不穿绸缎,不穿绣花鞋。总是一身细布旗袍,冬天阴丹蓝、夏天浅蓝。她们从来不戴玉镯耳环,远远走过,人们闻到一股好闻的药水味。人们都说那是“卫生香”。我母亲看见卫生小姐的时候只有十岁。她开始拒绝艳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岁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弃那五百两黄金了。我当然清楚,我母亲这只井底之蛙在做这项人生选择时,只有两个参照,一个是等待发掘黄金的三十多个应姓子女半痴呆半瞌睡的面孔,一个是拒人以千里之外的两个卫生小姐。我母亲认为卫生小姐的魅力,大过黄金。
我母亲坐在铅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却一动不动,两个胳膊肘紧紧压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里的十块光洋,是以这个转折点到广阔无际的未来的惟一保障,是她十六年积攒的压岁钱。她一分钱也没有乱花过。我母亲可以为一个她自己也不认识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极至。我也不知道什么世面也没见过的母亲,从哪里来的坚定信仰——她一定会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业。我不能要求我母亲超越她的局限:凭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业,就是通过一个男人来成就自身。我来点穿她吧:我母亲在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个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应家祖爷爷那样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车到达南京的时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车后,老司机说要把我母亲送到家门口。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南京我熟得很,丢不掉的。
她轻盈地跳下车,在一盏盏路灯和阔叶梧桐之间,时明时暗,走出了老司机的视野。
我母亲走过街边一家小食铺,铺里一共六张方桌,张张都满,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门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她笑嘻嘻地问我母亲:你们南京人都爱吃些什么?
我母亲看着她,满脸的莫名其妙。
她见这女子穿件黑白细格子旗袍,淡淡地化着妆。她身后的桌上,是两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还有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口音都有点儿南腔北调。
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问我母亲是不是在找座,我母亲点点头。她便拍拍那条长板凳,叫我母亲同他们一块儿坐,顺便告诉她们南京有哪些东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亲把从她父母、叔婶、姑姑姑父那儿听来的食品特产,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们。这当中她发现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瞅着她,觉得她很好玩似的。她看见男子面前摆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针线钉成的。
他们按照我母亲的推荐点了菜,请我母亲一块儿吃。我母亲想,跟着他们不花饭钱,说不定住店钱也能省掉。我对我母亲的直觉十分佩服,她和任何人接触,头五分钟就能确定此人将给她多大益处或害处。她立即确定这四位外省人不会给她太大害处。一边吃着饭,我母亲听他们谈着她不懂的事:文明戏、剧本、角色。她在席间也弄清了几个人的姓名。穿黑白细格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镜的男子姓刘。魏小姐不时讲到的事就是“刻钢板”。她很快弄清,所谓“刻钢板”就是写字。
我母亲突然说:我会刻钢板。
四个人一块儿扭过脸:一小时不到,他们忘了她的存在。
刘先生说:你刻过?
嗯。
魏小姐指着刘先生说:当心,他很会剥削人的!
刘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枝笔,对我母亲说:来,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我母亲从来没见过这种笔,带一个帽子;旋下帽子,笔尖上居然没有毛。但她一点儿也不露她的孤陋寡闻,不去接笔,对那刘先生说:你先写几个字,我照着你的字写。这样一来,我母亲马上看见这杆笔的全部功能:墨原来是装在笔肚里,它自己溢向笔尖,落到纸上。她心里冷冷一笑,原来外面的一切反比家里容易,城里人的事由竟比乡下好混。她一挥而就地写下了几个字。四个人立刻说:不错不错,蛮像样的行书。
刘先生说: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我母亲说:你们都是去上海?
他们说他们的火车误了点,才给了他们逛南京的机会。
我母亲说: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她这个时刻向那位刘先生笑了一下。这种笑很奇怪,只有当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见它从燃起到熄灭的瞬息,也无法确定它是一个笑。所以我在这儿的意思,就是我母亲对男女间微妙关系的无师自通。假如我现在告诉她:你那是暗送秋波。她一定死不认账:胡说八道,我那时才十六岁,懂什么“暗送秋波”!
刘先生是这个笑的靶子,当然被击中了。他说:你去上海做什么?上学?
我母亲说:嗯。
想勤工俭学?
我母亲根本不知什么是“勤工俭学”,但刘先生脸上的表情告诉她,它多半不是坏事。她点点头。这样她是留了余地给自己的。
刘先生说:真不简单。你多大了?
我母亲胆子一乍,说:我十八岁。
魏小姐说:看上去你只有十三岁!
她没看出来,刘先生在听我母亲谎报年龄时,脸色一红,眼睛一亮。我母亲却看见了。她基本上已给刘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数,他人是不坏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课,撰写些文稿、剧本过活,不松也不紧,钱多的时候他爱钱,没钱的时候他爱气节。这样的男人在我母亲的生命中扮些角色,有时还会显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终极目标。她一提当年勇就说:我一个小包袱进大上海,靠过谁呀?她可能主观上并不存心要靠刘先生,但她一连几十分钟向刘先生发射魅力,刘先生尽管心里有点嘀咕,认为这小姑娘有点来者不善,但他已经死心地要给我母亲舒舒服服靠上来了。
刘先生为我母亲在上海租了房,领她剪了头发,给她找了大堆的文件来抄写、复写、刻写。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亲一记小当:她在上海根本无学业,他对我母亲的印象毫不受损。那个年代,脱离封建家族,投奔独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欢迎的,尤其在刘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群落里:独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对他们就方便了。要他们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二很可能徒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新观念,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会上飘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头发,同家里不复来往的我的母亲,很快成了个“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觉得不费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笔一画抄文稿,一坐十二个小时。她的律己,朴素,她的勤劳使刘先生觉得,她是个模范“密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