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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着挂断了电话。等着打电话的人增加到五个,排成了一支小队伍。至少有四个种族在这支队伍里。他们都是一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吃不消我用一口他们完全不懂的语言在那里疯。我越是乐不可支他们越有气,等于我在公然地、一口接一口地当他们面吐痰。
安德烈要我花一个上午时间去为看晚上的芭蕾购置服装。他说他的朋友劳拉会在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等我。“波拉克公主”从小精通时尚,更精通合算的时尚。安德烈从钱包里拿出六张一百元的钞票,说这个数字是犹太公主精打细算得出来的。
劳拉比我想象得要苗条,像个女高中生。她穿一条合体的牛仔裤,白色高领紧身衫,黑西服上有两颗纯金色的纽扣。从敞开的西服前襟,露出宽宽的牛仔皮带,野性十足的一个黄铜带钩。她上来就问我有多少钱的预算。听我说六百块,她马上骂安德烈抠们儿。她说:我跟他说最起码六七百块!你总不能光穿一身好衣裳不管鞋子和皮包吧?还有,你总不能一身名牌首饰一件也没有吧?六百块,我的工作量就大多了!
我心想,不知她看不看得出,我眼下这一身统统加起来,也不值六块钱。
劳拉忽然说:我特喜欢你的大衣!现在要找件有个性的衣服真不容易!
劳拉是个厚道姑娘。她明明看出我的小腰身大衣起码过时了三十年。它是我在牧师夫妇组织的教会义卖上买的,花了我两块钱。
劳拉又说:你的皮靴也很帅——现在的做工不像那时候了。三四十年代做的鞋才这么考究,都是手工。你看这一颗颗小钉子是手工钉的!现在谁花得起这些工夫来做双鞋?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大衣里子?
我说当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拿我干什么。
她在我大衣领子的商标下面寻找,大大的眼睛眯紧。这时候我们站在自动楼梯上。不少人从我们旁边超过去,又回头来看我们。他们多半好奇,少数人不怀好意,因为劳拉的表情和动作极像在我这件旧大衣上翻找虱子。
她突然大叫一声:看,这里!
她指着大衣腰部侧钉的一块小布签,上面有一枚图章,绕着它有一圈小字“服装制作劳动工会”。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件真货!四十年代制造的衣服才会有这个标记。那时候美国左倾,工会权力很大。不经过工会,你别想找到工作也别想把产品投入市场。我在这方面很厉害,鉴定这个世纪和上世纪的服装;哪年流行什么。一般不会有误差。
我明白了,对我这件大衣可以有两种理解:普遍意义的垃圾,特殊意义的古董。
劳拉把我领到一个静悄悄的大厅。这里连同我们一共七八个顾客。一些没有五官的模特枯骨一般僵在各种姿态上;那种枯骨才可能有的冷漠的飘逸姿态。它们是以某种暗色的,毫无光泽的材料铸塑的,劳拉告诉我,是按照一些活着的著名模特的身材塑出的;每具模特都是一个真人的精确立体投影。所以每具人形都有名有姓。我看着它们不近情理的身高比例,刀一样锋利的肩胯,不胜其累地挂着衣服、裙子。我想象它们作为真人会多么怪诞多么恐怖;它们的真身游走在人间时,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海;滚滚涌动的头颅,她们感到孤独之极,因而她们才有了这一个个冷漠、飘逸的姿势和态度。
在我对它们发着奇想的同时,我已经被劳拉安置在一间试衣室里。一个穿迷你裙的老妪抱着一摞衣服跟进来,按照劳拉的指令将衣服—一挂好。七十来岁的老妪浓妆艳抹,两条枯瘦的腿百分之八十五露在裙子外面。浑身装束没有一分宽裕。劳拉在一张古典式的缎面椅子上坐下来,对老妪吩咐:劳驾,给我两杯喝的。
老妪说:好的,心肝儿。我们有冰茶,果汁,鸡尾酒。
劳拉架起二郎腿:我只要冰水。白水。
老妪两条妖烧的腿以效率极高的步伐向门口走去。
劳拉叫住她:等等。
老妪以十七岁的姿势蓦然回首。她说:好的,心肝儿。
劳拉说:给我一盒薄荷糖。
老妪不卑不亢,很有节制地给了劳拉一个笑脸,说:我叫玛丽,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盒薄荷糖,还要别的什么?
劳拉说:就这些,谢谢。
我的荣幸,心肝儿。
顺便问一声: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不是什么好牌子,我一位表亲赠送我的。
我喜欢这香味。
噢,谢谢。
别客气。
老妪冷冰冰的谦恭和劳拉冷冰冰的和蔼,使一种短暂的主仆关系瞬间确立。
我磨磨蹭蹭,将一条黑色连衣裙套住上半身,再一点点将它往下扯,扯到膝部,才将我的长裤褪下。这样一来,我不必展示我低质价廉的棉内裤。劳拉以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穿、脱衣服的习惯,脸上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上来替我拉上背后的拉链,一只手抓起我的头发,将它按在我脑袋顶上,然后比我还用力地瞪着镜子。这是一件弹力丝绒的夜礼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见镜中的中国女人一点儿炫示的本钱也没有;她这样袒露毫无道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劳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说:背要直,胸使劲挺。
我照她的意思办了,那衣服还是和我文不对题。
这时试衣室的门被轻叩几下。劳拉大声说:请进!
老妪两条瘦腿利索而矜持地迈着步子。手里捧个托盘,托盘上放两个高脚酒杯,玻璃薄得如同灯泡。那种随时可能碎裂的危险使这一对杯子及杯中的水看上去很昂贵。
劳拉说:玛格,看怎么样?她指镜中的我。
简直就是她的衣服!不过抱歉:我的名字是玛丽。
劳拉端了杯水,喝一口。满脸是严苛的批评。她说:不是最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