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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问我:唉,你主修什么?会计还是法律,还是企业管理?
去你妈的里昂!海青说。
王阿花笑起来。我懵懂地看看他,又看看他。
里昂对我说:不喜欢海青作品的人,海青就问他们是主修会计还是企业管理。他今天对你特别客气,有次一个人看了他的作品,表现不够好,海青问那个人:你是不是牙医?海青划分三教九流,牙医是顶低档的人等。
王阿花说:最近改了,碰到谁乏味,乱说蠢话,他就说:你肯定是电脑博士。
海青不再搭理谁,又回到他的工作台前,接着挫那块有机玻璃,一边拿口哨吹坤斯·琼斯的歌。他运挫的节奏成了这首情歌的节拍,因而它听上去一点儿也不柔肠寸断,成了列兵进行曲。
王阿花也很快回她的工作室去了。他们来地铁站接里昂和我的时候指控我们打断了他们的做爱,显然是海青胡扯。谁都看得出他俩的专注有多连贯。
我和里昂从海青的工作室退了出来。里昂告诉我,深夜两点是他们这里的日到中天。
他打量我一眼,问道:你困吗?
我已经客气不动了,但还是笑着摇摇头。我看不出哪里可以供我躺下。我问他:你不困吗?
里昂说:跟我来,看你困的。
他领着我穿过一个用巨大油画搭出的走廊。我看见上面有日期和名字:一九八二年,海青作;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走廊通向一间小屋,它的墙是绷油画框用的白帆布。沿墙靠了一些画作,里昂介绍说是王阿花艺术学院时期的作品。那些画风格一致,都是浓烈的颜料、重大的笔触,颜料和笔触都发着很大的脾气;而细看进去,又发现色彩的泥泞中有朵精细的玫瑰,一只半透明的贝壳,或一片被沤烂得只剩纱网般筋络的白杨叶或枫树叶,或者,一只残缺的蜻蜒,一只垂死的蝴蝶,一枚鲜红欲滴的羊角辣椒。
我突然感到我喜欢这些毫无道理的画面。我围着这些画面转了一圈,觉得那些细小残破的生命或生命标本在这样不切题的背景中显得脆弱;广漠无情的色彩洪荒中,渺小的生命被离间得那样彻底。小而脆弱的主体在大而强暴的客观中,像是最后的伤处,最终极的不愈,大片的麻木中,它们是残剩的最后知觉。
它们似乎触到了我某个隐秘的痛点,抑或快感点。但我什么也不愿表示。秘密的感觉永远该属于秘密;秘密地发送,秘密地传达,秘密地被接收。线路都在暗里,一经译成话语,全都走样。我一旦张嘴,是不可能老老实实的。
我只对王阿花说:我很喜欢你的画。真的。
里昂一听我这样讲,马上调开脸去。似乎他不要参与哄骗王阿花这桩勾当。
她从灯下抬起年轻纯洁的脸,看着我。王阿花的笑容好年轻;羞红的笑容。她半是惊唬、半是惊喜,马上去看里昂,看我和他有没有事先串通。我心里滚过一股温热。我已明白,她从来没听到过如我刚才的真心真意的赞扬,从没得到过像我这样的老实巴交的喜爱。她说:谢谢、谢谢……脸越发的红。她又一次转头去看里昂,如同一个孩子在接受别人给的糖果前,去征求长辈的意见,看看他是否允许她接受。里昂没注意她,他正将一只尼龙睡袋展开,铺在那张“皇后尺寸”的床垫上。她没有得到里昂的任何首肯,又转过脸来看我。慌张羞怯地一笑。
我说:我不懂画。
她说:其实谁也不懂。
你这些画可以办个画展啊。我又说。
三年前有这个打算。
现在不打算了?
现在?她指指手里的灯罩:现在,总得吃饭吧。她身边已有十多个画毕的灯罩,上面笔触细腻,构图巧妙,看得出她绝不纯粹在混饭钱。她又说:这样,海青可以把他的作品完成。他要参加一个新办公楼大堂设计招标。如果他的作品被选上,我就可以搞我的创作了。她又戴上眼镜,蘸了水彩,凑到灯下做她的画匠去了。对于她的画匠身份,她似乎心里没任何别扭,一开始就让自己想开了。
里昂这时说:要是海青的作品不入选呢?
王阿花扭脸看看他。她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
里昂说:要是不入选,让他上街画肖像,养活你搞一年创作。
王阿花还是不吱声。
阿花,我早就讲过,你不该浪费你的才华。
那我怎么办?王阿花不紧不慢地说,去卖一个肾?
像冷不防挨了一个耳刮子,里昂猝然沉默了。
里昂僵了至少有十秒钟,才又恢复动作。他将另一只睡袋“刷”地一声抖开。我看见王阿花的长睫毛瑟瑟一抖。她和里昂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创伤。抑或是秘密的相互护理和共同疗养?
王阿花的舌尖微微露在嘴唇外,穿着又大又肥的衣裤,眼镜也显得沉重而老气横秋。她像个玩具成年人。我看着她每动一笔,舌头便跟着轻轻一移,她最多只有二十四岁。
里昂招呼我,指着床垫上两只睡袋,一个鲜红一个翠绿,要我选择一只。我随便指指那只红的。他立刻蹬掉靴子,钻进了绿色睡袋。
我说:喂,等等……我睡哪里?
里昂说:你不是选了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