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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公园外面走。一个犹太难民小男孩上来给我们擦皮鞋,杰克布用德语跟他说了句什么,男孩看看他,失望地让开路,杰克布给了他一点零钱。
走到一个街口,又有两个小男孩上来,都是七八岁左右,要拉我们去理发。
杰克布跟他们对了几句话,转过头来对我说:为了全家不饿死,学都不上了,出来挣钱,晚上由父母教他们简单的功课和希伯来文。物价上涨得太可怕了,难民营有的老人得了腹水。
他还是老一套,掏出零钱给那两个男孩。但男孩不放过我们,硬把我们拉到一个新搭的棚子里。棚子四周插满色彩鲜艳的纸风车,表示开张大吉。棚子是石棉瓦搭的,支了一个大铁皮灶,竖着长长的烟囱。灶上坐了四个铁皮水壶,蒸汽在落山的太阳中成了粉红的。
这是难民们自己开设的低价理发店。难民们试图让自己的钱财和技能形成个内循环。用中国语言,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理发师们是他们自己开设的职业训练班培训的。一个前律师穿的工作服就是一个完整的面粉口袋,上端和左右两端各掏出三个洞,成了领口和袖口,背后,一个红艳艳的国际红十字会徽章。另外两个理发师有六十多岁,背弓下来,从脖子下端到腰部凸出一根脊椎骨,清晰得可以去做人骨标本。
年岁大的一个理发师态度极其认真,目光直得可怕,嘴巴也半张开,吐露一截舌头,每动一下剪子,舌尖就一抽,再一伸,毛森森的鼻孔里的清鼻涕也一抽一伸。我在棚子里站了两分钟,才认出那个老理发师是寇恩先生。前银行家对着密密麻麻的账目,一定不会如此紧张。
我赶紧从理发棚转身。寇恩一家,过得远比他们表现出来的要苦。
杰克布跟上我,问我怎么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我满脑子都是老寇恩那直眼吐舌的样子,还有顶在面粉口袋工作服下的那一串脊椎骨。他的昏厥症如果在他手持剃头推子时发作,面前的脑袋会怎样……
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熟人。杰克布问是谁。
我摇摇头,接着我来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我说:犹太人真的很了不起。
感触很多,是吗?杰克布那种玩世不恭的样子又来了,跟老寇恩默默的承受、极端认真的模样相比,我特别讨厌他现在这笑容。我原来想跟他感叹难民们的韧性,在“终极解决方案”的阴影下,该开张还在开张,暂时不被“解决”掉,总得理发呀。但我突然什么都懒得说,老寇恩把他的形象侵蚀在我的脑子里。
到底是什么熟人?杰克布又问一句。他稍微正经了一些。
一个老头,我毫无谈兴地说。
那你为什么逃了呢?他说。
我欠他债。我说。
杰克布突然煞住脚,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
太棒了,你怎么跟我一样,动不动需要躲债主呢?
我本想说,谁和你一样?贿赂行帮,把你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难道你不记得有人为你使了钱?但我又一想,我是想代彼得跟他清算吗?那么我是否应该代杰克布清算彼得和我自己?
你怎么会认识一个犹太老头?杰克布问。他的笑容在那最后的淤青上舞动,缝针的小口子黑了,鼓出小小的线结,这个杰克布比旧金山的杰克布丑多了,但似乎是顺眼的。某种力量使他天生散沙一盘的性格凝聚起来。
我回答他,在上海住长了,保不准会认识谁。这话等于没说。我的意思该这么理解: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和杰克布在一起,跟寇恩家的人撞上。日子一久,保不准你最怕撞上的都撞在一块,所有冤家撞在一条窄弄堂里。
我们走到舟山路时,一个摆杂志摊的中年男人坐在矮凳子上叫卖。他缩作一团,一巴掌宽的瘦脸上布满冷汗。破旧的衬衫领口还打着败色的领带。
杰克布走上去,买了一份犹太社区报,轻声和中年男人交谈了几句。我不懂他们的话,但我明白杰克布无非在问他的病情。果然,杰克布跟我说,中年男人得了疟疾,在八月下旬冷得发抖。
他刚来上海时办过一份报纸呢,杰克布说,后来倒闭了,他就靠这个书报摊子养家。
他站下来,回过头,又长长地看了中年男人一眼。他大概在心里说:这个倒霉鬼也可能是我。假如我父母没在三三年把我带去美国的话,守着这个书报摊在暑气里搂抱着自己御寒的家伙也许正是我。我也可能是马路对面排长队领每天唯一一餐饭的任何一个倒霉蛋。我更可能是那些被丢在欧洲,陷入了神秘的沉寂的大多数犹太人……
你和这人熟吗?我问道。
熟。杰克布说。
我心想,反正只需三分钟他就能把这条马路上任何人变成熟人。
他也是柏林人。他把视线从那个中年男人身上慢慢抽回。我是看着他被病魔、饥饿一点一点吃掉的。能相信吗?半年前他还在足球场上当过裁判。
我问他们刚才谈了什么。
他说中年男人问他听说“终极解决方案”事端的进展没有。杰克布笑了一下。这个笑我现在也懂了。它一般发生在他要讲一句残忍的话之前。他说:他还担心那个?好像他活得到那一天似的。
我们走进一家糕点铺。
听着,May,杰克布说,今天是我们的订婚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