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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些景物在记忆的黑暗中突然闪现。闪现这词不如英文“PＯP”，十分动感，带有声响，并带有爆破力。“PＯP！”某个记忆中的场面或景物“PＯP”上来了。
在我的一生里，不断“PＯP”上来的景物和场面可不少。我的一生不算短啊，在我十岁那年，几个白人少年从中国人的水产商店买了一条活鱼，是鲤鱼还是鲫鱼我不记得了，反正是条一尺左右活蹦乱跳的淡水鱼。他们一口一个中国佬地叫着：“中国佬最恶心！居然吃活着的鱼，连头带尾地吃，肚杂也吃！”白人男孩儿们让一个老中国佬当他们的面把鱼的鳞剥下来，要像表演那样，细细地刮，让他们不错过任何细节，看着鱼怎样扭动痉挛，尾巴狂扫。一面看，他们一面说中国佬真残忍，简直是没有进化好的动物。天哪，看他们就这样刮鱼鳞，慢慢处死一条鱼！然后他们叫老中国佬剖鱼肚子，从里面取出五脏六腑和鱼卵，鱼继续弹跳挣扎，在自己一堆脏器旁边扭过来扭过去，嘴巴张到最大限度，腮帮子支起来，支得大大的，露出一鼓一鼓的血红的腮。男孩儿往后退缩，蓝眼球，灰眼球，褐眼球比鱼还痛苦恐怖，同时说，狗娘养的中国佬，看见了吧？他们把鱼养在水缸里，就为了要这样杀它们，活吃它们。那些眼神不光是恐怖和痛苦，而是超饱和的疯狂喜悦。老中国佬不懂英文，对他们笑笑，表示他还可以提供更全面的服务。他把鱼卵和鱼泡摘除下来，满手是血，又在一堆脏器里摸出一块肝，摘下里面的胆囊。这时男孩们惊呼一声，鱼的心脏在强有力地跳动，血红的一颗，如同自己泵压汁水的成熟樱桃。
男孩儿们看着看着，一个个伸出食指，去拨弄那颗裸露的心脏。他们把心脏放到鱼的脸庞边，看着鱼对自己心脏瞪眼鼓腮，大张其口，都被这道奇观震住了。鱼一直在扭动身体，一会儿头尾着地，身子向上形成弯弓，一会儿是腰部着地，头和尾向一块儿靠拢。渐渐地，在那蓝、灰、褐色眼睛的追光中，那弯弓的幅度变小了。心脏却还在强有力地搏动，一下一下，搏动出鱼在水中的活泼自在；它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跳了，它失去了鱼的美丽身躯为它遮体保护，在一双双眼睛的瞪视下，赤裸裸地跳动，是可悲的。可它跳得非常奋力，就在它死去的躯体边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地跳，没有任何停歇的迹象。
男孩儿们去上学了，嘱咐老中国佬替他们保存那颗活着的心脏，他们放学之后来取。
当时十岁的我觉得莫名的不适。我希望鱼的心脏不要再徒劳地跳下去。它原本是为一个生命跳动的，是为了一桩使命跳动的，而它并不知道它的使命早已结束了，只是为了一些居心不良的眼睛在跳，在演出。
那颗心脏一直跳，一直跳。男孩儿们直到天快黑，水产店就要关门的时分才回来。老渔佬把心脏和鱼各放在一张油纸上，鱼的肉体外撒了层薄盐，男孩儿对不再感觉疼痛的鱼的遗体早没了兴趣，他们惊呼着围着外表已有些干燥变色的心脏，看它一起一搏，一起一搏……
我们家的一个洗染店就在这家水产店对面，我从七八岁开始，就会站在凳子上点查柜台上客户的衣物。这个傍晚，我看见三个白种男孩托着那颗赤裸裸的心脏走过去。这颗小小的中国鲤鱼心脏一直跳了多久，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颗裸露的小心脏跳动的情景，在我长长的一生中，不断从我记忆中“PＯP”出来，我不知道它向我喻示什么。它不断地“PＯP”总是有它的道理，它一定想让我明白它的寓意。可我一直不明白，因此它一直“PＯP”出来。有时我的眼皮下，我的太阳穴，我的脖子和锁骨交接的地方，都是它在一起一搏，它好像说，这意义有什么难理解呢？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
在我和彼得对视而坐的时刻，我发现这颗小心脏就“PＯP”出来了，在头顶的灯泡钨丝里起搏，让我非常紧张、不适，让我无端地想到彼得和我，挣扎求生，也许注定不可逃遁。也许我们挣扎在一个巨大的掌心上，那掌心可以随时合拢，掌心上方一双双巨大的眼睛，射出惊讶、好奇、亢奋、狂喜的蓝色、绿色、灰色、褐色追光。我们赤裸裸的挣扎在这些眼睛的追光中是徒劳而可悲的，是他们一个短暂的娱乐。
整个犹太难民社区，两万多手无寸铁的肉体和心脏，在更加巨大的掌心之中，何况又不止如此，他们的上空，被蓝色、绿色的日尔曼眼睛，黑色的日本眼睛射出的追光罩住……
我和彼得常常在十一点以后约会。我这次在医院门口等到他，就来到这家不比壁橱大多少的咖啡馆。老板是个奥地利犹太难民，六十多岁，跟妻子把一个前自行车棚改造过来，摆上家庭式的桌椅。只有三张桌，但咖啡极好。
这天晚上我带了个好消息来，温世海把另一半盘尼西林的费用付清了。世海下午给我打了电话，约我在虹口公园门口见面，然后把一卷法币塞在我手里就走了。他现在已然是个身手漂亮的江湖侠客。我问他为什么让一个陌生人去彼得那里取药，还用手枪威胁，他说地下党人不能同时在一个接头地点出现两次。
喝咖啡是我和彼得最温情的时刻。我们常常不说话，你看我，我看你，因为越来越坏的局势让我们不敢开口，一开口所有的温情就会荡然无存。法国人都在搬出上海，到处是卖房子卖家具的招贴广告，饥荒撂倒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店家早上开门开不开，因为门板外面躺着好几具皮包骨的尸体。关着门醉生梦死了好几年的租界已不存在了，处处有孩子在哭号，哭他们饿死的长辈，哭他们自己的饥饿，哭一觉醒来已被父母丢弃在行色匆匆的无数腿脚之间。
在我们温情的对视中，我们偶然会悠闲地讲讲不相干的事。
我们绕开最最敏感和令我们亢奋的话题，如何利用杰克布，再把他作废掉。宁静的暮夏夜晚，我们心事重重，但还是竭力维护它的宁静。宁静的对视和闲话中我们互相无声地问过：各就各位了？
各就各位。
一切就绪了？
一切就绪。
老头老太太看我们这样一对情侣缺点什么：鲜花或蜡烛。一会儿，老太太把一支蜡烛点燃，放在我们桌上。蜡烛是假的，石头中间有个洞，里面放灯油，外体漆成蜡烛的黄白色。火苗一呼一吸。那颗小心脏又“PＯP”在火光里。
无端地，我想到杰克布。他带着伤又投入了什么活动。更加神出鬼没的活动。也许他也在日本人和梅辛格的掌心中，像鲤鱼心脏那样，自以为强有力地跳动，跳给他们看。不死的心脏不知道它有多么可怜，被日本人、梅辛格看着，娱乐着。也被我和彼得看着。
世上总有一些生命像这颗小小的心脏这样不甘心，它要给你看看，你剥掉它所有的掩体和保护它还要跳动，它面对粉碎性的伤害，傻乎乎地跳，傻乎乎地给你看它的生命力。它是最是脆弱，又最是顽韧，这样不设防，坦荡荡的渺小生命。
我眼里的泪光被彼得发现了，他问我怎么了。我说不纯的油灯烟有些辣。
我跟你讲了，一个人的一生总有一些场面和景物会“PＯP”到眼前。常常“PＯP”上来的，还有另一个场面：彼得全家和我站在客厅里，彼得嗫嗫嚅嚅介绍着我，然后反过来介绍他的父母、妹妹。
我是在扶手椅上坐下来很久，才回过神，想起彼得对我的介绍之词，他说这就是May，帮了我们不少忙，记得我跟你们提到过的，对吧？
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下眼色。在我回过神之后分析，他们的眼神在说：彼得跟你提到过这个May吗？
彼得的妹妹是个美少女，欠缺一点活力，但从脸蛋到身材都没得可挑。她在我进来不久，就下楼去了。然后我听见她打开了亭子间的门，走进去。我敢说她不知道如何和中国人近距离相处，甚至连中国人的相貌是好是坏都分辨不出来。或许她觉得我很丑。
一个人在僵硬的礼貌中总是很丑。我被指定到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觉得一只长统丝袜在我落座时松了，正势不可挡地往膝盖下滑，只要我站起身，它就会掉到脚脖子，在那里像肠子肚子一样缠成一堆。我心里懊丧之极，仇恨自己在临出门前为什么对自己的装束突然质疑，又回去换了这套臀部包紧的西装裙。假如我穿那件紫罗兰色带白花的布旗袍也许不会发生这个灾难。我把自己打扮得更西方化一些，是要他们适应我还是我适应他们，我一时弄不懂。
彼得的父亲寇恩先生是黑头发，他夫人的头发颜色是深红。彼得和母亲十分相像，那种天生的雅致和贵气，要好多代人的培育、筛滤，把杂质一代一代滤出来，最终出来彼得这样的结果。说俊美有点文不对题，就是特别顺眼，一举一止都达到你预期的得体，只有把一切好东西，例如古典乐、芭蕾舞、绘画和雕塑（基本是经典作品）全拿来滋补自己的生命，才会这样。滋补是理性的，选择它们因为对你有好处，你必须爱对你有好处的东西。
用我们八十年代后的话，叫做优生优育。彼得家那足够前卫吧？那时就已经开始优生优育了。
我坐在那里，两只架在椅子扶手上的手掌一个劲出大汗，只想早点结束这种有问必答的局面。长统袜温热地绕在膝盖部，提醒我一结束这个受罪局面，它懒洋洋坠落时，我会多么好看。
寇恩先生总是言归正传，问我父亲做什么工作，母亲怎样。父亲去了内地是否谈到内地的生活状况，母亲去世后我由谁教养。在寇恩家里，没有寇恩夫人教养孩子，一切不可设想。
彼得把母亲端来的茶放在我旁边的小桌上，小桌是中式高几，或许是他们房东连同房子一块出租的。我在紧张的问答中顾不上打量房间布置，再说一个女子眼珠乱转，贼溜溜地打量别人的家不太像样。所以我抬一次眼睛，尽量观察一个局部：窗帘——蕾丝边，白色的底，白得透亮纯净。（彼得告诉我，他母亲说，不能把白色的东西洗得雪白透亮的人是不配用白色东西的。）窗下的长沙发，姜黄色地子带咖啡色方格，非常旧却非常干净。这房里的每件纺织物似乎都跟窗帘一样，动不动就给寇恩夫人放在水里泡过，又放在搓板上搓了搓。我回答寇恩夫人偶然的提问时，看见她坐的单只沙发是一色的，浅咖啡色，扶手上有个洞，一定是前主人在上面抽烟打瞌睡烧的。虽然都是旧家具，但色彩搭配得极其协调，处处留着女主人煞费心机，辛苦而饶有兴趣建设的痕迹。寇恩夫人背后的墙角，摞起一摞皮箱，上面盖了一块白色台布，摆了一个小座钟。他们一家住在难民大宿舍时，皮箱和其他难民的行李堆放在露天，上面不过盖了一层油毛毡，取出来时，箱子里外都是绿霉。
趁寇恩先生又问了我一句话：你父亲的肺病是几期？我把脸转向他，目光把他虚掉，去看他背后的酒杯橱，上面摆着彼得弟弟的照片。大卫死前没照相片，这张放大的照片是他十五岁骑术队证件上的。彼得告诉过我，大卫留在奥地利的太多了，他的马、狗、鸽子……
我眼皮一垂，看见酒橱的一只“老虎脚爪”残废了，垫了一块木头，漆得颜色尽量和酒橱原体靠近。这只酒橱大概是从一个英国人家买的。许多英国人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把家当三文不值二文地搁在马路上拍卖。现在这只酒橱残了一只脚站在这屋里，也是君临天下。我估计它的脚是从阳台上往下吊时碰断的，因为又窄又曲折的楼梯根本不容它上来。
我把寇恩先生的提问全回答了，但是我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话太多，因为我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往往是有用没用的话都说。我脑子里的画面是寇恩夫人指挥着由寇恩父子组成的人体吊车，把逃亡的英国人的旧家具和这个酒橱摇摇欲坠地吊上三楼，而我嘴里汇报着我父亲如何在他朋友的介绍下到了云南，在西南联大谋了一份职，又是如何跟其他五个教授合住一个破庙，染上了其中一个人的肺病。我谈到******如何不是东西，派人监视教授和学生们的言论，像我父亲这样言论过多的人被校方多次警告。******的贪污、腐败令我父亲作呕。他每天配给的两餐粗米饭常常被他省给同事，他自己常常打猎、捉鱼，所以还没有像其他教授那样处于饥饿边缘。我大概从我父亲又扯到了他信中谈及的货币贬值，多少次******的金融措施遭到我父亲的挖苦，强制控制粮、油、棉价格使民众信心一垮再垮，而奸商钻空子的机会越来越大，因此囤粮和囤油的无耻之徒从中国腹背又插一刀，说到这里，我突然没话了。
你一定常常经历这种时刻，一个人在夸夸其谈中已经丢掉了所有听众，他一闭嘴就发现死寂的大门立刻紧闭，把他关在门外，他似乎再也无指望去敲开这门扉。我和彼得父母，以及彼得，就处在这样的时刻。谁都想打破死寂，可一时间谁也无法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