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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俱乐部里没有一张空椅子。钢琴曲子是陌生的,但十分好听,有一丝中国情调。也许是阿龙·阿夫夏洛莫夫新写的小品。杰克布·艾得勒到上海没几天就混进了阿夫夏洛莫夫家,白听了一场音乐会,白吃了一顿冷餐,之后便把这个犹太作曲家的作品介绍给了我。
走出餐馆我就觉得自己在等待什么。似乎彼得欠我一句话,我在等那句话。我把那个偷梁换柱的计划原原本本讲了一遍,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总算达到了彼得的理想程度。他总该说点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我被自己的等待一直悬吊在半空。这是一件大事,天大的事,要置他人于死地,他怎么可能不说一句话呢?
我不是想要一个“谢谢!”或者“May,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我,太难为你了”!
这些话都会文不对题。有一个人将为了他彼得的安全出逃而待在莫测的上海。不,远远不止这些;一个人在发现他的真情被一个女人践踏得稀烂之后,留在了举目无亲的上海。何止举目无亲,简直是敌意弥漫。一旦日本人发现他是交战国侨民,就会送他去郊外的集中营。街上一队一队,一车一车的占领军过往,奔向某个罪恶的目的地,一个个军帽下的脑瓜,运行着恶毒的念头……彼得逃亡的身后,被丢弃下来的这个人举目看去,原来这是一座对他充满不善的都市,茫茫的不善中,竟有一份来自他热恋的中国女子。
好了,杰克布·艾得勒被榨尽了价值,成了真正的人渣。
彼得至少该对这人渣说一句什么。
我的心慌慌的,就是等彼得的这句话。比如:May,我们对这位艾得勒先生缺乏公平。或者:以后怎样能偿还我们欠艾得勒的呢?我们欠他太多了。怎样才能得到他的宽恕呢?
整个一晚上,我听着钢琴曲和音乐中人们的低声交谈,其实一直在等彼得的一句话。哪怕说:可怜的家伙,算他倒霉,爱上你这小巫女!
彼得请我替他翻谱,我这才醒悟过来,果然是他要试奏他刚才即兴写的几个乐句。他的真实心情我不知道,但手指下的乐句在轻歌曼舞,是个心情不错的告白。我看着他认真、专注的侧影,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替我翻谱一样注视他。这侧影很优美,没说的。我却好失望好失望。彼得怎么可以让我悬在等待中,就是不让那句话把我落实下来?
彼得弹得很出色,人们请他再弹两首曲子。他说了一句什么,周围哗啦啦地鼓起掌来。我发现一只手在捅我。彼得的手,人们是在冲我鼓掌。因为彼得刚才宣布那支钢琴小品是献给我的。
我受宠若惊,但我一直急不可耐等候的绝不是这句话。
杰克布一直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我的小继母这样告诉我。(那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杰克布已经进了桥头大厦的监狱)第二天下午,我教了一节课回来,听到的还是她这句禀报。家里又没小菜钱了。她羞怯地暗示我。
不久有电话打进来,找我的。我刚接电话,那边人诡秘地说:请等等,有位先生要跟你说话。我听见电话在两只手上交接了一番。
阿玫姐姐,你只管听,不要说话。世海在电话中用英文指示我。他的嗓音通过电缆传过来就露馅了,乳臭未干。阿玫姐姐,杰克布被日本人抓进去了。
我听自己说了一声“what?”
请不要插话,世海严峻地说。他现在给关在那座所谓的桥头大厦里。
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桥头大厦对谁都是个著名的所在。日本宪兵队用它关押收审抗日分子。
然后我便听说了杰克布·艾得勒事发的始末。他惹了一身祸,却跟他自身利益毫不沾边。
世海说:能不能请你去我家一趟?也许我爸爸能找到关系营救他。
我挂了电话就换衣服,换鞋子。一面飞快地想着父亲的一个姓刘的学生。那个学生的父亲在汪伪政府里做部长,不是教育部长就是司法部长。我打开皮鞋匠缝补过的小皮包,我发现里面的钱只够乘黄包车。我教钢琴课的课时费要到月底才能拿到。凯瑟琳跟着我乱转,问是不是杰克布有消息了。我跟她讲什么?什么也讲不清。我愣头愣脑地问:你还有多少钱?
做啥?凯瑟琳用应付查账的警觉口气说。
没啥。我没车钱了,给两个车钱来,马上还你。
她转身就走。我等着她给我拿钱来,却等来一本账,她指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数字:喏,艾先生的钱我没有花一分在自己身上。你看看好了。
我刚要说我一点都不怀疑她的廉洁,她哗啦哗啦说起世道如何坏透了,昨天顾妈出去买小菜,钞票在手里捏得紧紧的还是被小偷得了手。皮鞋坏了,拿到摊头上去修,结果摊头和皮鞋通通没有了,电灯泡买回来了只用了两天,蹩掉了!……
我从柜子里抓出两条长裙子,都是最香艳肉感那种,放在一张旧报纸里一裹,冲出门去。
这是下午五点多钟。你知道上海的夏天。夕阳又热又黏,走了一会就觉得一身的不洁不爽。我们这一带的几家寄卖行都让陆续登陆的犹太难民惯出了毛病,知道无论他们把价压得多低对方都会出手。已经倾家荡产的难民们为全家人吃一顿犹太新年大餐,宁可卖掉他们赖以过冬的毛皮大衣。他们就这样在上海精明的寄卖商手里一步步倾家荡产,走向赤贫,穿起了国际红十字会捐粮的面粉口袋的。
寄卖行的店员对着光仔细查看这条太平洋彼岸来的三手货。晚礼服是杏红色,前面两个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槟酒、冰淇淋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还可以,在这样的查看下,太丢人了,我都为它们抬不起头。
这种东西我们卖不出去的。店员说,喏,这条裙子我们到现在都没卖出去。他指着一件象牙色太阳裙,质地精良,也没有那么多点点滴滴的“前科”。我一看标价,也不过几趟黄包车车费。
另一条裙子让我连打开的勇气也没有。看看表,已经六点出头,一狠心,我把表放在柜台上,请他随便给我几块钱,我有急事。
我拿着钱便走。店员在后面叫我,忘记你的衣裳了。我转身谢谢他,请他先替我存放一下。我的事实在太急了。
连黄包车夫都给我吓了一跳,问我:小姐侬做啥?因为我一句话没有就从人行道冲到马路上,连蹦带跳已经乘在他车上了。
我按照打听到的地址来到父亲的这个学生的家——一所在杨浦区的两层楼的洋房。路上走了半小时,但等人花了两个钟头。我父亲的这个学生叫什么我已经忘了。就叫他小刘好了。小刘的父亲对我父亲非常敬重,所以一下班回到家马上答应见我。刘部长让了座请了茶,自己踱着方步来到黑色大办公桌后面,站在那里剪雪茄,打火,点烟。他身后转椅是黑色牛皮的,钉出一个鼓囊一个鼓囊。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听我讲述。我告诉他我的犹太难民“未婚夫”杰克布和日本人如何发生了一场“误会”。部长丝毫不动声色,一看就知道我说的对于他不是新闻。我说作为一个在异国寄居过的人,我自己完全能体会犹太难民的不安全感。怎么会有安全感呢?寄居在美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国人都是被排斥被驱赶被迫害被残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