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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伦敦《泰晤士报星期刊》驻北京特派记者若克·马苟斯的那篇通讯中,描写了北京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后,接下去描写一般参加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曾在英美法德等国留过学,现在是在政府机关、工厂、医院等机构中工作。那篇报导中说:“这些人极大多数是薪水极低,营养不足,工作过劳。在每天时间极长的工作之后,还须参加政治学习。这种政治与主义的灌输有多深,能发生什么作用,那是我所不知道的,但看来他们都很起劲和忠心,如果不是对共产主义忠心,那至少是对国家忠心。这些人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敢于向一个外国人说真心话。每逢我遇到他们,总是向他们提出三个问题,我所得到的答复总是相同的。
“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觉得中国的一般情况正在越来越差?’每个人都说不是。生活情况正在慢慢改善。在去年十一月以前,每个月配给猪肉二两,现在已有三两,虽然一个月三两肉还是少得可怜,但却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蔬菜和水果的供应很充足。现在,北京市场上甚至已首次有柠檬出现——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工业上是失败了,但那时候种的果树,现在却开始有收获。大家一致承认,物质生活是在逐步改善之中,虽然改善得极慢。
“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觉得受人剥削?’答案仍旧不是。有一个医生,因为看病实在看得很辛苦,知道自己迟早会病倒下来;又有一个工程师,经常的加班工作,只希望能获批准出国(那是办不到的,凡是技术人才,决不可能被当局放出去),但他们都不以为自己是受到了剥削。他们对我说:‘没有人想在我们身上赚钱。’事实上的的确确是这样,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并没有变得有钱。部长们坐了苏联制的豪华大汽车去办公,但这些汽车是国家的财产。周恩来总理的薪水,比我上述那位上海资本家朋友所收的定息要少得多,当我听到这消息时,我丝毫也不感惊异。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喜欢国民党回来?’我所得到的回答,又是一个很强调的‘不’字。有一位中国医师,我是经常和他见面的,他坦白表示对目前的政府十分不满,但他对我说,‘那批腐化贪污的国民党家伙将我们交在共产党手中,咱们还要他们来干么?’
“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者到底是否快乐,我无法肯定。因为热心的共产党干部对我这种番鬼佬心存怀疑,说的话都是共产八股,不值一听,而肯和我说真心话的那些人,又都是对共产党不满的,说出来的都是黑暗的一面,未必公正。”马苟斯认为,据他所得到的印象,这些人最大的反感是“没有自由”,内容如何明天再在本栏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