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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说烟</strong>
说起来,中国居然有那么多人吸烟,似乎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烟,即烟草,西文tobacco,译名“淡巴茹”。这玩意儿不是咱们的土特产,据说是葡萄牙水手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带到中国来的。不过这个来历,现在已很少有人记得。因为从十六世纪到现如今,好歹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就不好再算是“番邦贡品”,得算是“国货”了。这在文化史上也是常见的事。比如辣椒,据说原产南美洲热带地区,十七世纪时才传人中国。但你去问湖南人、四川人、陕西人,有几个承认吃辣椒是吃“外国佐料”的?
中国烟民的人数也很多,早已超过始作俑之国。而且,虽有科学家警告于前,政府限制于后,却并未发现有人数锐减之势,反倒又有不少人加入这一行列,终于在烟草的世界里,也形成了一个“泱泱大国”。
这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中国人按说是不该也不会吸烟的。吸烟并非祖传,而国人重传统;吸烟并无好处,而国人讲实惠;吸烟有害健康,而国人善养身;吸烟形象不佳(国产影片中流氓特务无不吸烟),而国人尚道德。这样一种既非国粹,又无实利,既碍长寿,又欠正派的嗜好,竟然能为国人欣然接受,且屡禁不止,便一定有文化上的原因。
原因仍在于“群体意识”。
烟和群体意识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香烟和酒饭,甚至和音乐一样,能够使人“群”,也就是能协调人际关系。两个人见了面,递根烟过去,拍拍肩膀,说起话来就比较融洽。哪怕刚刚发生过一点小冲突的,只要递了烟,气氛也就会缓和许多。而吸烟者在受到家人(父母、妻子等)指责时,辩护的理由也有一多半是“要应酬”。这虽然会被视为“托词”或“狡辩”,但也有相当成分是实情。不信你去问烟民们,他们什么时候吸得多?一是需要提神的时候,比如写作时;二是需要解闷的时候,比如旅途中;三是需要应酬的时候,比如酒桌上。另外,据我观察,北方的烟民似较南方为多,也因为北方人比较豪爽,讲义气,重感情,爱交朋友。当然,他们喝起酒来也比南方人凶。
事实上,烟的一个重要文化功能就是交际。中国传统的交际之物,有酒与茶。“茶交隐士,酒结豪侠”,但都不如烟。因为你总不能一天到晚拎着一瓶酒或一壶茶,逢人就倒吧?然而怀揣一包烟,却可走遍天下。“相逢开口笑,递上一支烟”,实在是自然得很,也便当得很。求人办事时,递上一支烟,只要对方也是烟民,往往都会接过去。因为人家请你抽烟,至少也是友好的表示。况且一支烟实在微不足道,收下不算受贿,拒绝则又未免小题大做。但是,东西再小,也是人情。只要对方接了烟,也就算是领了情,开了口子,搭了桥梁,下面的文章也就比较好做,至少不会碰得灰头灰脸。俗话说:拳头不打笑脸。面对人家递过来的烟,一般人也很难拉下脸来。
烟能帮我们交人,也能帮我们识人。比方说,吸烟者多半大度、豪爽,但也可能马虎、放荡;不吸烟者往往严谨、沉稳,但也可能拘谨、小气。搞“公关”的人都知道,吸烟的人要比不吸烟的人好打交道。这不仅因为烟能起到“敲门砖”的作用,还因为吸烟者往往性格外向,不吸烟(不含戒烟)者则多内向。外向者多爱交际,爱交际者多爱聊天。聊天时,如果大家都吞云吐雾,又相互递烟,便气氛融洽,谈兴更浓。相反,如果大家都不抽烟,则久谈必有“枯坐”之感,难得尽兴,实际上往往也未必有神侃海聊之兴致。除女人在一起总有话说外,不抽烟的男人在一起,便多半只能谈正事(除非有酒)。他们内心有了郁闷,也往往无法找朋友排遣,或只能去喝“闷酒”。
通过烟,还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浅。客客气气递烟,说明关系尚浅,还很“生分”,尚处于建立友好关系的探索阶段,或说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鸿沟(如属上下级关系);相互抢着递烟,说明双方地位相等,或视为相等,但关系半生不熟,又都愿发展友好关系;随随便便递烟,不计较是否“礼尚往来”,说明关系较深,已达到“无论怎样也没关系”的程度;伸手到对方口袋里掏烟,掏出来还要散给别人,那就简直是亲密无间、不分彼此的“铁哥们”了。当然,一般地说,相互递烟,总以次数大致相等为宜。抽别人的多,或只抽别人的,便多少有些不尊重对方,也显得自己小气。至于请客吃饭时,只要被请者中有烟民,香烟实乃必备之物。如果让客人自己掏烟,是很丢面子的事。酒菜总比香烟贵,岂能因小失大?所以,在请客吃饭的宴席上,烟也往往是不可或缺之物。它的重要性,一般说要超过点心糖果之类,有时还略胜于茶。
<strong>说酒</strong>
如果说烟能打开局面,那么酒则能打破界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讲究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如若逾越,便是“失礼”。现代社会虽然平等多了,但年龄、资历、地位之类的差异总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总是有界限、有隔阂的。能最有效地消除它们的,也就是酒。真正的酒席上是“没大没小”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尽兴。一杯下肚,全身放松;两盏人杯,宠辱皆忘。等到善于公关者以“花言巧语”强行劝酒,稍会饮酒者以“豪言壮语”自作多情时,酒会便空前热闹起来。有的高声叫添酒,有的低声唱小曲,有的换酒杯,有的换座位,总之是一派“胡言乱语”。这时,所有的人,都既无分宾主,亦无分贵贱,人人都是“酒神”,各个都是“醉鬼”,真真正正是人人平等,大家一样。亲疏贵贱,男女老少,种种差别都被酒精消解。什么规矩、防范、禁忌、礼仪,也都化为乌有,只剩下不分彼此的和睦融洽。中国人之爱喝酒,爱劝酒,爱在喝酒时猜拳行令,吆五喝六,吵吵闹闹,要的就是这种平等和融洽,亲密和热闹。
中国人喝酒的资格很老。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中国的谷物酿酒,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唯在是源于仰韶文化时期抑或龙山文化时期的问题上尚有争议,总之是十分久远。酒的种类,三代时就有很多,有澄酒,又称“清酒”,是久酿后又滤去酒糟的米酒;醴酒,又称醪,即老糟、捞糟,是短期内酿成的连糟糯米酒;香酒,又称鬯(chang),是用郁金香草或香茅草加在米酒里浸泡的酒。这些酒,主要是用于以下方面:一是敬神,因为神只闻香味不吃食物,酒香扑鼻,自然敬神最宜;二是做菜,如“周代八珍”之一的“渍”,就是香酒牛肉;三是治病,即用酒浸泡药材,以便药性发散;四是公关,谓之“酬酢”。“酬”是主人敬酒,“酢”是客人回敬,今人谓之“应酬”(应即酢)。总之,酒原来是一种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并非简单的只是饮料。
然而,正如请神吃饭终于变成请人吃饭,实用的酒也终于变成了人的一种享受。据说当年有个叫仪狄的,发明了一种“旨酒”,进奉给大禹。禹喝了以后,觉得“味道好极了”,于是便断言:“后世必有人以酒亡国者”,结果不幸而言中。他的孙子太康,便因酒而“亡其国”。末代子孙夏桀甚至因“酒浊”而“杀庖人”,结果也亡国。殷的纣王,也是以肉为林,以糟为山,以酒为池,划船在酒池里豪饮,饮到烂醉时,便举行男女三千人的裸体舞会,终于弄得家破人亡。所以,“周革殷命”以后,周公便发布禁酒命令,如有群饮,于法当斩。后来,《汉律》也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以后禁酒的事还很多。比如曹操,就曾下令禁酒,还因此而杀了反对禁酒的孑L融。这事我在《品人录》一书中有交代,请读者参看。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否则怎么会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事实上,官方要禁的,并不是酒,而是酗酒和群饮。只因酗酒和群饮屡禁不止,有时便只好连酒一并禁了。禁酗酒好理解,因为酒喝多了,便神志不清。为君者神志不清必乱政,为民者神志不清必乱礼,两者都会导致亡国,非禁不可。禁群饮也有道理。因为大家在一起“共食”,谦恭礼让,思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便会感念君父,更加效忠朝廷。聚在一起“群饮”,酒壮了胆,难免说些不忠不孝发牢骚的话,弄不好便会起心“谋反”,至少也会弄得秩序大乱。所以,尽管“共食”是大家聚在一起吃,“群饮”是大家聚在一起喝,都是“群”,但“共食”就该提倡,而“群饮”便要禁止。
不过,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这事,当真要禁,那是禁不了的。比如国宴、家宴,给上司接风,为朋友饯行,还能不聚在一起喝点儿?于是便只好规定不得“无故群饮酒”,也就是“群饮”要有“正当理由”。这倒是难不住中国人。有个相声讲,某单位领导宣布,为了纪念伟大的科学家巴甫洛夫,加深对“条件反射”原理的理解,全体到烤鸭店吃烤鸭一次。结果,“学习效果”很好,同志们在酒席上都“感动地流下了哈拉子(口水)”。
于是又只好规定,即便是在一起喝酒,也要讲究礼仪。这就不怎么行得通了。因为饮酒之乐,恰在无拘无束。当年,齐威王问淳于髡(kun):“先生能饮几何而醉?”淳于髡回答说:“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不懂。淳于髡说,如果是大王赐酒于殿堂,监视酒政的执法官站在臣的旁边,纠察失仪的御史官站在臣的背后,臣诚惶诚恐,伏地叩首而饮,不到一斗便简直醉了。如果是乡下人在一起喝酒,坐无分贵贱,席无分男女,敬酒没有时间限制,搏戏完全自由组合,抓住了异性的手也不受罚,瞪着眼睛看人也不受禁,女人的首饰乱七八糟地落了一地,鞋子袜子也乱成一团,在这种气氛下,臣便是饮八斗,也只有两三分醉。可见饮酒之乐,全在身心的放松,哪里能“行礼如仪”?
需要放松身心的人很多,帝王将相如此,平头百姓也如此。需要靠酒来结交朋友协调关系的人也很多,商界官场如此,市井村闾也如此。何况还有文人。文人没有酒,就没有灵感了。所以,历史上的禁酒令,常常不过一纸空文。但一来二去,弄得酒的名声不太好,却也是事实。比如说,“酒肉朋友”啦,“酒色之徒”啦,“酒囊饭袋”啦,“酒色财气”啦,都不是什么好词。
当然,名声最坏的还是“酒色”二字。酒是色媒人,三杯落肚,便“色胆包天”。当年西门庆勾引潘金莲,便正是在她“一盅酒落肚,哄动春心”之时。更有一个名叫苏五奴的,公然让自己的老婆张四娘当“陪酒女郎”。请张四娘陪酒的人,当然都“醉翁之意不在酒”,一门心思只想早点把苏五奴灌醉,好和四娘干那事。苏五奴便说,只要多给我钱,便是吃“糙子”(蒸饼)也醉了,用不着喝那么多酒啦!这就叫“饮糙亦醉”。酒既为淫乱的祸首,正统的道学先生,自然主张禁酒,或主张酒只能用于祭祀和官方的酬酢。
于是酒的地位,便逐渐地让位于茶。
<strong>说茶</strong>
中国人饮茶的习惯,显然晚于饮酒。虽然有人认为我们民族的饮茶,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但此说在学术界尚有争议。比较靠得住的文字记录,始见于西汉末年,当时称作“槚(jia)”,《尔雅》说是“苦荼”。但“荼”是菊科草本植物,“茶”是山茶科木本植物,风马牛不相及。大约是茶味之苦近于荼,才把“茶”也称作“荼”吧!郭璞注云:“槚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又说桢叶早采的叫“荼”,晚采的叫“茗”,也叫“藓”(chuan),也就是老叶粗茶。到唐代陆羽著《茶经》时,才把“荼”字减去一横,写成了“茶”,“荼”字反倒很少有人认识,害得一些念白字的,老是把“如火如荼”念成“如火如茶”。
茶之正式得名如此之晚,可见饮茶也不会太早。商周青铜器中没有茶具,汉墓出土食品中也不见茶叶,至少说明当时饮茶尚未形成一种风气,或非生活之必需。过去曾有一种说法,认为茶原产印度,是从印度进口的。佛门多饮茶,可为明证。有人还言之凿凿,说是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带来的。达摩从天竺西来,跑到梁武帝那里谈佛论禅,结果话不投机,只好折了一根芦苇做船,渡过长江,北人嵩山,躲进少林寺的一个山洞里,“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一坐就是九年,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没有察觉,终于双眉尽落,落地而生为茶叶,所以上品的茶叶又叫“珍眉”。湖北鄂西山区有“五峰珍眉”,品质甚佳,不知是否系达摩双眉一脉相传?其实《j国志》和《世说新语》中都有饮茶的记录。《三国志》上讲,韦曜参加孙皓的宴会,因不善饮酒,便代之以“荼荈”。《世说新语》云,任育长到王导家做客,因不识好歹,便问喝的是“荼”还是“茗”,被传为笑柄。可见三国两晋时,饮茶已是上流社会的高雅习俗,那时节,达摩祖师还没出世呢!
实际上,茶树原产何方,是土生土长还是印度进口,抑或“中外合资”,都不要紧,要紧的是饮茶这件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
中国人爱喝茶,和西方人爱喝酒完全是两回事。西人饮酒乃取其汁,国人饮茶乃取其气。西方的人体科学,注意的是体液。他们曾根据血液、黏液、黄疸汁和黑疸汁在人体中的比例,把人分为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四种类型,称之为tempemment。这个词,究其本源,实应译为“液质”,中国人却译为“气质”,就因为中国人是以“气”为“质”的。中国人认为,一个人的素质和品质,取决于他胸中之气:充盈着正气的是君子,充盈着邪气的是小人,充盈着清气的是雅士,充盈着浊气的是俗物。所以我们常说某人气宇轩昂,某人气度不凡,某人盛气凌人,某人一团和气,某人帅气,某人俗气,某人大气,某人小气,某人妖里妖气,某人怪里怪气等等,就是这个道理。
气充盈天地,有清有浊,有雅有俗。就拿香气来说,香而妖,香而艳,香而浓,香而媚者,都是俗气。暴发户的如夫人,浓妆艳抹,珠光宝气,香水洒得越多,越是俗不可耐;农夫新割的稻草麦秸,被秋阳暖暖地晒过以后,则最是清香可人。因此甚至有人认为花香不如药香,酒香不如茶香,药与茶,才是至清至雅之物。
何况饮茶也是好处多多。茶能防癌,不像烟有害于健康;茶能醒脑,不像酒多喝乱志。所以历来有禁酒的,有禁烟的,却断乎不会有禁茶的。事实上茶也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雅士的爱物。中国人在家里要喝茶,出门也要喝茶,上班后第一件事是泡茶,开会时更是人手一杯。到中国人家做客,虽有女宾来访摆糖,男宾来访敬烟之别,但泡茶都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来访主人捧上一杯清茶,既礼貌周全,又全无媚态,则彼此的交往,便完全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竟无茶水招待,那么,不是主人不通人情,便是客人不受欢迎。“连茶都不泡一杯”,简直等于下逐客令。
可见,茶也有交际的功能。所以,中国人不但喜欢请客吃饭,有时也要请客吃茶,比如“吃讲茶”和“吃早茶”就是。吃讲茶是旧社会江湖上用于摆平纠纷的一种手段,吃早茶则是如今商场上用来谈生意的办法之一。吃早茶不像摆酒宴那样排场,又不像只有清茶一杯那样寒酸。过于排场,谈不成事情;过于寒酸,又不好意思,只有吃早茶最为适宜。它既能让人静下心来认真谈判,又比坐在公司里唇枪舌剑讨价还价更有人情味,更便于套交情拉关系走后门,还能顺便解决一下早餐问题,岂非妙不可言?当然,无论搞阴谋,抑或谈生意,也确乎可以借此冲淡一点血腥或铜臭。
至于清朝官场,则又是一番风味。待客之茶,只作摆设,并不真喝。如果长官谈得不耐烦,要下逐客令,便会端起碗来,说声“请喝茶”。这时,你最好自己知趣,起身告辞。即便不告辞,长官身边的听差也会拉长声调大呼“送客”。这一绝招,不知是谁的发明,也真亏他想得出。可见,喝茶也好,饮酒也好,吸烟也好,吃饭也好,在中国确实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过本章已说得不少,读者诸君恐怕也要不耐烦了。那就还是“端茶送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