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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果淳
<h2>因缘</h2>
是因缘使我认识了林清玄先生。第一次，在七十二年（公元一九八三年）金鼎奖颁奖盛会中，从远处望见他，高举着奖杯，似洋溢着满心的欢喜，而惹人注意的是他那属于艺术家格调的好长的头发。
时隔一年多，为了编辑《人生》，经常往返打字行。无意中瞥见淡大同学的一则访问稿，主角恰是林清玄先生。他素食，喜读佛经，而言谈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见解思想，也开朗明阔地一如佛法。
几天后，《中国时报》副刊登出了他的近作《佛鼓》，文字上多着墨于佛寺的钟鼓雍穆，殿堂圣洁，涵意中却又点化出了佛法深隽自得的心地功夫；理会得到，林清玄先生，绝非是以佛学珠串来华饰他文学殿堂的域外人，在他灵敏的文思所倾注而出的光彩内，已显露了一个慕道者对佛法全心的喟叹和挚诚的期盼。
最后，由一份单张的书讯报导，得知了作家林清玄先生全家茹素的消息，并据称素食有益身心健康。这一讯息，使我欲代广大读者和林先生结缘的念头，愈益成熟，于是，托请在杂志社工作的三姐，探得林先生此时正于《时报杂志》担任主笔，几番电话联络上了之后，听筒中传来的声音，十分爽亮悦耳。巧的是，林清玄最近也读了《人生》杂志，并正计划和太太造访农禅寺。此一邀约，竟是这般顺利；首先，林清玄和夫人在七月初相偕来到农禅寺，由于当时事务正忙，招待不免简慢；而《人生》编辑组，也趁着林清玄工作较轻闲之际，至其家中，相与畅谈，前后历时四小时，透过他丰富的触感，条理的思维以及妥帖完整的铺叙，我们逐渐了解到文学和佛法，作家与佛教徒这一脉相承，婉转而来的心路旅程。
<h2>神奇的民间信仰</h2>
童年，我生长在一个宗教信仰气氛极为浓厚的家庭里，父亲以上三代，对寺庙事务都非常热衷。父亲本身是一家“如来佛祖坛”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旗山镇妈祖庙的土地是他捐献的。每逢庙会、游行，他总是掌头旗，做炉主；旗山镇大大小小的寺庙，大凡柱子、供桌都刻有父亲的名字。从小，我便经常随着父亲四处去参拜。
我们家有个房间，摆着一张很大的供桌，上面供奉着许多神像，早晚都必须点香。大年初一起床以后，全家第一件事，就是环游着全镇的寺庙一一去上香礼拜。寺庙，对我们以及全镇的居民而言，简直是血浓于水的关系。每天，下田工作前，父亲会先去庙前的广场喝几盅老人茶，下午，收工以后，也是先喝了茶再回家。凡是遇到妈祖生日、观音生日，盛大的集会、游行，那更是全镇的人都一齐丢下工作，集合起来，全心全意地投入一场宗教式的喧腾中。
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如此为宗教活动忘情忘身地参与？我想有两点，一来是基于崇敬祖先的心理，因为寺庙所供奉的神明，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民族伟人。二来那些层出不穷的神奇现象，确实带给了民众强烈的鼓舞力量。
我小时候，曾亲眼看到，神轿由人抬着，从一条大河上面漂浮着踩过去，而这条河在平时，足足可以把人没到头顶。还有神明出巡的时候，沿途都会收罗天兵天将，乩童一跳，挥刀向四边的草木砍杀，那些植物竟然会受伤流血。有一次，乩童口中忽然讲出日本话，原来收了一个日本兵，连他的兵籍号码都报告得一清二楚，年纪大的人劝他说：“你来这里做中国兵，应该讲中国话！”于是，他立刻改口讲闽南语。这些例子，不胜枚举。还有过火，一次几千人参加，每一个人都平安通过，我有一篇文章就叙述小时候过火的体验。
更有一桩了不得的奇迹，是轰动我们整个旗山镇的，我可以详细说明一下。
在旗山镇，有一间小庙，供奉着地藏王菩萨。他每年农历四月总要回安徽九华山谒祖。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日的晚上，这座寺庙的管理员、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都同时得到菩萨的梦兆，指示众弟子在四月二十一日卯时，前往台北县石门乡富贵角接驾，届时将有佛祖释迦牟尼同来。大伙半信半疑地依时循地前往。时辰一到，海面上果真漂来一块黑黑的木头，浪头打来，便跳上了岸，是一尊释迦牟尼佛，佛像背面刻有“苏州府归宁寺”字样。而乩童跳乱时，地藏王菩萨又表示，他一共迎请了归宁寺三尊佛像。第二尊要来的是“药师如来佛”，抵达时间是农历五月三日子时，地点在台南县七股乡海边。
这下信徒可疯狂了，谁也不敢不相信，浩大的车队，准时前往等候，但海岸线太长了，晚上海边能见度又低，苦候了一夜，没见到佛像的踪迹。原来，这尊药师如来佛，被一位货车司机在海边捡到，便移至“镇海将军官”供奉起来，信徒沿着海岸询问数天之后，终于找着它，完璧归赵。第三尊是阿弥陀佛，将于八月十日酉时在狮头山海面登岸。那天海面风浪很大，可是，佛像却自海上缓缓漂来，安详而宁静。
现在，这三尊佛像并排着供奉在地藏王菩萨庙里，用上好的乌沉香木料刻成，高约二尺，据说是明朝以前已雕成。
这怎么解释？从苏州过来台湾，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有几千里的路程，竟都能够准确地抵达目的地。除了神明的神力之外，还能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吗？
对于这些司空见惯的神迹，不止是老一辈的人置信不疑，我们这批已经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人，也不免咋舌，每年选举新炉主的时候，按照惯例，都是以笠杯决定，当有人连续掷出正反正反三十多次，大家都想今年炉主非他莫属，结果竟有人出现了六十多次，全部的人都鼓掌叫好，而最高纪录可达八十多次。用现代数学的概率来计算，根本不可能，那是几亿分之一的机会，但这种现象，在乡下很平常。
然而，在这些言之凿凿的神迹及浓烈的宗教气氛之外，我也开始有了些反省。我想知道，这些神明他们除了显现神通之外，平常他们在做些什么？如果他们真能造福人类，这世界为什么仍然充满了缺陷及痛苦？那些乩童为什么老是要用尖针刺穿嘴巴，用利刃砍伤背脊，受这些无谓的折磨呢？庙会游行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小孩绑在旗杆上，都尿在裤子上了，也不放他下来。这样的信仰是不是最好的？
对乡下人而言，这样的信仰方式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不需要去知道太多的理论或依附一个中心思想；也不去问人生的意义何在或人死后到哪里去，这类更深一层的问题。反正有神在就好，它是神圣的表征，高高在上的主宰者，人间发生了大大小小不可化解的疑难杂症，一并交给神来决断。重要如婚姻、事业、健康，鸡毛蒜皮如家里走失了一条狗等，都得请神来指示，而且时常都很灵，万一不灵，乡下人也能够包容并且认命。
在旗山镇，由于这种民间信仰非常神奇而强烈，所以，基督教、天主教一向被排拒在外，但正统的佛教也无法占有一席之地，这可能跟乡下人爱热闹的性格有关，佛教仪式通常都清净庄严，而佛菩萨也很少有特别突出明确的示现。
虽然，佛教并不否定神迹，甚至经典里面描述了许多大菩萨们的神通境界，然而佛教的特色却强调觉悟，能于生活中觉悟到清净的智慧，才是重要的。
我有一次为了写报道文学，曾跟着大甲妈祖回娘家，从大甲走到北港，需要七天七夜的时间，这么虔诚盛大的队伍，无论走到哪里，沿途都有人替你弄吃的，找睡的，而这么多人，并没有特别的管理约束，多少年来，不曾听说过有冲突事件发生。到了北港朝天宫，几万人聚集在广场前，一齐拜下，那种场面实在令人感动。我觉得佛法若要弘扬，佛教徒应该对此抱着宽容的态度，了解了民间信仰力量的来源之后，才能实际替他们开辟一条新的出路。星云法师说过，迷信没有关系，就怕没有信仰，乡下人全部的精神寄托，就在这些迷信上，至少他们的宗教需要，在这样的信仰模式中，已经得到暂时的满足了。
<h2>我的文学里程</h2>
而我自己，对于宗教信仰，一直保持着若干兴趣，只是，还不到想要依靠的程度。出外念书时，也接触过基督教，跟着做团契，觉得基督教的性格太狭隘而激烈。天主教比较宽容温和，但圣经上又留给我太多的疑问，令我觉得不够圆满。佛经我也涉猎过，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维摩诘经等，当时，我是把它当作哲学性的书籍来阅读思考，不知道以那种方式去理解佛经，完全是错误的。而我主要的生活重心，还是从事文学创作。
其实，小时候，我更喜欢画画，稍长，觉得文字才是最直接、最有力量的表达工具。比如写情书，与朋友问候沟通，都不能不运用文字。我的个性又比较敏感、好奇、喜欢做深入观察，我愿意去挖掘、表达我所接受的讯息和感受到的心得，来促进人跟人之间进一步的沟通。
高中时，我第一次投稿，稿酬三百元，正好是一个月的食宿费。从那时起，我更积极地写文章，久而久之，写作就成为我谋生的技能。
一旦决定要当一个作家，我便考虑作家的条件，必须是写得比别人好，比别人快，比别人多，我要如何达到这些要求呢？最初，我规定自己每天写一千字，一段时间之后，增加到每天一千五百字，若写不到这数量，就不睡觉，等于固定的功课。而一共有十年的时间，我维持每天写三千字的习惯。
我把作家当成工作，和一般农人、工人没两样。农夫种稻，自播种到收成，得经过四个月的时间，并且每天都要下田悉心照顾。作家写作，也像每天在耕耘一样，但却不知何时才能创造出最美好的东西，而态度上必须是不断地耕耘，不期待收获。
在不断写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寻求突破。我的方式比较特别，就是改变生活，出去旅行，更换工作。比如我去梨山采梨，在一两个月当中，便可以完全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工作甘苦、娱乐范围等。我也随着矿工一起下矿到三千米处去挖煤矿，这时所有的人都挤着要告诉我做矿工的条件。我写作和待人的态度是相同的，也就是你必须和你相交的对象站在同一基础上来看事情，如实地了解体验之后，才能生出真诚的同情。而任何一篇好的作品中，这份真诚的素质，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有人写文章却提出了“文学的价值，在于形式，而不在于内容”的口号。形式指的是技巧，用技巧来作为内容的衬托，当然是重要的，但我觉得不该把它摆在第一位，否则，就变成雕虫小技，失去作家的意义。
要比技巧，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文学名著，技巧都比我们高明，但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写？正因为我们跟他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身份，有不同的感受和需要。一个作家的独特性，应是从这些真实的情境中来发挥的。
比如，我曾听一位茶农，叙述在茶叶收成季节“忙”的情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天采茶回来，便坐下来炒茶叶。添了一碗饭，才扒了一口就睡着了。结果，饭碗跌碎在地上，而他人就趴在饭粒当中睡觉。然后，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的茶叶炒焦了，突然惊醒，才发现口里仍含着一口饭，并且已经散出了酒味。你看，他形容这“忙”，形容得多好，只要将这事实描写出来就够精彩了。而生活中，这样的题材到处可见，只要我们细心观察，便有所得。
谈到题材，又关系到作家的良心和责任问题。有人说作家要讲纯粹性，这是值得商榷的。我想没有一件东西是纯粹的，作家写完一篇文章，放在抽屉里，这叫纯粹，只要拿出来，譬如拿给我太太读，这已经不纯粹了，因为我会影响她。更何况将它公之于广大的读者面前呢！所以，作家写作，一定要考虑对象问题，不能逃避社会，若因自己的邪见、堕落、淫秽，而影响别人，这罪过就太大了。像我的读者中，有小学六年级的，有初中生，他们不见得有足够成熟的看法和见解来判断是非。堕落与罪恶是古今每一个社会共通有的现象，而作家也不是不能写堕落，像旧俄的小说，有许多堕落的场面，但他写堕落，是为了救赎，最后的目的，是要激发更大的拯救力量。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或根本没有这种动机，我想还是不写的好。
除了增加生活阅历，我也用其他方法来加强写作能力。例如：我曾固定以三百字为限，来写任何题目，训练自己把不必要的枝节删除，留下最精华的部分。我也将写好的文章，拿给年纪大的人看，或让三年级的小朋友欣赏；如果他们说太难了看不懂，我就把它改成最平淡的方式。
另外，如果想扩充写作的素材，观察力和联想力相当重要。小时候，乡下牧场里养许多牛羊鸡鸭，义卖水果，要做很多琐碎事情，一旦忘记了，就会挨揍，因此，养成了我对生活观察记录的习惯。比如，我当兵时注意到训练伞兵的塔台正好是三十四英尺（约10.36米），为什么不是更高或更低？便去问教练，他们说这是规定，没有理由。但我不服气，继续追问，终于有一个教练回答了我，他说据心理学家研究三十四英尺是人类最恐惧的高度，你从三十四英尺跳下来会死亡，但并没让你有解脱豪迈的感觉，反而觉得很窝囊。如果低于三十四英尺，那你不会死。因此，一个伞兵，如果能通过三十四英尺的考验，那更高或更低的高度，就都不怕了。像这样，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观察到了，自然会有不同寻常的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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