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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峭春寒,阳光灿烂。
今日大桑里上晴空万里,是个好日子。但现场的氛围却好似腊月隆冬,凝重得可怕。
张黑子受了刑,此时正由张冲等人扶着,卧趴在木板车上,面如死灰,斗大的汗滚着。
祭孙也由相亲的里民搀着,坐在搬来胡床上,正喝着农家自酿的糟浆。
这是度满跑回家拿来的。
他敬重这位湖海侠义的豪客,即便他是太平道的乡道使。度满觉得太平道就是装神弄鬼,糊弄愚夫愚妇。
他看过太平道徒们是如何符水治病的。
先让病人在四通八达的路口跪着,然后要朝四方叩,过程中一定要心诚。之后,太平道士们就在手里写个“丹”字,和在清水里,让病人饮用。
说,信者活,不信者,死。
度满看过这套后,就猜到整個机巧。
这所谓的信者活,不信者死。其实只不过是活下来的人,曰信也,没活下来的人,曰不信。所以,该死的还是要死,要活的终究是活。
整个太平道都是一场骗局。
是的,度满一直很聪明,从小他就能编出一手好草鞋,甚至比他父亲还强。
他和张冲,张旦就是同学,张旦就是那个被他揶揄的吹鼓手。他们三人俱受书于乡里书馆,学《仓颉》《急就篇》。
后来,他父亲因惊马而死,族里补偿他,就专门出了一笔钱作为束脩,送他去东平陵县的伏氏精舍深造。
伏氏精舍的学术地位,别说是济南,就说整个青州,整个天下都是无出其右的。只因天下五经之一的《尚书》就是伏氏所传。
伏氏学脉的祖师是秦朝的伏生。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经典就此绝迹。而独独伏生藏《尚书》于家璧。
后来本朝太祖得天下,到文帝始重于文,而当时唯有伏生懂《尚书》,所以要召入京中传学。但那会伏生已近九十,不良于行,就依旧传学于乡。
四百年间,教学不断,原先一脉的伏生《尚书》,也开成欧阳《尚书》,大小夏侯《尚书》三支,俱为当世显学。但他们都尊伏氏为祖。
即便后来济南伏氏迁居琅琊郡东武县,甚至家法也改为了《齐诗》,但这里的伏氏精舍依旧是《尚书》的祖脉所在。
每年,从天下郡国来此负笈游学者不下数千,或执鞭驱马,或杖策步行,来往官道,不绝如缕。
一开始,作为本地人的度满很难理解,青徐海岱的学子来此也就算了,为何偏远如凉益的西州学子,也要不畏霜雪,来此学经。
要知道这东西万里,光路上的时间就要一年,这一路还要遭遇山贼水匪,不如意就要丢了命。
后来一位师兄就说出了其中道理:
“万里跋涉所图者何?利也。学成此《尚书》,进者,为二千石,高爵厚禄,退者,回乡教学,开一地之学风,悠游山水,岂不快哉。至于财米油盐,自有弟子服其劳。”
原来,自孝武皇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元成二帝,选文吏,退法吏。大汉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儒家官僚选用标准。
上到皇帝诏书,下到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依据。国有大疑,也以经典为断。
所以,不读经,何以官。
换句话说,想当官,就一定要治经。
而且学了经之后,又能授业族人门客。授族人可保家声不坠;授门人可张势朝野。所以,有句话,“宁遗子孙一卷书,不留子孙千钟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此家法,才可累世簪缨。
他还给度满举了两个本朝的现实例子,两族俱为本朝数世三公。
第一个是关东豪门,汝南袁氏,家法为《孟氏易》,是袁氏第一世三公袁安之父袁良,从孟氏精舍所学。
当时袁良,不过是个六百石的县令。而到其子袁安以降,四世皆出万石三公,家资巨富,日常供奉,拟于王侯。此非《孟氏易》之助呼?
第二个是关西士族弘农杨氏,家法《欧阳尚书》。对的,这个《欧阳尚书》就是当时伏生的一位学生欧阳生所传。
杨家本是前汉武家,其祖宗杨喜,因获项羽一条腿而封侯。直到本朝出了个杨震,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诸儒尊为:“关西孔子杨伯起”。杨家就此转为经学世家。
其后,四世太尉,德业相继。
从这里可知,一位乡间的编席匠能受学于济南伏氏精舍,和历史上的汉家名臣列为一脉,是多大的造化。
即便这个造化是度满之父用生命换来的。
刚来的度满,不过乡间氓愚,不知轻重。对族里造成父亲的死,那是怨愤之气,四水难消。
但随着他愈是了解经学之重,愈是知道伏氏精舍有多么煊赫。他渐渐开始对族里感恩,也对未来充满希望。
正如那位师兄所说的,三公之位不敢求,但世为二千石,就从我辈开始。
从此,他朝夕侍奉师长,晨昏定省,待之如父,用心读书。又因家中不富,无力供给他日常薪米。
所以,每天早上,度满拿着家中编好的草席草鞋,到市里卖,一边贩席一边读经。下了市,就去师长处恭立问安,讨教学问。
白日,还要帮诸师兄拾薪浆衣,顺道借书。等晚上,才回庐,焚柴苦读。
执苦数年,勤学不倦。
作为贫苦人家,怕的从来不是吃苦?怕的是没有机会。
度满自觉族里给了机会,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到时候也能对得起自己母亲,那没日没夜地编草席。
但直到有一日,他才幡然醒悟,这个机会从来就未曾向他开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