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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白雪少年</h2>
我小学时代使用的一本国语字典,被母亲细心地保存了十几年,最近才从母亲的红木书柜里找到。那本字典被粗心的手指扯掉了许多页,大概是拿去折纸船或飞机了,现在怎么回想都记不起来,由于有那样的残缺,更使我感觉到一种任性的温暖。
更惊奇的发现是,在翻阅这本字典时,找到一张已经变了颜色的“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那是一张长条的鲜黄色纸。上面用细线印了一个白雪公主的面相。于今看起来,公主的图样已经有一点粗糙简陋了。至于如何会将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夹在字典里,更是无从回忆。
到底是在上国语课时偷偷吃泡泡糖夹进去的,是夜晚在家里温书吃泡泡糖夹进去的,还是有意保存了这张包装纸呢?翻遍国语字典也找不到答案。记忆仿佛自时空遁去,渺无痕迹了。
唯一记得的倒是,那是一种旧时乡间十分流行的泡泡糖,是粉红色长方形、十分粗大的一块,一块要五毛钱。对于长在乡间的小孩子,那时的五毛钱非常昂贵,是两天的零用钱,常常要咬紧牙根才买来一块,一嚼就是一整天,吃饭的时候把它吐在玻璃纸上包起,等吃过饭再放到口里嚼。
父亲看到我们那么不舍得一块泡泡糖,常常生气地说:“那泡泡糖是用脚踏车坏掉的轮胎做成的,还嚼得那么带劲!”记得我还傻气地问过父亲:“是用脚踏车轮做的?怪不得那么贵!”惹得全家人笑得喷饭。
说是“白雪公主泡泡糖”,应该是可以吹出很大气泡的,却不尽然。吃泡泡糖多少靠运气,能吹出气泡的记得大概五块里才有一块,许多是硬到吹弹不动,更多的是嚼起来不能结成固体,弄得一嘴糖沫,赶紧吐掉,坐着伤心半天。我手里的这一张可能是一块能吹出大气泡的包装纸,否则怎么会小心翼翼地夹做纪念呢?
我小时候并不是那种很乖巧的孩子,常常因为要不到两毛钱的零用就赖在地上打滚,然后一边打滚一边偷看母亲的脸色,直到母亲被我搞烦了,拿到零用钱,我才欢天喜地地跑到街上去,或者就这样跑去买了一个“白雪公主”,然后就嚼到天黑。
长大以后,再也没有在店里看过“白雪公主泡泡糖”,都是细致而包装精美的一片一片的“口香糖”;每一片都能嚼成形,每一片都能吹出气泡,反而没有像幼年一样能体会到买泡泡糖靠运气的心情。偶尔看到口香糖,还会想起童年,想起嚼“白雪公主”的滋味,但也总是一闪即逝,了无踪迹。直到看到国语字典中的包装纸,才坐下来顶认真地想起“白雪公主泡泡糖”的种种。
如果现在还有那样的工厂,恐怕不再是用脚踏车轮胎制造,可能是用飞机轮子了——我这样游戏地想着。
那一本母亲珍藏十几年的国语字典,薄薄的一本,里面缺页的缺页、涂抹的涂抹,对我已经毫无用处,只剩下纪念的价值。那张泡泡糖的包装纸,整整齐齐,毫无毁损,却珍藏了一段十分快乐的记忆,使我想起真如白雪一样无瑕的少年岁月,因为它那样白,那样纯净,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涵容。
那些岁月虽在我们的流年中消逝,但借着非常非常微小的事物,往往一勾就是一大片,仿佛是草原里的小红花,先是看到了那朵红花,然后发现了一整片大草原,红花可能凋落,而草原却成为一个大的背景,我们就在那背景里成长起来。
那朵红花不只是“白雪公主泡泡糖”,可能是深夜里巷底按摩人的幽长的笛声,可能是收破铜烂铁老人沙哑的叫声,也可能是夏天里卖冰淇淋小贩的喇叭声……有一回我重读小学时看过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书里就曾夹着用歪扭字体写成的纸片,只有七个字:“多么可怜的维特!”其实当时我哪里知道歌德,只是那七个字,让我童年伏案的身影整个显露出来,那身影可能和维特是一样纯情的。
有时候我不免后悔童年留下的资料太少,常想:“早知道,我不会把所有的笔记簿都卖给收破烂的老人。”可是如果早知道,我就不是纯净如白雪的少年,而是一个多虑的少年了。那么丰富的资料原也不宜留录下来,只宜在记忆里沉潜,在雪泥中找到鸿爪,或者从鸿爪体会那一片雪。
这样想时,我就特别感恩母亲。因为在我无知的岁月里,她比我更珍视我所拥有过的童年,在她的照相簿里,甚至还有我穿开裆裤的照片。那时的我,只有父母留有记忆,我则是完全茫然了,就像我虽拥有“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但那块糖已完全消失,只留下一点甜意——那甜意竟也有赖于母亲爱的保存。
<h2>红心番薯
</h2>
看我吃完两个红心番薯,父亲才放心地起身离去,走的时候还落寞地说:为什么不找个有土地的房子呢?
这次父亲北来,是因为家里的红心番薯有了收成,特地背了一袋给我,还挑选几个格外好的,希望我种在庭前的院子里。他万万没有想到,我早已从郊外的平房搬到城中的大厦,根本是容不下绿色的地方,甚至长不出一株狗尾草,更不要说番薯了。
到车站接了父亲回到家里,我无法形容父亲的表情有多么近乎无望。他在屋内转了三圈,才放下提着的麻袋,愤愤地说:“伊娘咧!你竟住在无土的所在!”一个人住在脚踏不到泥土的地方,父亲不能忍受,这也是我看到他的表情才知道的。然后他的愤愤转成喃喃:“你住在这种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所在,我带来的番薯要种在哪里?要种在哪里?”
父亲对番薯的感情,也是这两年我才深切知道的。
有一次是我站在旧家前,看着河堤延伸过来的苇芒花,在微凉秋风中摇动着,那些遍地蔓生的苇芒长得有一人高,我看到较近的苇芒摇动得特别厉害,凝神注视,才突然看到父亲走在那一片苇芒里,我大吃一惊。原来父亲的头发和秋天灰白的苇芒花是同一个颜色,他在遍生苇芒的野地里走了几百公尺,我竟未能看见。
那时我站在家前的番薯田里,父亲来到我的面前,微笑地问:“在看番薯吗?你看长得像羊头一样大了哩!”说着,他蹲下来很细心地拨开泥土,捧出一个精壮圆实的番薯来,以一种赞叹的神情注视着。我带着未能在苇芒花中看见父亲身影的愧疚心情,与他面对面蹲着。父亲突然像儿童一样天真欢愉地叹了一口气,很自得地说:“你看,恐怕没有人种番薯种得比我好了。”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番薯埋入土中,动作像在收藏一件艺术品,神情庄重而带着收获的欢愉。
父亲的神情使我想起幼年有关下番薯的一些记忆。有一次我和几位大陆的小孩子吵架,他们一直骂着:“番薯呀!番薯呀!”我们就回骂:“老芋呀!老芋呀!”
对这两个名词我是疑惑的,回家询问了父亲。那天他喝了几杯老酒,神情甚为愉快,他打开一张老旧的地图,指着台湾的那一部分说:“台湾的样子真是像极了红心的番薯,你们是这番薯的子弟呀!”而无知的我便指着北方广大的大陆说:“那,这大陆的形状就是一个大的芋头了,所以大陆人是芋仔的子弟?”父亲大笑起来,抚着我的头说:“憨囡仔,我们也是大陆来的,只是来得比较早而已。”
然后他用一支红笔,从我们遥远的北方故乡有力地画下来,连到我们所居的台湾南部。那是我第一次在十烛光的灯泡下认识到,芋头与番薯原来是极其相似的植物,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判然有别的。也第一次知道,原来在东北会落雪的故乡,也遍生着红心的番薯!
更早的记忆是从我会吃饭开始的。家里每次收获番薯,总是保留一部分填置在木板的眠床底下。我们的每餐饭中一定煮了三分之一的番薯,早晨的稀饭里也放了番薯,有时吃腻了,我就抱怨起来。
听完我的抱怨,父亲就激动地说起他少年的往事。他们那时为了躲警报,常常在防空壕里一窝就是一整天。所以祖母每每把番薯煮好放着,一旦警报声响,父亲的九个兄弟姐妹就每人抱两三个番薯直奔防空壕,一边啃番薯,一边听飞机和炮弹四处交响。他的结论常常是:“那时候有番薯吃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他说完这个故事,我们只好默然地把番薯扒到嘴里去。
父亲的番薯训诫并不是都如此严肃,偶尔也会说起战前在日本人的小学堂中放屁的事。由于吃多了番薯,屁有时是忍耐不住的,当时吃番薯又是一般家庭所不能免,父亲形容说:“因此一进了教室往往是战云密布,不时传来屁声。”他说放屁是会传染的,常常一呼百应,万众皆响。有一回屁放得太厉害,全班被日本老师罚跪在窗前,即使跪着,屁声仍然不断。父亲玩笑地说:“因为跪的姿势,屁声好像更响了。”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们通常吃番薯吃得比较甘心,放起屁来也不以为忤了。
然后是一阵战乱,父亲到南洋打了几年仗。在丛林之中,时常从睡梦中把他唤醒,时常让他在思乡时候落泪的,不是别的珍宝,只是普普通通的红心番薯。它烤炙过的香味,穿过数年的烽火,在万金家书也不能抵达的南洋,温暖了一位年轻战士的心,并呼唤他平安地回到家乡。他有时想到番薯的香味,一张像极番薯形状的台湾地图就清楚地浮现出来,思绪接着往南方移动,接下来的图像便是温暖的家园,还有宽广无边结满黄金稻穗的大平原……
战后返回家乡,父亲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家前家后种满了番薯,日后遂成为我们家的传统。家前种的是白瓢番薯,粗大壮实,可以长到十斤以上一个;屋后一小片园地是红心番薯,一串一串的果实,细小而甜美。白瓢番薯是为了预防战争逃难而准备的,红心番薯则是父亲南洋梦里的乡思。
这些无知的番薯为何经过三十年心还是红的不肯改一点颜色
每年一到父亲从南洋归来的纪念日,夜晚的一餐我们通常不吃饭,只吃红心番薯,听父亲诉说战争的种种,那是我农夫父亲的忧患意识。他总是记得饥饿的年代里番薯是可以饱腹的。如今回想起来,一家人围着小灯食薯,那种景况我在凡·高的名画《食薯者》中几乎看见。在沉默中,那是庄严而肃穆的。
在富裕的此时此地,父亲的忧患恍若一个神话。大部分人永远不知有枪声,只有极少数经过战争的人,在他们的心底有一段番薯的岁月,那岁月里永远有枪声时起时落。
由于有那样的童年,日后我在各地旅行的时候,便格外留心番薯的踪迹。我发现在我们所居住的这张番薯形状的地图上,从最北角到最南端,从山坡上贫瘠的石头地到河岸边肥沃的沙埔,番薯都能够坚强地、不经由任何肥料与农药而向四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有一次,我在澎湖的无人岛上,看到人所耕种的植物几乎都被野草吞灭了,只有遍生的番薯还在和野草争着方寸,在无情的海风烈日下开出一片淡红的晨曦颜色的花,而且在最深的土里,各自紧紧握着拳头。那时我知道在人所种植的作物之中,番薯是最强悍的。
这样想着,幼年家前家后的番薯花突然在脑中闪现,番薯花的形状和颜色都像牵牛花,唯一不同的是,牵牛花不论在篱笆上还是在阴湿的沟边,都是抬头挺胸,仿佛要探知人世的风景;番薯花则通常是卑微地依着土地,好像在嗅着泥土的芳香。在夕阳将下之际,牵牛花开始萎落,而那时的番薯花却开得正美,淡红夕云一样的色泽,染满了整片土地。
正如父亲常说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植物比得上番薯,它从头到脚都有用,连花也是美的。现在连台北最干净的菜场也有卖番薯叶,价钱还颇不便宜。有谁想到这是在乡间最卑贱的菜,是逃难的时候才吃的?
在我居住的地方,巷口本来有一位卖糖番薯的老人,一个滚圆的大铁锅,挂满了糖渍过的番薯,开锅的时候,一缕扑鼻的香味四面扬散,那些番薯是去皮的,长得很细小,却总像记录着某种心底的珍藏。有时候我向老人买一个番薯,一边散步回来一边吃着,那蜜一样的滋味进了腹中,却有一点酸苦,因为老人的脸总使我想起在烽烟中奔走过的风霜。
老人是离乱中幸存的老兵,家乡在山东偏远的小县城。有一回我们为了地瓜问题争辩起来,老人坚称台湾的红心番薯如何也比不上他家乡的红瓤地瓜,他的理由是:“台湾多雨水,地瓜哪有俺的家乡甜?俺家乡的地瓜真是甜得像蜜!”老人说话的神情好像他已回到家乡,站在地瓜田里。看着他的神情,使我想起父亲和他的南洋、他在烽火中的梦,我才真正知道,番薯虽然卑微,它却连接着乡愁的土地,永远在乡思的天地里吐露新芽。
父亲送我的红心番薯,过了许久,有些要发芽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在巷口卖糖番薯的老人,便提去巷口送他,没想到老人改行卖牛肉面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卖地瓜呢?”老人愕然地说:“唉!这年头,人连米饭都不肯吃了,谁来买俺的地瓜呢?”我无奈地提番薯回家,把番薯袋子丢在地上,一个番薯从袋口跳出来,破了,露出鲜红的血肉。这些无知的番薯,为何经过三十年,心还是红的!不肯改一点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