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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白雪少年</h2>
我小学时代使用的一本国语字典，被母亲细心地保存了十几年，最近才从母亲的红木书柜里找到。那本字典被粗心的手指扯掉了许多页，大概是拿去折纸船或飞机了，现在怎么回想都记不起来，由于有那样的残缺，更使我感觉到一种任性的温暖。
更惊奇的发现是，在翻阅这本字典时，找到一张已经变了颜色的“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那是一张长条的鲜黄色纸。上面用细线印了一个白雪公主的面相。于今看起来，公主的图样已经有一点粗糙简陋了。至于如何会将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夹在字典里，更是无从回忆。
到底是在上国语课时偷偷吃泡泡糖夹进去的，是夜晚在家里温书吃泡泡糖夹进去的，还是有意保存了这张包装纸呢？翻遍国语字典也找不到答案。记忆仿佛自时空遁去，渺无痕迹了。
唯一记得的倒是，那是一种旧时乡间十分流行的泡泡糖，是粉红色长方形、十分粗大的一块，一块要五毛钱。对于长在乡间的小孩子，那时的五毛钱非常昂贵，是两天的零用钱，常常要咬紧牙根才买来一块，一嚼就是一整天，吃饭的时候把它吐在玻璃纸上包起，等吃过饭再放到口里嚼。
父亲看到我们那么不舍得一块泡泡糖，常常生气地说：“那泡泡糖是用脚踏车坏掉的轮胎做成的，还嚼得那么带劲！”记得我还傻气地问过父亲：“是用脚踏车轮做的？怪不得那么贵！”惹得全家人笑得喷饭。
说是“白雪公主泡泡糖”，应该是可以吹出很大气泡的，却不尽然。吃泡泡糖多少靠运气，能吹出气泡的记得大概五块里才有一块，许多是硬到吹弹不动，更多的是嚼起来不能结成固体，弄得一嘴糖沫，赶紧吐掉，坐着伤心半天。我手里的这一张可能是一块能吹出大气泡的包装纸，否则怎么会小心翼翼地夹做纪念呢？
我小时候并不是那种很乖巧的孩子，常常因为要不到两毛钱的零用就赖在地上打滚，然后一边打滚一边偷看母亲的脸色，直到母亲被我搞烦了，拿到零用钱，我才欢天喜地地跑到街上去，或者就这样跑去买了一个“白雪公主”，然后就嚼到天黑。
长大以后，再也没有在店里看过“白雪公主泡泡糖”，都是细致而包装精美的一片一片的“口香糖”；每一片都能嚼成形，每一片都能吹出气泡，反而没有像幼年一样能体会到买泡泡糖靠运气的心情。偶尔看到口香糖，还会想起童年，想起嚼“白雪公主”的滋味，但也总是一闪即逝，了无踪迹。直到看到国语字典中的包装纸，才坐下来顶认真地想起“白雪公主泡泡糖”的种种。
如果现在还有那样的工厂，恐怕不再是用脚踏车轮胎制造，可能是用飞机轮子了——我这样游戏地想着。
那一本母亲珍藏十几年的国语字典，薄薄的一本，里面缺页的缺页、涂抹的涂抹，对我已经毫无用处，只剩下纪念的价值。那张泡泡糖的包装纸，整整齐齐，毫无毁损，却珍藏了一段十分快乐的记忆，使我想起真如白雪一样无瑕的少年岁月，因为它那样白，那样纯净，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涵容。
那些岁月虽在我们的流年中消逝，但借着非常非常微小的事物，往往一勾就是一大片，仿佛是草原里的小红花，先是看到了那朵红花，然后发现了一整片大草原，红花可能凋落，而草原却成为一个大的背景，我们就在那背景里成长起来。
那朵红花不只是“白雪公主泡泡糖”，可能是深夜里巷底按摩人的幽长的笛声，可能是收破铜烂铁老人沙哑的叫声，也可能是夏天里卖冰淇淋小贩的喇叭声……有一回我重读小学时看过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书里就曾夹着用歪扭字体写成的纸片，只有七个字：“多么可怜的维特！”其实当时我哪里知道歌德，只是那七个字，让我童年伏案的身影整个显露出来，那身影可能和维特是一样纯情的。
有时候我不免后悔童年留下的资料太少，常想：“早知道，我不会把所有的笔记簿都卖给收破烂的老人。”可是如果早知道，我就不是纯净如白雪的少年，而是一个多虑的少年了。那么丰富的资料原也不宜留录下来，只宜在记忆里沉潜，在雪泥中找到鸿爪，或者从鸿爪体会那一片雪。
这样想时，我就特别感恩母亲。因为在我无知的岁月里，她比我更珍视我所拥有过的童年，在她的照相簿里，甚至还有我穿开裆裤的照片。那时的我，只有父母留有记忆，我则是完全茫然了，就像我虽拥有“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但那块糖已完全消失，只留下一点甜意——那甜意竟也有赖于母亲爱的保存。
<h2>红心番薯
</h2>
看我吃完两个红心番薯，父亲才放心地起身离去，走的时候还落寞地说：为什么不找个有土地的房子呢？
这次父亲北来，是因为家里的红心番薯有了收成，特地背了一袋给我，还挑选几个格外好的，希望我种在庭前的院子里。他万万没有想到，我早已从郊外的平房搬到城中的大厦，根本是容不下绿色的地方，甚至长不出一株狗尾草，更不要说番薯了。
到车站接了父亲回到家里，我无法形容父亲的表情有多么近乎无望。他在屋内转了三圈，才放下提着的麻袋，愤愤地说：“伊娘咧！你竟住在无土的所在！”一个人住在脚踏不到泥土的地方，父亲不能忍受，这也是我看到他的表情才知道的。然后他的愤愤转成喃喃：“你住在这种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所在，我带来的番薯要种在哪里？要种在哪里？”
父亲对番薯的感情，也是这两年我才深切知道的。
有一次是我站在旧家前，看着河堤延伸过来的苇芒花，在微凉秋风中摇动着，那些遍地蔓生的苇芒长得有一人高，我看到较近的苇芒摇动得特别厉害，凝神注视，才突然看到父亲走在那一片苇芒里，我大吃一惊。原来父亲的头发和秋天灰白的苇芒花是同一个颜色，他在遍生苇芒的野地里走了几百公尺，我竟未能看见。
那时我站在家前的番薯田里，父亲来到我的面前，微笑地问：“在看番薯吗？你看长得像羊头一样大了哩！”说着，他蹲下来很细心地拨开泥土，捧出一个精壮圆实的番薯来，以一种赞叹的神情注视着。我带着未能在苇芒花中看见父亲身影的愧疚心情，与他面对面蹲着。父亲突然像儿童一样天真欢愉地叹了一口气，很自得地说：“你看，恐怕没有人种番薯种得比我好了。”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番薯埋入土中，动作像在收藏一件艺术品，神情庄重而带着收获的欢愉。
父亲的神情使我想起幼年有关下番薯的一些记忆。有一次我和几位大陆的小孩子吵架，他们一直骂着：“番薯呀！番薯呀！”我们就回骂：“老芋呀！老芋呀！”
对这两个名词我是疑惑的，回家询问了父亲。那天他喝了几杯老酒，神情甚为愉快，他打开一张老旧的地图，指着台湾的那一部分说：“台湾的样子真是像极了红心的番薯，你们是这番薯的子弟呀！”而无知的我便指着北方广大的大陆说：“那，这大陆的形状就是一个大的芋头了，所以大陆人是芋仔的子弟？”父亲大笑起来，抚着我的头说：“憨囡仔，我们也是大陆来的，只是来得比较早而已。”
然后他用一支红笔，从我们遥远的北方故乡有力地画下来，连到我们所居的台湾南部。那是我第一次在十烛光的灯泡下认识到，芋头与番薯原来是极其相似的植物，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判然有别的。也第一次知道，原来在东北会落雪的故乡，也遍生着红心的番薯！
更早的记忆是从我会吃饭开始的。家里每次收获番薯，总是保留一部分填置在木板的眠床底下。我们的每餐饭中一定煮了三分之一的番薯，早晨的稀饭里也放了番薯，有时吃腻了，我就抱怨起来。
听完我的抱怨，父亲就激动地说起他少年的往事。他们那时为了躲警报，常常在防空壕里一窝就是一整天。所以祖母每每把番薯煮好放着，一旦警报声响，父亲的九个兄弟姐妹就每人抱两三个番薯直奔防空壕，一边啃番薯，一边听飞机和炮弹四处交响。他的结论常常是：“那时候有番薯吃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他说完这个故事，我们只好默然地把番薯扒到嘴里去。
父亲的番薯训诫并不是都如此严肃，偶尔也会说起战前在日本人的小学堂中放屁的事。由于吃多了番薯，屁有时是忍耐不住的，当时吃番薯又是一般家庭所不能免，父亲形容说：“因此一进了教室往往是战云密布，不时传来屁声。”他说放屁是会传染的，常常一呼百应，万众皆响。有一回屁放得太厉害，全班被日本老师罚跪在窗前，即使跪着，屁声仍然不断。父亲玩笑地说：“因为跪的姿势，屁声好像更响了。”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们通常吃番薯吃得比较甘心，放起屁来也不以为忤了。
然后是一阵战乱，父亲到南洋打了几年仗。在丛林之中，时常从睡梦中把他唤醒，时常让他在思乡时候落泪的，不是别的珍宝，只是普普通通的红心番薯。它烤炙过的香味，穿过数年的烽火，在万金家书也不能抵达的南洋，温暖了一位年轻战士的心，并呼唤他平安地回到家乡。他有时想到番薯的香味，一张像极番薯形状的台湾地图就清楚地浮现出来，思绪接着往南方移动，接下来的图像便是温暖的家园，还有宽广无边结满黄金稻穗的大平原……
战后返回家乡，父亲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家前家后种满了番薯，日后遂成为我们家的传统。家前种的是白瓢番薯，粗大壮实，可以长到十斤以上一个；屋后一小片园地是红心番薯，一串一串的果实，细小而甜美。白瓢番薯是为了预防战争逃难而准备的，红心番薯则是父亲南洋梦里的乡思。
这些无知的番薯为何经过三十年心还是红的不肯改一点颜色
每年一到父亲从南洋归来的纪念日，夜晚的一餐我们通常不吃饭，只吃红心番薯，听父亲诉说战争的种种，那是我农夫父亲的忧患意识。他总是记得饥饿的年代里番薯是可以饱腹的。如今回想起来，一家人围着小灯食薯，那种景况我在凡·高的名画《食薯者》中几乎看见。在沉默中，那是庄严而肃穆的。
在富裕的此时此地，父亲的忧患恍若一个神话。大部分人永远不知有枪声，只有极少数经过战争的人，在他们的心底有一段番薯的岁月，那岁月里永远有枪声时起时落。
由于有那样的童年，日后我在各地旅行的时候，便格外留心番薯的踪迹。我发现在我们所居住的这张番薯形状的地图上，从最北角到最南端，从山坡上贫瘠的石头地到河岸边肥沃的沙埔，番薯都能够坚强地、不经由任何肥料与农药而向四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有一次，我在澎湖的无人岛上，看到人所耕种的植物几乎都被野草吞灭了，只有遍生的番薯还在和野草争着方寸，在无情的海风烈日下开出一片淡红的晨曦颜色的花，而且在最深的土里，各自紧紧握着拳头。那时我知道在人所种植的作物之中，番薯是最强悍的。
这样想着，幼年家前家后的番薯花突然在脑中闪现，番薯花的形状和颜色都像牵牛花，唯一不同的是，牵牛花不论在篱笆上还是在阴湿的沟边，都是抬头挺胸，仿佛要探知人世的风景；番薯花则通常是卑微地依着土地，好像在嗅着泥土的芳香。在夕阳将下之际，牵牛花开始萎落，而那时的番薯花却开得正美，淡红夕云一样的色泽，染满了整片土地。
正如父亲常说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植物比得上番薯，它从头到脚都有用，连花也是美的。现在连台北最干净的菜场也有卖番薯叶，价钱还颇不便宜。有谁想到这是在乡间最卑贱的菜，是逃难的时候才吃的？
在我居住的地方，巷口本来有一位卖糖番薯的老人，一个滚圆的大铁锅，挂满了糖渍过的番薯，开锅的时候，一缕扑鼻的香味四面扬散，那些番薯是去皮的，长得很细小，却总像记录着某种心底的珍藏。有时候我向老人买一个番薯，一边散步回来一边吃着，那蜜一样的滋味进了腹中，却有一点酸苦，因为老人的脸总使我想起在烽烟中奔走过的风霜。
老人是离乱中幸存的老兵，家乡在山东偏远的小县城。有一回我们为了地瓜问题争辩起来，老人坚称台湾的红心番薯如何也比不上他家乡的红瓤地瓜，他的理由是：“台湾多雨水，地瓜哪有俺的家乡甜？俺家乡的地瓜真是甜得像蜜！”老人说话的神情好像他已回到家乡，站在地瓜田里。看着他的神情，使我想起父亲和他的南洋、他在烽火中的梦，我才真正知道，番薯虽然卑微，它却连接着乡愁的土地，永远在乡思的天地里吐露新芽。
父亲送我的红心番薯，过了许久，有些要发芽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在巷口卖糖番薯的老人，便提去巷口送他，没想到老人改行卖牛肉面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卖地瓜呢？”老人愕然地说：“唉！这年头，人连米饭都不肯吃了，谁来买俺的地瓜呢？”我无奈地提番薯回家，把番薯袋子丢在地上，一个番薯从袋口跳出来，破了，露出鲜红的血肉。这些无知的番薯，为何经过三十年，心还是红的！不肯改一点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