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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瑾在用大义名分挤兑住祢衡后,又恰到好处地把双方争论的焦点,引导到一个“德”字上,
嘲讽祢衡连什么是“有德者居之”的“德”都不知道,
这当然是有深意的。
诸葛瑾很清楚,自己虽然继承了肉身本尊的经学学问,还有后世的逻辑思辨和政治哲学见识。但真要跟人敞开了辩论儒家经义是非,那未必能绝对碾压祢衡。
祢衡作为三国有名的大喷子,肯定是有相当功底的,不然不会让曹操都头疼,不敢动他、只敢把他弄去刘表那里。
既如此,诸葛瑾又怎能打无把握之仗呢?
所以,诸葛瑾在开口之初,就想到了一条计策:他要把双方对喷的辩题,引导到一个汉朝儒生肯定都会答错、而后世儒生肯定可以答对的点上。
换言之,就是这个问题必须是早在汉儒宗师的公孙弘、董仲舒那里,就已经答错了,而且整个汉朝儒生都因为尊师法祖,忽视了这个错误。
但后来随着历史和儒学进步,到唐宋时,后人已经现了这个问题,到韩愈、司马光、朱熹、6九渊的时候,已经被逐步改正了。
如此一来,任你祢衡再自恃才高,他总不会说出明显越或否定公孙弘、董仲舒的言论来吧?如此诸葛瑾就可以用后世一千多年的政治哲学进步,来吊打对方。
既然是祢衡先提到了朝廷“失德”,那诸葛瑾就抓着这个“有德者居之”的“德”究竟是什么意思,穷追猛打到底,
一击定胜负。
……
祢衡果然一愣,他被对方斥责为连什么是“天下有德者居之”的“德”都说不清楚,这是绝对不能忍的,必须反驳。
连这样的基本问题都不回答的话,他就没脸以儒者自居了。
于是他谨慎思考之后,决定用最四平八稳的公孙弘和董仲舒的标准官方意思形态、一字一句做了答: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里的德,自然是一统天下,使天下人免于内战之杀戮。昔春秋战国五百年,华夏子民自相屠戮,无日不休。
秦始皇虽是暴君,然其能得天下,便因其有此德,终止了战国纷争。而秦末之世,天下失鹿,分崩离析,高皇帝复合一统,故其德绵延数百载——
此论早在《公羊之中,便得到了论证,其后董仲舒于《春秋繁露又加以补足,还有何可辩之处?莫非你这愚夫,连《公羊传和《春秋繁露都不曾读过?我竟会跟如此无知之辈答话,实在是可叹!”
诸葛瑾听得很认真,确认对方果然中招,一板一眼全盘照抄了汉儒所公认的相关解释,他就知道自己稳了:
“谁说《公羊传里有这么定义过‘德’?你刚才所引用的,明明是孝武帝时、公孙弘钻研《公羊传所留下的注,乃公孙弘的个人解读,并非战国时公羊高的本意。
这种解读,虽说不上全错,但明显混淆杂糅,不辨本末。我且问你,《公孙弘书中,为《公羊传注释‘统一天下之德’时,是否有引用《孟子.梁惠王上里,孟子对‘一天下之德’的观点?”
祢衡一愣,总觉得有阴谋,但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他只能立刻回答:“当然有。”
《孟子在汉儒中的地位不是很高,仅仅是十三经之一。但公孙弘和董仲舒,当年在论证“有德者居之”的“德”时,还是引用了孟子的,事实不容否认。
诸葛瑾继续下套:“孟子见梁惠王,淬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天下莫不与也……”
诸葛瑾先稍微引用了几句争议经文,然后单刀直入:“由此可见,孟子原意中,那种能让‘天下莫不与也’的德政,并非‘一天下’本身,而是‘定天下’。
梁惠王和孟子一开始求索的,也是‘定天下’,孟子回答的‘一天下’,只是定天下的手段。手段和目的必须分清楚,不能混淆!
当你可以定天下时,那么天下自然莫不与也,天下人都会心悦诚服接受这个给他们带来安定日子的统治者,这便是‘天下有德者居之’的‘德’之所在!
而什么是定天下?就是让天下人比春秋战国纷乱五百年时,少当兵、少打仗、少服徭役,少纳粮,让天下百姓少内耗,过上好日子,这才叫‘定天下’!
统一天下,只是实现‘让华夏不打内战’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当时有识之士都知道,只要不统一,内战就永远不会结束。但光做到了这一点还不够。
秦如果要有德,其统治者就该看到,他们实施的政策,只是为了一天下的手段。一完之后,就应该轻徭薄赋,让百姓切实比战国之世少纳粮,少服役,少当兵。如果一完之后,服役的比例、纳税的比例还跟大乱之世一样高,那就是‘只一而未定’,舍本逐末。
所以,‘一天下’或许秦始皇已经完成了,但‘定天下’之德,却是到了本朝孝文皇帝时,正式十五税一、废除肉刑、从国法层面核轻徭役兵役,才算是真正实现。
尔辈腐儒,曲解先圣,妄称明德,却连目标和手段都区分不清,实在贻笑大方!
你需要吃饭才能活下来,但吃饭只是活下来的手段之一,并不是活着的目的!如果你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你与衣架饭囊,酒桶肉袋何异!”
诸葛瑾一番话,如孟子一般沛然,驳斥得祢衡完全无法招架。
偏偏诸葛瑾的话语,有先圣作为依据,哪怕《孟子整本书的地位如今还不高,但《梁惠王上里那几句话,确实是《公羊传注和《春秋繁露自己就引过的,汉儒不能否认。
而且诸葛瑾的论证,还充满了进步的人文关怀,是后世公认的道理,他只是提前一千多年拿出来装了个逼而已。
在后世儒家升级后的价值观里,统一天下仍然重要,但必须认清,统一天下是让天下安定的手段。最核心的“德”,还是要让人民获得好处,给人民减负。
如果短暂统一后,直到这个政权灭亡,都没让人民减负,没让人民得到好处。
不打内战省下来的钱粮人力,并没有花在人民头上,只是拿来更好地供养独夫。那么这就不属于“有德后又失德”,而是“自始无德”。
结束内战后省下来的钱粮劳力,在花到人民头上的那一刻起,才算是“德之始也”。
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而之所以后世有这样的进步思想,就是因为南北朝末期,以及五代十国,有太多“虽然短暂统一,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的政权。
后世长期大统一王朝要跟这些短命朝代做个区分,一代代仁人志士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从韩愈到王安石司马光,到朱熹6九渊,这些人虽然人品未必都好,但是他们在一代代拔高《孟子地位、强调民本思想的过程中,把这个哲学问题给论证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