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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贾没有鲜花卖。唯一像样的超市是法国人开的,合营的还有一个法国家具店,里面卖的是做得极其精美、高雅的假花。我一向和假花不共戴天,但法国人在审美上毕竟世故,他们做的假花假得非常诚实,绝不制造哪怕是一刹那的乱真效果。在简洁到极致的现代家具中,三两枝插在玻璃筒里的假花竟比真花看上去更相宜。像所有现代主义的艺术一样,假花在这里有种离间感。好比布来希特的戏剧,它不要你完全进入情境;它使你在现实和仿造的现实中保持绝对的冷静。也使我想到现代艺术大师们的绘画,正是画中人物那种对于规定剧情的超然感觉奇妙地震撼了我。如马奈的名画《林间的午餐》,并不是裸女的出现使人诧异,而是她超然度外的中性神情造成的离间效果,给作品带来了一个新的审美层次。
在这个无人光顾的家具店里,我突然改变了对假花的一贯恶感。但我还是不能允许自己买这些假花,因为我无法为它们提供一个冷冷的舞台。我们粗陋的房子里装着艳俗的壁灯,塞满线条烦琐的仿殖民时期的深色家具,每次坐在其中,我就苦笑:美国外交官们被派到非洲已经有放逐的意思,还要拿如此丑恶的居住环境来惩罚他们。我一到阿布贾就被这样的丑陋给镇呆了,每天清晨四点起来,坐在客厅里苦思,把哪件家具扔出去,或砸掉哪一盏壁灯。来瑞请示了大使馆的内务部门,问可否将我们自己的家具从美国运来,回答是“不可以”。那么可不可以退还大使馆公用的丑陋家具,我们另买自己的呢?回答是“库房没有空间存放退还的家具”。并且内务部门觉得我的要求很无理,这些家具是某某牌的呀,某某牌的家具怎么会丑陋呢?一旦某件东西有了公论的丑与美,人们在审美上就放心了,反正丑或美的责任大家一块儿负。你要掀翻某物在审美上的地位,你是要得罪公众的。我对外交官的形象也就有了一点幻灭感,按说他们见多识广,怎么也存在这样的审美盲?全世界有多少美的东西啊,熏也熏出好格调来了,可他们对如此丑陋的室内布置毫无异议。
我相信眼睛离心灵最近,眼睛长久被糟蹋,心灵也就逐渐被毒害了。
一连几天,我在法国家具店里沉默地打转。我们的住宅面积很大,应该可以拿出一间屋子来堆放公家家具,再用自己买的重新布置一番。家具店里的东西全是设计师的作品,价钱昂贵无比,加上尼日利亚政府为了保护本土经济,将家具的进口关税提得很高,一套沙发的价格高达一万五千美元,所以一再权衡,实在买不下手。何况我们在美国的家具也是我精心选择,买得件件称心,不过是存放在库房里,不允许运过来,再花偌大一笔钱在家具上,买个暂时眼福,恐怕太奢靡了。
但眼福对于我来说比口福重要。在旧金山湾区住的时候,我常常拿着钱跑步去超市,原意是要买当晚的菜回家,一见到好花就什么都忘了,总是买上几把百合和郁金香,蝴蝶兰花或鸢尾,剩下的钱够吃什么吃什么。我站在花前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一定不亚于色徒看见少女。由于硅谷的经济衰退,来瑞所在的投资公司倒闭,他失业了近两年,而我的买花恶习照旧。口福可以欠缺些,眼福多些满足,也免了发胖的忧愁,两全其美——这是我给自己主持的公道。东坡“不可居无竹”,我没有他那样的风骨气节,并且旧金山的气候也不适于养竹,就自甘俗气吧。有时嫌买来的花太温情,太“小布尔乔亚”,我也会偶然做花贼趁夜色去偷花。在旧金山湾区我们的房子离海湾很近,开发商想造成个“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环境,把海水引来,形成小小运河,绕着人们的前院后院。风景中白鹭起落,绿颈鸭荡漾水面,加上两岸种满了花,是个人工仙境。三月花就开得十分繁盛,晚上带我的爱犬可利亚出去慢跑,实在经不起诱惑,便偷窃几束,和市场买来的花插在一起感觉马上不一样了。野外来的花无拘无束,伸枝展蔓,似乎把一阵野外的风和一片野外的天空也带到室内来了。我对花草有一些肤浅知识,但我不知它们的英文名字。有一次和来瑞一块儿散步,我向他打听某某花和某某树在英文里叫什么。他告诉我几个名字,但说他也不是很有把握。过了几天,他下班时从包里取出一块秦砖似的植物大百科全书,说它包括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花草。书呆子来瑞对于花草这样鲜活的东西也求知于平面的、印刷的准确论述。这么多年翻查过那本百科全书多次。
一到了非洲,我首先关注花草。阿布贾户外有很多花草我都陌生。花的色彩也都狂热得很,从院墙内一直泄到院墙外。它们是唯一自由逾越锋利的铁丝网的生命。处处是花的阿布贾却没有花商,大概正因为随地有花。有时我们的车停在红绿灯路口,一下子会拥上来一大群卖手机卡的人。还有卖手表、卖零食和饮料的,我真想劝他们改行卖鲜花。
到了阿布贾一个月后,终于发现了一个植物园,那里可以买到一种鲜花,就是天堂鸟。植物园坐落在一条主要的街道旁边,地势从街道的高度一直向下延去,有两三亩地的面积。两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是园中雇员,告诉我们植物园主要经营室内室外的装饰性植物。问他们有没有玫瑰、百合出售,他们说玫瑰、百合在这样的气候里都不好好长,说着就指着一丛玫瑰让我看,花朵果然只有核桃大。我往远处看,问他们那边金黄耀眼的一片是什么,他们飞奔过去,砍了几枝回来,我才看明白它们是“天堂鸟”。准确地说,是“天堂野鸟”,远不及它们在美国和中国的表亲那样肥硕,姿态规范。“天堂野鸟”捆成劈柴似的一大捆,看起来气势磅礴,回家插在近一米高的玻璃筒里,那四射的金黄在沉沉暮气里开了个天窗,把非洲的烈艳的生命注入了老殖民者暗色的梦想。一个淤滞的环境搏动起来,我意识到,花可以挽救多少丑陋啊。
等这一捆“天堂野鸟”败谢(注意:我改变了单位词;不再是“一束花”,而是“一捆花”),我又去了那个植物园。这回是老板娘在当班。老板娘问了我上回买花的价格,也就按同样价格卖了一捆“天堂野鸟”给我。我很纳闷,老板娘怎么会不知道自己花朵的价格。就在这时,我发现两个男孩的表情怪异,但不便问什么,揣揣地离去。下个礼拜再去时,又只剩两个男孩了。他们说头一次卖给我花是破例的,这个园子并没有卖鲜花的业务,原先想瞒着老板娘挣几个小钱,做车马费和午餐费,他们的工资太菲薄了,常常是免吃午餐的,经我无心叛卖,他们私下赚的小钱将被老板娘从工资里扣除不算,还险些砸掉饭碗。我不知如何回答他们。几回来往,我看出植物园基本是没有生意的,也不知老板娘自己的午餐从哪里挣出来。夹在主雇之间,我的同情心灵不知该向着谁,所以我决定不再去那里买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