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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长篇小说《扶桑》获奖之后
我总想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故事该有精彩的情节,有出其不意的发展,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最主要的是通过所有的冲突,一个个人物活起来了,读者们与这些人物渐渐相处得难舍难分,因为他们产生了爱、憎、怜、恶。
我又总是瞧不起仅仅讲好听故事的作者。他们使我想起文学的最初级形态:说唱文学。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窥口。所有人物的行为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物的秘径,而条条秘径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谁都弄不清自己的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秘密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苏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正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人的多变、反复无常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于是,我又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将他们从特定环境中摘出,我们或许永远不会有机会发现他们的人格中有那么丰富的潜藏,那么深远、神秘。如维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Wokf)说的:“走向人内心的路,永远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长得多。”
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一群瘦小的东方人,从泊于十九世纪的美国西海岸的一艘艘木船上走下来,不远万里,只因为听说这片陌生国土藏有金子,他们拖着长辫,戴着竹斗笠,一根扁担肩起全部家当。他们中极偶然的会有一两个女人,拳头大的脚上套着绣鞋。这样的一群人和整个美国社会差异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这就是我为扶桑、克里斯、大勇找着的特定环境。
这是两种文化谁吞没谁、谁消化谁的特定环境。任何人物、任何故事放进这个环境中绝不可能仅仅是故事本身。由于差异,由于对差异的意识,我们最早踏上这块国土的先辈不可能不产生一种奇特的自我知觉:别人没有辫子,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辫子始终有着敏锐、脆弱的感知。在美国人以剪辫子作为欺凌、侮辱方式时,他们感到的疼痛是超乎肉体的。再有,美国警察在逮捕中国人后总以革去辫子来给予精神上的惩罚。这种象征性的惩罚使被捕的人甚至不能彻底回归于自己的同类。因此,辫子简直就成了露于肉体之外的,最先感知冷暖、痛痒的一束赤裸裸的神经!在如此的敏感程度下,人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客观,不可能正常。任何事物在他们心理上激起的反应,不可能不被夸大、变形。人的那些原本会永远沉睡的本性不可能不被惊动,从而给人们一些超常的、难以理喻的行为。对自身、对世界失常的认识,该是文学的缘起。
已不再是好听的故事了。不仅仅是了。人物内在的戏剧性远大于外在了,因为那高倍数的敏感。移民,这个特定环境把这种奇特的敏感诱发出来。
这一脉相承的敏感,也蠕动在我们身上——我们排行第五代移民。
为什么老是说移民文学是边缘文学呢?文学是人学,这是句Cliche。任何能让文学家了解人学的环境、事件、生命形态都应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边缘。文学从不歧视它生存的地方,文学也从不选择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产生正宗文学的地方。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生发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
有许多作家都是在离开乡土后,在漂泊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的。康拉德(JosephConrad)、那布可夫(VladimirNabokov)、昆德拉(MilanKundera)、伊莎贝拉·阿言德(IsabelAuendene)……他们有的写移民后的生活,即便是写曾经在祖国的生活,也由于添了那层敏感而使作品添了深度和广度,添了一层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语言共通的襟怀。他们的故事和人物走出了俄罗斯、布拉格的格局,把俄罗斯、布拉格蔓延成了美国人的、中国人的、全人类的俄罗斯、布拉格。这是移民生活给他们视角和思考的决定性的拓展与深化。
我不同意把移民文学叫做边缘文学。要想有力地驳斥,我似乎得拿出比《扶桑》、《海那边》、《少女小渔》、《女房东》更有力量的作品来。北京的一位电影导演黄建中对我说:“《扶桑》是我生活经验和美学经验之外的东西。我从没想到人可以从那样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赏。所以我觉得它那么好看,觉得耳目一新。”正是因为一百五十年的华人移民史太独特、太色彩浓烈了,它才给我足够的层面和角度,来旁证、反证“人”这门学问,“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文化和文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