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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最彷徨的时候——留美国还是回中国,再婚还是坚持单打;继续当作家还是弃暗投明拣个实际的事做做;美国是个号称机遇最多,机遇又对人人平等的国家,投什么机为好;若接着当作家,写什么,用什么语言写,要不要投人所好地写,投何人所好等。在那么个情形下,我回到芝加哥,带着在半个美国流浪的阅历以及被流浪恶化的渺茫感,开始参加安琪和陈冲发起的《海那边》的创作。
芝加哥是我个人历史上的重要城市。我的许多个“第一”,都是在那里经历的。第一次被人从身后掐脖子,随之被温柔礼貌的强盗抢走了钱包;第一次沿街找工作;第一次在餐馆打工;第一次跑街串巷拾人家扔掉的家具;第一次和美国女同学同租房子,结果住出了阶级友爱和民族仇恨;第一次作为一个硕士生坐在一群美国人中,学习文学创作;第一次用英文在电脑上写作……对了,还有第一次叫喊英文梦话,把自己叫醒了。在灾难和恐惧中滋长出来的爱是极有力量的,这就是芝加哥比美国任何一座城市——包括我居住最长时间的旧金山都显得亲爱。
也是在芝加哥,我接触了美国的一个特殊阶级,它主要是由贫困的艺术家组成的。他们有极强的独立思考,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非常叛逆,我是跟着他们走进旧货店买衣服的。一对画家夫妇告诉我,他们结婚十几年,从来都是在旧货店为对方买礼物,自然为省钱,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旧货往往独一无二,不带有大批量生产的新货的集体性和重复性。因此,他们的装饰总带一定的戏剧性,似乎是出自哪本小说,或哪幅油画的人物。
也是跟着我的这些朋友,我对涂鸦艺术、摇滚乐变得宽容了。以致到后来,当我每参加小说或诗歌朗诵时,看见铺天盖地的涂鸦,那么狰狞险恶,我感到的只是一种亲切的符号——我的小说不可能体现的一种情感和人格的表达符号。
还记得有次我说起我的失眠,他们说:“你试过大麻吗?”他们说到此时完全是一副坦诚和无辜的表情,这表情使你绝对不在它和犯罪之间作任何联想。当然,我没有去试大麻以及纵酒、纵欲。我是个中国人,我即便视叛逆为褒义词,也是在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之内。有些东西作为我这样一个中国学生是试不起的;经济上不堪,地位上更不堪。作为非美国公民,一走火就有被递解出境的危险。
说到经济上的窘迫,芝加哥时期又占一个第一。我真是从来没那么穷过,每从银行取一回钱,都不敢看被剩下的数字,那个数字总是比我最坏的估计还少。因此,为避免吓着自己,我一拿到取款收据就揉了它,扔进垃圾箱。糊涂着过,还有些傻快乐,反正别问自己喜欢吃什么:超级市场什么减价最厉害,我就狂热地吃什么。一次花菜减三个礼拜的价,我觉得自己吃它吃出了“红米南瓜”的井冈山精神来了。是从我自己的经历,也从朋友的传闻中,我搜集了一些有关“吃”的细节,也将它们写到《海那边》的人物中去了。比如剧中的老王如何吃鸡蛋,就是我在餐馆打工时,一位中国学生亲口告诉我的。
那种穷困,真是看得见、摸得着、闻得见的。从我打工的餐馆到学校有十个街口要过,一路全是各种各样的商店:衣服、鞋、首饰,哪里都是几乎捂到你脸上的广告和减价招牌。而穷困时的我一向是目不斜视地穿过这十条街口,起码起码,我不必为自己无力成全一个殷切的售货员而难过。美国的售货员一般都极有涵养,你怎么让他白费口舌白费劳力,他都不失温和,他那笑容,也是世界上最坚韧的东西。也就是这样的笑,把我这类穷学生唬到店门之外的。
那时我除了在一个叫“救世军”的教会商店买衣服以外,也去跳蚤市场。那里能买到新的但便宜的衣服。在这两个地方一般十元钱可买两件衣服,运气好可以高达四件。还能在那里买到家具,但我没买过。我的家具一半是从其他学生那儿继承的,一半是捡的。捡家具很好玩,晚上开车在小街上转,路过各家放垃圾桶的地方留点神,常常看到垃圾桶盖子上横着一只床垫什么的。我的床就是这么捡回来的,完好一件东西,躺上去,除了夜深人静偶然想到它上面躺过谁,是否活的,那念头让我的发根陡然发硬以外,别无弊处。
所有与我穷出差不多水平的朋友,都有许多捡家具的经验,也有许多此类故事。一个朋友视力很坏,车都很少开,而每回都是他发现旧家具。朦胧中,别人只看见一个什么大对象在垃圾桶附近,他却立刻判断出那是一张餐桌,或一张写字台。这种时候往往有种探险或探宝的刺激。这些细节、人物,在我动笔写《海那边》时,便自然地出现在笔下,使我感到自己没白受一场苦,一场穷,一段艰辛生活。
有一度我苦不下去了,把怨都发向了芝加哥,我离开了它。半年的旅行,我写出的作品都是以芝加哥为背景的,这也体现了一点,就是人通常记住和写下使他痛苦的事,而不是使他快乐的。所以,当我得知安琪与陈冲以及芝加哥电视台的子繁、迟晶在酝酿一部以芝加哥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时,我马上提出参加写作。
从安琪手中接过剧情提纲后,我便动笔了。那时我住在洛杉矶我姑母家,有免费住房和免费三餐,加上我在台湾得的文学奖消除了我的经济恐慌,我头一次找回在国内做专业作家时的从容。
两星期后我便完成了二十五集中的七集,寄给陈冲和安琪后,她们决定由我来执笔完成全剧。安琪当时正在写她的英文小说,已和出版商签了合同,陈冲在忙于拍片,所以她们的时间无法得到保障。她们分别将已写成的一集半剧本以特快专递寄给我,由我开始了从头至尾的整体创作。
洛杉矶也是个中国留学生云集的城市,我表姐夫开的羊毛衫工厂里就有几百中国女学生。我便常常与她们闲聊,吃惊地发现她们中有更曲折和古怪的故事。《海那边》中,一个瘫痪的篮球明星,专门找矮个子中国学生供他当拐杖拄着走路,便是从她们那儿得来的故事。也有许多奇妙的心理体验,比如她们说最难堪的是进门脱鞋:中国学生的袜子往往是脏的和破的,而进富有的台湾人家做工,总要脱鞋,因此她们对脱鞋那一刹那的心理感受,是十分微妙的。
还有许许多多的细节,例如,有的女学生虚荣,却又舍不得买晚礼服去参加晚会,她们就从商店里买件价值一两百的衣裙,当晚装扮过,第二天再把它退掉,只要设法保留那个标价纸签就可以。美国的商店是允许退货的,售货员绝不问你的退货理由,甚至她还会对你说一声:“抱歉,我们这里没有让你喜欢的东西!”还例如,有个中国男学生特别有集体观念,只要他见到便宜货:三角一打的鸡蛋,一元一件的T恤,等等,他都会一股脑儿买十多份,再分给他的朋友,他这个好习惯弄得他自己一直很穷。
直接的和间接的生活体验,都成了我写作《海那边》的矿藏,也使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纪实性。我也采用了同样的生活素材创作我的小说,它们使我在两年中获了五个文学奖,这使我想到,人在最失意时,竟是被生活暗暗回报着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同时在准备去台湾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稿,有些内容与这篇文章是相同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出书,也是第一次将电影版权卖给台湾的电影公司。我终于以写作为生了,但再没有在国内做专业作家时的优越感。写作只不过是种种饭碗中的一只;写作也只是一种生活。甚至也不太明确:是我写生活,还是生活写我。
很遗憾《海那边》没能按计划投入拍摄;也很遗憾我受中央电视台和芝加哥电视台之托所写的另一部连续剧《自新大陆》取代了《海那边》投入了拍摄。《自新大陆》也是以芝加哥为背景的中国留学生故事,是根据我在台湾、香港发表和得奖的小说改编。
顾名思义——《自新大陆》,这片大陆被当时的哥伦布称为新大陆,比之我们的热土,中国大陆,它自然也是新的,是冷土。将开拓这块新大陆的经历展示给同胞,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也是她吐尽胸中淤积的一个机会。无论《海那边》也好,《自新大陆》也好,终究都是海外游子向国内亲人发的一个诚挚邀请——邀请他们走进我们在新大陆的生活,参观一番,评说一番。
在此也感激《电影·电视文学》的全体编辑,给了我们的《海那边》一个问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