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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梅新先生
十月三十一日,我应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邀请,到吉隆坡担任“花踪文学奖”的评审。飞机上坐了十多个小时,又在台北机场转机,到了吉隆坡粗粗一算,整个行程已二十四五个小时之久。然后便直接进入决审会场:评说、投票、争论、表决。都完成了,已是晚上九点,满头仍轰鸣着飞机的嗡嗡声,昼与夜在我主观感觉中,是翻了好几个筋斗的。总算坐在了饭桌上,那是三十多小时以来第一顿真正的晚餐。喝了几口透心芳香的鲜椰子汁,始终悬在空中的饥饿感和倦意才开始在我身心着陆。同桌的人都倦倦的,唯有《星洲日报》的主编箫依剑,还是紧紧地上着发条,周到细微地照应着每一个人。这时,邻座的张错忽然提到梅新。我是知道梅新先生正在生病,住进了医院,我一直做着到了台北马上去探望他的打算,然而张错却告诉我:“梅新已过世了。”我盯了他半晌,他只得把这消息又说了一遍。这一遍是添了确切时间、地点的。
我念叨着“怎么可能”之类的话,心里却很明白,正是像梅新先生那样生命力饱满的人,会在某一天仓促长辞。八月份,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匆匆走的。这样的生命如灯炬,要么就通明的亮,要么就彻底熄去。
我就那么坐在餐桌边,偶尔以筷子送一两口食物到嘴里,却嚼不出荤素。八年前,我和梅新先生是以书信结识的。那时我发表了《栗色头发》、《我不是精灵》等短篇小说,他总是每每来信鼓励,虽是短语三五行,热情与真诚却饱含其中。那是我刚到美国最艰难的子,每天上学、打工,芝加哥大而冷漠,常在扑面的飞雪里横跨十个街口,从打工的餐馆奔到学校,时而感觉做烈士的豪壮。而烈士都是有虔诚信仰的,我却正处于所有信仰都被粉碎的时期:婚姻的、爱情的,一切。无信仰而做烈士,剩的就只有纯粹的孤苦。每回只是在收到梅新先生的信时,心里才感到世界不全然是荒凉。梅新先生每回都亲笔写信给我,通知我哪篇小说被采用。他的语言是诗人式的,有股很大的欢乐在里面。他对我作品的赞扬,也是毫无保留的。
在一九九〇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我的室友被电话铃惊醒,说有台湾长途来,找我的。我已在电脑前写英文作业,膝上盖着毛毯。我将电话凑近耳朵,迟疑地“哈喽”一声。里面是个陌生嗓音,却是不陌生的江浙言语。说了几句话,他才介绍自己道:“我是《中央日报》的梅新!”我急忙“哦、哦”地应答。梅新先生口气殷切亦急切,说:“我们设立了一项文学奖,你来参加好不好?我觉得你很有希望!……”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但对此一番热情昂扬的激励,我是唯恐辜负的。那个时期,我自视为一名失败者,于婚姻、于写作、于恋爱,都是最不得要领的时候。人在这样的时期,是把自己很看低的。我于是觉得,文学奖是距我遥远的东西。梅新先生在电话中又高一个调门,对我说:“这个奖你一定要争取,啊?”
现在想想,要是没有梅新先生那么猛力一推,我或许不会就此振奋。
从一九九一年的暑假开始,我每天写作五六个小时。打工一整天,回到家整个人的神志和思维都是极度涣散的。即便煮杯深黑的咖啡,也难将自己强按到写字台上。当时我住在芝加哥近郊,夏天夜晚的街上,不时有喝了啤酒大声笑闹的学生们从我窗下走过。芝加哥的夏天是很彻底、很绝对的夏天,连乞丐也有份的。而我还照常打工、写作。每天写到夜里一点,浓咖啡似乎正在劲头上,但我又必须搁笔去睡,第二天一早要去打工。就是那段时间,我似乎每星期写出一个短篇小说,直到写出《少女小渔》。
《少女小渔》得奖的消息也是梅新先生写信告诉我的。此后我和梅新先生每月总有一次书信往来,渐渐也谈成了熟朋友。我从他送我的诗集中隐约读到他的身世。我当时已搬到加州,住在旧金山远郊的一个小公寓里。那是极隔绝的一种居住形式,近邻们都巧妙地维护自己的孤寂而绝不打破别人的孤寂。我就从那时候起跟梅新先生谈起自己对第二次婚姻的忧虑。不久收到回信。梅新先生在信中是一如既往的乐观、热忱,叫我不要永远养旧伤,“要听从新的爱情的召唤”。
一九九二年,我的《女房东》获奖之后,梅新先生邀请我去台湾。那时大陆作家去台湾的还很少,我们都没料到入境手续竟会那样繁杂。中间一度,我气馁了,梅新先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终于在一九九三年八月,我见到了在机场迎接我的梅新先生。
从此,我印象里就是这样一个梅新先生:“身板挺得笔直,爱大笑,动作迅捷而思路更迅捷,精神状态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位长者。时隔四年,我第二次来台北参加“百年来中国文学研讨会”时,梅新先生的健朗如故,只是发添一层霜雪,人添一层疲惫。在这个国际性的大型研讨会筹备期间,他显然在健康上蚀了一些老本。
我总有感觉,人如梅新,即使肉体的健康受损,他过人的强健精神也会支撑他,永久地支撑他。因此当我在吉隆坡听见噩耗时,我无法接受现实。悲伤、遗憾、痛惜都谈不上,只是想,命运要怎样摆布就只能由它摆布。得到这个噩耗,又何尝不是命运的摆布呢?从我第一次参加文学奖,到现在我第一次担任评审,这其中有梅新先生完整的一季辛劳,这难道不亦是一种宿命?
记得去年离台前,梅新先生为我主持了“中副下午茶”。大病初愈的他消瘦了许多,面色也很暗,全部的精气神和生命力,似乎都集聚到眼睛里了。会散时,我为大家签名,他静默地等在一边,一时间,苍老出现在他身上。我对他说:“梅新先生,你脸色不大好,要多多休息啦!”他哈哈一笑,把我的郑重其事给打趣了。
从吉隆坡到台北,我才打听到,梅新先生的葬礼在我到达的前一天已举行过了。同黛嫂等几个《中副》的朋友一同晚餐,谈一个晚上梅新先生。点的菜也多是梅新先生爱吃的。
这是我第三次到台北,梅新先生已是追忆中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