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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着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揽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说是她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有一些黄旧的相片,上面十八岁的母亲,一袭背带工装裤,一件白麻衫,眼睛骄傲天真,却是有了一个人。
后来这个人是我的父亲。听来是这样,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也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的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妈妈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荡气回肠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认同。
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唻、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支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近走远。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厌烦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亦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我们常吃一种黑黑的菜,只因为多放些猪油和糖,便叫它“梅菜烧肉”。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一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小鱼在父亲有薪水的时候是我家猫吃的。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百条小鱼被串起来,被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得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做得如此自如。总是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没觉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有的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爸爸现在好瘦,好瘦。”她像在征得我们原谅一样,喃喃地说,带信回来的人只说父亲黑瘦了一些,她心里的父亲便形同枯骨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咽回一泡又一泡的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再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存活下来,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己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变化,也没意识到父亲的变化。
又有这个那个出版社邀他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天。我们也看得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点声音也没有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哥哥这时走了进来,这屋的沉默让他害怕。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绝不会帮着她死气白赖地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
“他怎么会吃好饭——住在那种大饭店里?”她说。在几小时内,这是她唯一的话。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初阳中,它们是纯银色。
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我知道他不会好好吃饭!”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气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我并且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在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和,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狠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待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象,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目前是的;她和他度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了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又一遍去看同一个电影,就是在对门的小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的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等上了火车,我发现行李中少了那个装小鱼的竹篓。我没有提醒妈妈。它该是个最痛的提醒。亦或许,她有意将它遗失在哪个角落。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就走开。无论说爸爸的新夫人好或不好,她都不敢再听。
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还是一堆小鱼儿,我不阻止她,懒倚在晾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将一条小鱼铺平在案上,拇指的指甲一推,去了鳞,再以一把小刀一剜,去了内脏。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叫疼一样“吱呀”,她说:再有场“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还是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桌上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
父亲肯定不会再吃这种猫食了。我眼里尽是母亲雕花般的剖鱼动作。我本该将那篓小鱼送给哪户有猫的,只告诉妈妈是按她的做法做的:小鱼水里泡过,剁些青葱,掺和豆瓣辣酱温和地炒。
这天父亲醉倒,当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被叫的这个名字是谁,我自然吞声。继母善良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