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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运作的过程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议会不是政府的橡皮图章――它切切实实地审查、质疑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也就是说，在涉及到"掏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以及"花老百姓口袋里的钱"的问题上，议会确实是试图在把守一个关口。就算是百分之一的消费税，就算是年家庭开支也就是因此增加275美元，那也不是某个领导一拍脑袋说了算。相比之下，我似乎就没有听说中国的全国或者省级人大曾经否决过政府提出的预算草案。事实上，别说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我们的消费税或者所得税的税率从何而来，有何道理，背后的政治博弈过程是什么，就是人大代表们本身，估计大多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晕晕乎乎地投赞成票而已。
当然，议会在把这个关口的时候，是一只眼睛瞟着自己的职位，一只眼睛瞟着老百姓的利益。但是，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中，"自私"不应该是问题，"损人利己"才是问题。如果政治家的职位必须通过适当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来维持，这二者不是"辨证地统一"了吗？当然，这里说的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很多时候，政治家只是虚晃一枪，"似乎"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实际情况却扑朔迷离。但是，至少在新泽西的这个案例中，首先，部分州议员们开始是怕涨税引起选民不满而拒绝州长的预算提案，后来，又同样是怕关闭部分公共服务惹毛了选民而达成了妥协。在这个案例里，政治家的政治考虑明显受了选民利益这个指挥棒的影响。
我们在公共领域里讨论*或者*化，易于陷入抽象的、空洞的口号对口号式的争论。事实上，*是非常脚踏实地、非常柴米油盐的一件事。它涉及到的，无非就是当有人要从我怀里一年掏走275美元的时候，它是会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掏走，还是会至少经过一场辩论。而且我可以倾听这场辩论，可以根据我自己的标准判断其中的是非，可以在下次投票的时候，给那个在我看来说话没道理的人投一张反对票。
相比之下，在一个不够*的社会里，公共财政的"软约束"问题似乎很难避免。如果民众或者民选代表不能有效地监控预算的出台过程，那么政府开出什么帐目，就是什么帐目。它说花多少就是多少。它说花在哪就是在哪。提案中的预算数字怎么来的，很少人知道。这些数字是不是的确按部就班地花了，也很少人知道。就算由于上级政府的压力，以及地方税基的不足，导致一个相对合理、相对有限的预算，各级政府还是可以通过"巧取豪夺"建立无数的"预算外基金"。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启动的"预算内外一本帐"举措、以及崭露头角的"审计风暴"，可以说非常积极的公共财政改革。但是，更根本的变革，还是在于推动人大切实地审查、质疑、监控政府的预算方案。
当然，这个案例给我们的政治启示不至于此。中国很多地方当前面临严重的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即使是美国，也存在"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在美国，本质上而言，是联邦制这个构架解决了"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在联邦制下，各个州享有自主决定税率、公共开支的权力。说白了，没钱了，我就多收点，或者少花点――州级政府在议会的批准下，可以"擅自"决定多收钱或者少花钱。比如，在新泽西这个案例中，在州议会的批准下，州政府一方面决定增加消费税、出卖某些高速公路的管理权（开源），同时另一方面也消减在养老金和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开支（节流）。
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各个省市没有自主决定税率税种的权力。事实上，越到基层政府，就越面临财政权力和财政义务不对称的情况。因为缺乏财政权力，为了"开源"，各级政府往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比如乱收费乱罚款，比如随意出卖国有资产，比如不负责任地给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等等。联邦制给我们的启示是，与其让各级政府在"预算外"四处揩油，不如扩大地方政府预算内部的财政权力――让其在税收、公共开支方面，享有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税率。但是，这样放权的前提，显然是加大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控能力。没有这个配套措施，预算内也好，预算外也好，越大的权力意味着越大的*可能性。
谁都知道，花自己的钱是一件让人心疼的事，而花别人的钱是一件不怎么让人心疼的事。一个好的公共财政体系，就是要通过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让花别人的钱变得象花自己的钱一样心疼，哪怕一年也就是275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