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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小孩是有些怪的,我还背着优优去问过心理医生。医生说孩子小时候受了惊吓,可能会有一些神经反应一时纠正不了,慢慢长大,配合一些心理治疗就会好的。我把这些道理都跟优优说了,她都知道。而且我们俩人关系很好,她也知道我喜欢乖乖,她不可能下这种毒手!你们这样怀疑她,你们又有什么根据?”
几个警察对视一眼,年轻警察说:“要是证据已经充分,我们早把她抓了。”
吴队长接着说道:“现在只是怀疑,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个怀疑通报给你,不是因为你是丁优的男友,而是因为,你是孩子的父亲,你有责任保护你的孩子。我们的怀疑你可以不马上接受,但为了慎重起见,你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在我们找到证据之前,避免让丁优接触孩子。我们干公安工作这么多年,我们既然怀疑,就有我们的道理。你现在可以不信,但你作为孩子的父亲,在孩子母亲不能照管孩子的时候,你要负起全部责任,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警察的话让信诚无法开口继续为优优辩解。其实他为优优辩解只是对自己心理上一个宽慰。他在离开分局后开车开到半途就把车子停在路边,用手持电话呼司机过来。因为他的手脚控制不住地发冷发抖,心里慌得特别难受。他不相信老天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施予惩罚,让各种闻所未闻的人间悲剧不断在他身边发生。自从父母遭遇不幸,他一度消沉至极,是优优和乖乖,成为他最亲的亲人,成为他生活中的阳光,成为支撑他忘掉悲痛,重获新生的精神支柱。如果,这两个他深深爱着的亲人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残杀,他不敢想像,自己会不会也像儿子一样,从此将永远生活在一个恐怖的噩梦之中,怀疑透明的蓝天也藏着阴谋,鲜艳的花朵也涂满血迹,对他身边的每一张笑脸,都会觉得暗含杀机!
所以,他才要那么大声地向警察疾呼:不是优优!不是优优!不是优优!他并不是为优优疾呼,而是为他自己,为了他能避开这个他不能承受的噩梦。
但是警察回避了和他的争论,他们的告诫无懈可击。他们让他考虑一下孩子,假使一旦真有杀机,孩子本身无能为力。孩子只有靠他,他是父亲,他必须让孩子万无一失。所以他在离开公安局时不得不向警察们做出承诺,他会负起父亲的责任,在事实真相没有搞清之前,他暂时不把优优接回家住。
按照他和警察商妥的方案,他在街边等待司机的时候,就给住在上海的一个远房姑妈打了电话。这是他在手机里惟独还存了电话号码的一个亲戚。那姑妈在他几年前和父母一起去上海玩时见过一面,知道她的丈夫死了儿女大了,生活有些寂寞。寂寞的人好不容易见了亲朋,说起话来难免有些絮烦,但凌信诚父母下葬时再见姑妈,姑妈除了与他抱头痛哭别无他言。
凌信诚拨了上海的电话,接电话的果然就是姑妈。凌信诚说姑妈我是信诚,您还记得我吗?姑妈说信诚你是我侄子我怎么不记得呢,你在北京呢还是来上海了?信诚说姑妈我有件事想求您帮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凌信诚说到儿子突然泪如雨下,哽咽得一时不知自己要说什么。
姑妈的声音在电话那边焦急起来:“哟,小诚你怎么了?你慢慢说,不要着急,儿子怎么了?”
凌信诚泣不成声,他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是想起死去的爸爸妈妈,还是想起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也就死了,那时候凌家就只有乖乖一人,他那么小那么可怜那么孤苦伶仃,他说什么也要把他养大成人,才能到另一个世界去见父母。那一刻他把自己的生前身后,全都想到了,他的悲伤通过呜咽冲口而出:
“姑妈,我,我爱我的儿子,我要把他养大,我爸爸妈妈让我把他养大……他们让我把他养大……”
“对!”姑妈大声地鼓励:“你一定要把他养大。”但马上又不放心地试探:“现在乖乖怎么样啊,他还好吧?”
凌信诚喘了半天气,让自己的心潮慢慢落下,他说:“姑妈,您能来北京吗,你能帮我带带乖乖吗?”
“当然能,我现在就可以过去。”姑妈的热情让凌信诚心里备觉温暖。他说了好多感谢姑妈的话,两人说好姑妈来京的日期,快说完的时候,司机赶过来了,在外面咣咣敲着汽车的玻璃。
凌信诚擦了眼泪,躲开司机疑惑的目光,他挂掉了电话,打开车门和司机换了座位。司机重新发动了车子,回头问他:
“回家?”
凌信诚说:“回家。”
凌信诚在回家的路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希望我能去他家一趟,说有件事想和我商量。
我从凌信诚的口气中听出昨天凌家围绕孩子而发生的那些事情,肯定有了新的进展,于是马上答应,随即出门,赶到凌家。到凌家后被凌信诚避开保姆,带到楼上,在楼上灯光暗暗的起居室里,向我通报了公安机关对优优的怀疑。他说他心里很乱,让我帮他分析分析,给他出出主意。
我和凌信诚一样,对公安的怀疑,感到格外震惊。四面环顾这间与楼梯、卧室和储物间步步相连的起居室,顿感危机四伏。在惊魂稍定之后,我和信诚将优优的历史与现在,个性与经历,掰开揉碎,细细分析,感觉为区区一点不快而下手毒杀儿童,非优优所能为也。在我的演绎推理之下,信诚似也相信,优优因与孩子怄气,故而杀人取命的说法,过于离奇,不合情理。但当信诚完全相信优优无辜之后,我又提出一个悖论——世上很多祸端,都起于一时之念,一念之差。所谓人心隔着肚皮,表象掩盖本质的例证,俯拾皆是。现实的世界要比理论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丰富百倍,难以认知,以致很多不合逻辑违反常规悖离愿望的事情,屡屡发生。从这一点看,不要说优优杀人,就是优优大姐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忽然一朝动刀杀人,亦未可知。何况优优年仅二十,性格思想,均未定型,其性格的激烈直白,也是易于突变和走向极端的一个心理支点。总之一切难说,应以现在的证据和未来的事实为重,因此不妨慢下最后结论,少做空泛分析。既然公安都说证据不足,那我们作为优优最亲密的朋友,更不能宁信其有,将她看死;而既然公安又有怀疑,我们也不宜只信其无,不加防范。
对我的这番左右逢源的分析,信诚先是频频点头,后又一脸沉重。他的理智分明同意我的论断,感情却又过于软弱,软弱得对现实世界的真实之重,真实人生的复杂之重,确实有点承受不起。
有了这样周全的分析,下一步应取的对策,也就自然有了。我建议信诚在外面租套公寓,给优优单住。孩子在这边由信诚姑妈和保姆带着,量无大碍。信诚则两边轮流住住走走,兼顾孩子和优优两方面的感情,先这样维持一时,待孩子长大一点再说。
对这样的安排,信诚表示同意,表示今天下午就带李秘书出去找房。并再次委托我找到优优,做些说服劝导工作。
于是我就在信诚的家里,立即给阿菊拨了电话,家里没有人接,手机也不在服务区。又拨优优大姐那里的电话,也是无人接听。和优优有关的人全都联系不上,让我和信诚更加狐疑,忧心忡忡。
第二天中午我亲自前往酒仙桥地区,找到了那间志富网吧,发现果然出了意外,网吧不如何时已经关门。我在门上敲了半天,才有人出来把门打开。开门的正是优优的大姐,优优大姐是见过我的,便把我让进门去。我看到网吧里除了歪七竖八的桌椅板凳,电脑屏幕已不见一个,我惊问何故,优优大姐遂将工商查封的事情说了,并说查封时优优也在,查封后她去了阿菊那里,刚才忽又回来,说过两天要去南方看看,让她姐夫开车带她,不知去哪里办什么事情,刚走不到半个小时。
优优大姐说这话时,我并未意识到由于这半个小时与优优失之交臂,对后来事态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还在那间被抄得七零八乱的电脑屋里,陪优优的大姐闲聊了一会儿,关心一下网吧被封后他们下步的生活打算,同时问问优优昨天走前的思想情绪。在彼此你来我往的对话之中,我发现优优大姐不仅依然体质虚弱,而且头脑口齿明显迟钝。也许是由于命运屡遭打击而精神委靡,并非外人同情几句所能振奋,所以我草草坐坐,聊不多时便站起身来,向优优大姐要了钱志富的手机号码,便告辞出门。
走出被查封的志富网吧,我站在街边,打通了钱志富的电话,先通报自己姓甚名谁,后打听优优是否就在一侧。钱志富先是有些支吾,后又勉强承认优优在侧。少时优优终于接了电话,正和她大姐描述的一样,情绪异常低落沉闷。我问她现在正在哪里,她说正在车上。我问她现在要去哪里,她说要到铁路售票处去。我问她要去南方干吗,她说也许找份工作,也许换换心情,反正她离了谁也不会饿死。我说凌信诚委托我和你谈谈,谈过之后你再买票不迟。她说不想谈了,也许她和信诚,彼此并不合适,与其勉强凑合,不如好说好散。我说对呀,既要好说好散,好散之前总要好好说一说嘛。优优沉默良久,说好吧,我待会儿去哪儿,我打电话给你。
那天我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优优的电话,回家吃完晚饭又看完新闻联播,电话还是没来。我关了电视,坐在灯下,打开电脑,看着那部不知该如何收尾的小说发呆。呆了半晌,找出阿菊家的电话号码,拨了阿菊的电话。
阿菊在家,让我多少有些意外的是,优优也在,而且她接了我的电话。我问她下午不是说好给我打电话吗,为什么没打?优优说没心情打。我说信诚委托我找你谈谈,你总要让我完成任务,你对信诚有什么话要说,我也可以替你转达。你今天没心情可以明天,明天我们见面谈谈。你们的关系怎么发展你们自己决定,我只是负责互相转达。优优想了想,说:好吧,我已经买了明天的车票,你愿意到车站送送我吗?见了面我们就谈一会吧。
我有些意外:“明天你就要走?去哪里?”
“仙泉。”优优说,“我想回仙泉看看。”
我茫然不知自己的心情,心里却分明叹了一声,但我用顺应附和的口气,表示了某种赞同:“也好,你出来快两年了吧,回去看看也好。明天我来送你,你是几点的火车?”
优优说了她的车次,我们约了见面的地点。放下电话我想了很久,不知仙泉还有什么能够召唤优优,是她那些早不来往的同学老师,还是她家那间业已典让的老房老屋?还是仙泉体校,那幢象征初恋的拳击馆,和那里传出的呐喊声?
我若有所思地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台晚会,我的视线停滞于光芒刺眼的电视屏幕,心绪却不知在哪里游移。这时电话铃自己响了,来电话的当然不是优优,听筒中传来的是信诚的声音,那声音显得异常疲惫。信诚告诉我他现在正在爱博医院,乖乖下午又发病了,已经送到这里进行抢救。他问我是否找到了优优,我说没有。凌信诚说:听保姆说优优下午回过一趟家的,说是来取东西,待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又走了。她后来给你打过电话没有?
我刚刚说了一句没有,电话好像就被另一个人接过去了,那人先自我介绍,说他是公安局的,姓吴。他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家。他说,现在有些情况想向你了解一下,希望你能配合。你现在能到爱博医院来一下吗?我说可以。姓吴的警察说:那就谢谢您啦。
那天晚上我十点二十从家中出来,到达爱博医院并见到吴警察时恰好十一点整。我乘坐的出租车刚一停在爱博医院的急诊楼前,早已等在这里的吴警察立即从大门里走出,拉开车门向我询问:
“请问你是海岩吗?”
我钻出出租车,点头承认。
“我姓吴。咱们刚刚通过电话的,不好意思麻烦你跑一趟。”吴警察边说边在前面引路,他没把我带往急救室的方向,而是沿着另一条走廊急步前行,很快把我带进了一间宽敞的会客室中。
一进这间屋子我不免疑惑,我看到屋里或坐或站至少有六七个人,全都不像医生护士而更像是公安局的便衣,只有一个中年男人经吴警察介绍我知道是医院夜间值班的干部,但惟独不见刚才和我通过电话的信诚。
我问吴警察:“凌信诚呢,他不是也在医院?”
吴警察说:“啊,刚才他心脏出了些毛病,医生们还在抢救……”
“抢救?”我吓了一跳:“怎么赶这时候他也发病?”
“因为,”吴警察看了一眼医院的那位干部,说道,“因为他的儿子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