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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看 戏</h3>
收完谷子缴过公粮，陈二伯决定犒劳犒劳自己，去城里看场戏。
选个晴天，他背着40斤米一大早就上路了。为了把这40斤大米拿出来做今天的娱乐费用，他的内心是经历了剧烈的斗争的。最终他认为，经过从春天到秋天三个季节弯腰劳作，他完全有资格消费这40斤上好的大米，他完全有资格用这40斤大米为自己换一场好看的戏以及由此带来的一整天或许更久的惬意的。
但节俭惯了的他依然觉得自己想用40斤大米消费一天的想法有些纨绔，因而，他没好意思邀别的老头一起上路，他怕自己成为别人教育儿女的话柄。
今年的米不好卖，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在米市上转悠了一大圈，最终也没舍得将自己亲手种的大米以沙石般的价格卖出去。他在城里转悠着，眼见着脚下的影子一点点变小，午场的戏就要开演了。
尽管市声很嘈杂，老人仍能隐约听见戏的锣鼓声，这使他感到很紧迫。有几次，他都打算将肩上的米忍痛卖出去，但他知道，这样会使自己伤心的，自己不是来找伤心的。因此，他决定不卖了。他打算扛着米到戏场子外听一场白戏，他以前也这么听过。
戏场就在一家茶馆里。现在的戏班子已很少有人敢在县剧院里演出了，他们付不起场租。陈二伯在简陋的剧场门口选定一个位子时，又来了几个老人，大概也和他一样，是来听白戏的。他们不认识，但彼此脸上的皱纹和破旧的衣服以及关于米和秋收的话题使他们很快就熟络起来。在戏开演之前这段时间，他们先后谈了收成、双金款、儿孙的学费，最后，无话可说了，就摆新近枪毙的贪官，据说那人贪污了1800万元，乖乖，能换好多斤谷子好多斤米哟。
看门收票的是戏班子里的武生，前些日子伤了脚，只好守门。他眼瞅着时间一分分消失，而场子里的观众和他手中的钞票却并没有因此多起来，就有些丧气，就对陈二伯他们几位听白戏的老人说：“你们还是进场看吧，我们……今天又亏本了。”
陈二伯和老人们很惭愧，挺对不起他地笑了笑说：“我们，没现钱。”
武生叹了一口气说：“你们有什么就给点吧，反正我们也要买。”
武生的票桌上于是就多了一撮米，几个茄子，几个黄瓜和一堆毛豆。陈二伯和老人们欢天喜地地进了场，把竹椅挤得叽叽嘎嘎一阵乱响。
场子不大，因为观众很少而显得很空旷。今天午场演的都是悲剧，演员们因为没有观众而显得懒心无肠，很机械很木讷地诠释着帝王将相们的悲欢离合。这一切，离场上的演员和场下的观众都很遥远。
戏在木讷而干瘪的锣鼓声中结束了。演员们顾不上擦脸上的油彩，就开始煮饭炒菜，他们通常都是在午场演出之后才吃饭，陈二伯看见那演皇帝的演员正被灶里的烟熏得掉泪，而贵妃娘娘一面嚼着冷馒头，一面给孩子喂奶。这场景让陈二伯觉得心酸酸的。
陈二伯和老人们提议，把手中剩下的东西全送给戏班子。大家迟疑了一下，就同意了，他们送东西时，戏班的一位老生正与班主为了5角钱的补助在吵架，看到他们时，很不好意思。
这天，陈二伯从早到晚没有吃饭，但他并不觉得饿，好歹他今天消费了40斤米呢。踏着夕阳往家走时，他心里感觉美滋滋的。
<h3>草台班子</h3>
秋收一过，小镇就有戏看了，这对青年后生们不算什么好消息，但对忙累了半个月的老人们来说，却是个天大的喜讯。
小镇这几年变化很大，家家户户盖了新楼也买了彩电，前段时间又安了村村都通的有线电视，那一根细线线就将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引进到山里人的视野里，小镇的夜，也因为多了这些五彩缤纷的光影而变得精神抖擞。年轻后生们一个个兴奋得像是喝了酒的熊，甜得美着晕着，一个个梦也多了，穿戴也花哨洋派起来，有的干脆在电视机前发一通慷慨陈词之后背着被盖卷溜进城去了。
和年轻后生相比，老年人对电视的态度则显得有点复杂，倒不全是因为那玩意儿里穿花超短裙的娘们儿把他们的儿子孙子迷了去。儿孙自有儿孙路嘛，既然老天爷要把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送进山里来，自然，他们的儿子孙子的出走也是老天爷的安排。只要是老天爷安排的，自然就有老天爷的道理。只是这年轻后生一走，田里的活就更累人了，老人们有时候觉得老天爷的安排也有不合理的时候，但谁又没有犯过错呢？兴人犯错，就不兴老天爷犯？
年轻后生们走了之后，小镇的电视机自然就多了休息的机会。这并不是因为在家的老人们吝惜电，而是觉得那二十几个台的节目居然没有一个是专门唱川戏的，这使他们感到很憋气，难道城里的人们已经不看戏了？这哪有一点天理哟。
于是，中秋之后到来的小戏班子给老人们带来的欣喜是可想而知的。戏班子从班主到演员，几天前都还在自家田里收谷子，打好晒好，颗粒归仓之后，才背上箱柜行头出门来，从现在到春节之前这段时间，他们演出的上座率将决定他们来年春节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地过。对于庄户人来说，这很重要。
今天到镇上来的这个班子只有十一个人，包括生旦净末丑外加琴师鼓师打杂师，平均一个人担任了三个以上的角色。之前，他们在另一个镇演出了两场，其最大的收获是他们的当家武生在做一个高难度的空翻动作时扭断了腿，这不是因为他想逞强，而是现在的观众眼刁，只要演得稍稍不到位，明天就别想再卖票。你别小看那二元一张的票，那可是戏班子的命。
因为出了演出事故，在邻镇他们算是没命了。他们来到这个小镇时，已经改任售票员的武师仍掩饰不住自己的忧伤。他的腿上绑着石膏和绷带，很无望地坐在剧场门口，这对于一个曾经在舞台上骄傲而自豪的武师来说是非常残酷的，但这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总不能再让别的人来卖票吧，因为他的受伤，别人的活就更重了，他在门口展览自己的伤腿时，自责显然是多于屈辱的。
这时离演出还有两个小时，今晚唱《长坂坡》，饰演赵子龙的武生正在舞台下用三个石头架着一只锅煮红苕。他的妻子——即将在剧中演刘备夫人的青衣正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给年幼的儿子喂奶。在化妆之前，他们跟川西坝子里所有的中年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们的眼神里稍多了一丝忧伤，这是艺术对他们的唯一惠赐。
与此同时，兼职演刘备的班主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几分钟之前，他得到一个消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女弟子，这个班子的当家花旦——他们今晚的卖座保证突然离他而去了，据说是投奔到另一个班子去了。那个班子的班主给他许愿说每场演出多给1元5角钱出场补贴。人总是往高处走的嘛！他这样叹着。
正在这时，他派出去找帮手的人回来了，带来的消息不算太让人失望——因为人手少的原因，他们每到一地都得请当地的票友来充充场子。今天，他派人去请的鼓师正好有空，他说他还能帮一次忙，下一次就不知道还敲不敲得动，毕竟他已经老了。
太阳一点点落下山去，
月亮一点点升上天来。
在蓝色夜雾中，小镇响起了久违的川剧锣鼓声。七村八乡的乡路上，隐约能看到一个个苍老的身影如朝圣般寻着锣鼓声往同一个方向走去。这天夜里，老人们都觉出今年的戏班又比去年差了很多，但都没有忍心喝出倒彩来，这使演刘备的班主非常感动，他唱到摔阿斗时，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摔出了眼泪。在售票处，裹着石膏的武生也哭了，照理说今晚破天荒多了一百多张票，他不应该哭的……
<h3>爷爷骗猪</h3>
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故事，当时我只有4岁，但大致已记得一些事了。其时“文革”已进入尾声，物质供应依然紧张，正因为如此，革命大小将们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热情也大不如前了，因为他们也已开始明白“革命也要吃饭”的道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爷爷从乡下抱回一头猪来。
小猪的样子很可爱，颇有点像多年后看到的美国电影里那只梦想当牧羊犬的猪宝贝。只是与那只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小猪不同，我们养的猪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和肢体语言却能大致表达它的意愿。无论肚子饿了还是想拉屎了，都能看得出来。它还有一个别的任何猪都没有的优良品性——决不乱拉屎，不把它放出屋它是决不会拉的，即使胀得面红筋胀乱跳也一样。
当铁匠的爷爷一下班就侍弄那头猪，他把从菜市场捡回的菜渣铡得很细，然后再加些淘米水煮成稠稠的粥端给小猪，通常这时也是我的吃饭时间，我也会端上一个小搪瓷碗坐在猪的对面，爷爷就用慈爱的眼光看着我们两个小东西一边吃一边成长。
小猪是个非常贪玩的家伙，它对这个世界有着永远无法消弭的好奇心。它总是像风一样不停地在爷爷家那座旧式的老庭院里穿进穿出，一会儿在天井里拱拱青苔，一会儿到皂角树下对着蚂蚁洞撒尿。在那一百多平方米的小院里，像养了五头猪一般，抬头低头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随着它一天天成长，它对外面的世界也多了幻想和好奇。它开始喜欢跟爷爷和我出去散步，很长一段时间，在离爷爷家不远的铁路边，我们仨成为夕阳下的一道风景：爷爷后面跟着我，我后面跟着猪。
有时，爷爷加班，不能带我们出去，小猪就会显得很郁闷，它会百无聊赖地卷着尾巴在大门口静静地往外看，那眼神，与任何一个盼望大人回家的小孩并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运气好的话，爷爷会在它的盼望中回家，离家很远，小猪就感觉到了，而通常，我也是从小猪的神态中，推测爷爷离家的距离。我们通常是在同时冲出门去，而每当这时，爷爷都会面带笑容满脸汗水地站在我们的面前，左手拿一个糖果，给我。右手拿一块萝卜或黄瓜，给猪。有时候，猪还会很过分地扯着爷爷的裤管往铁路方向拉，每当这时，姥姥就会在一旁快乐地嘲笑爷爷说：你的猪儿子想散步了！这个时候，爷爷也会发自内心地笑得胡子乱颤。对于这个十口之家唯一有经济收入的家长来说，他这样的笑并不多。
走得最急的总是最快乐的时光，长大意味着烦恼的开始。这句人类的格言对猪也很适用。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猪长大了。猪长大了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再清楚不过了。虽然比起当今这些被“三月肥”催大的同类来，它已算是长寿的了，但再长寿的生命在终结的那一刻总会带来悲伤的。
本打算自己杀，但爷爷怎么也下不去手，我的舅舅和姨妈虽然久不吃肉，早就不怀好意地盯了猪很久了，但真让他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地把猪放倒，他们却没有这勇气。
最后，爷爷决定把猪卖到食品厂去，用自家的猪换钱买别家的猪肉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