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颖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5.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h3>聋子行贿</h3>
聋子和他的媳妇哑巴在我住的小区谋生已经有六七年了，聋子是鞋匠，专门帮人修鞋。哑巴没什么技术，就在聋子的修鞋摊旁摆了一个刷鞋摊，也算是一个配套工程。
小夫妻俩的老家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打算知道，小区的人们只觉得这一聋一哑的小夫妻已成了小区门口的一种固定装饰。两人感情好的时候，就凑在一个煤油灯改制的小炉上吃白水煮萝卜，你挑一块给我，我挑一块给你。虽然锅里除了白萝卜之外便再没有别的东西，但对方挑过来的白萝卜似乎总比自己挑的更有味，吃得聋子和哑巴一脸幸福。
小夫妻也有不愉快的时候，这种时候甚至比他们恩爱的时候更多，在他们的生活中实在不缺少让他们痛苦和不愉快的各种理由。有时也许是哑巴没收到刷鞋的钱；有时也许是聋子买的菜比别人买的贵几分钱；有时也许是聋子上厕所时贪玩跑去看别人打麻将等等。这些理由，都能使他们痛苦地争吵；他们吵架的样子很有喜剧味道：聋子总是像个大领导一样，背着手在哑巴面前踱来踱去，用他残存的一点听力能听到的大嗓门训斥哑巴。而哑巴则在旁边咿咿呀呀，间或用手中的鞋把地上拍起一片灰尘。也许是因为语言不通，他们的对骂并不像平常夫妻们的对骂那样伤感情。吵过骂过之后又会很快和好。往往经常是哑巴的脸上还挂着泪水，聋子便不知从哪里弄出一只青苹果或梨，用围裙擦擦，递到她面前。而这时候哑巴基本上就会破涕而笑。只有一件事除外，那便是如果哑巴骂聋子使用了绝招——用脚在地上画一个圈，然后往里吐口水，聋子便会生很久气，无论如何也不会去找苹果或梨……
哑巴和聋子就这样平静而凡俗地过着虽然有些苦涩但还算平静的生活。直到前些日子市上要加大城市环境美化工作。
新上任的市长觉得要让这座城市在他手中变得令人耳目一新，这种想法是对的也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因为环境是生活质量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于是，城市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装饰和改造。旧楼涂上了新的颜料；旧巷子扩成了新的马路，街边歪歪扭扭的老树都被砍掉了，行道树下安了彩灯。城市果然在不久的整改中变得鲜亮整齐起来，省报专门对此事做了报道，报纸上，市民们在宽阔的大街上笑逐颜开地走着，很幸福很快乐。
聋子显然没有这种幸福感觉，因为他知道，凡一说市容，必危及他的生计，因为小鞋摊和他本人，都是市容卫生的绊脚石。以往每一次“创卫”，他都会躲回乡下老家去休息一大阵，等风声一过，才会穿一件干净衣服，把补鞋的工具擦洗得干干净净地来到城里，他觉得这样至少不会太影响市容。人们也许会因为他的努力而让他在路边继续补鞋。
但这次再没有以往那么幸运了，据说这次确实是动真格的了。上面已制订出了一揽子包括“坐商归店，行商归市”的严格市容规范。聋子算了算，无论怎样他都算不得商，而且就算他每天把手补肿哑巴把手刷断也难以承担起房租和其他各种费用。当然，他也可以按市场管理部门的要求那样，把鞋摊移到指定的“刷鞋一条街”上去，但一想起百多个刷鞋匠和修鞋匠坐在一条街上像吃鞋动物般眼露饿光地瞪着每一个行人的脚时，聋子就有些绝望和憋气。凭着多年资深的补鞋经验他知道，没有一个顾客愿意提着一只烂皮鞋从城这边跑到城那边去找他补鞋的。因为路费不比鞋便宜。
眼看着这次连换新衣服都救不了自己了，聋子有些心慌。他决定为自己和哑巴做点什么，去找人托关系。他的听力虽不好，但隐约听得现在流行这个。
但真正要托关系他才发现他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用得着的关系都不会穿需要他补的皮鞋，而除了补皮鞋之外，聋子就再没有别的社交活动了。
他首先想到的是社区主任王婆婆，这是他见过的最大领导，带着50个鸡蛋一只乌骨鸡，聋子悄悄地来到王婆婆家，把鸡蛋和鸡往地上一放，脸憋得通红，声音洪亮地感谢王婆婆多年的照顾和关心，王婆婆正因为自己被“年轻化”了而失落着呢，见聋子来了，自是非常高兴，说整个社区就聋子一个人有良心！
带着对鸡和蛋依依不舍的心情，聋子从王婆婆家出来，又返回菜市场，买了40个鸡蛋和一只鸭，拎着径直到新上任的社区主任小刘家。小刘新官上任，自是不敢接他的礼物。她说帮聋子介绍城管队的余铁哥，看看余铁哥有没什么办法。
余铁哥聋子认识，这些年，聋子的缝纫机至少每年被他的铁腿踩扁一次。他听到这个名字都有些胆战心惊。
像一个发抖的战俘，聋子被小刘主任押着找到正在街边喝酒的余铁哥。余铁哥正喝得满脸溅朱，见小刘主任来了，一脸涎相，问：小刘妹，来陪你铁哥喝一碗！
小刘压住厌恶，把来由说了。余铁哥一巴掌把胸膛拍得通红，他说：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你小刘妹开口，还有什么说的呢？来，陪哥喝一碗！
那晚，余铁哥一如既往地喝醉了。聋子依惯例为他付了账，因为钱不够，他把鸭子和蛋也抵给了老板。
这晚，聋子睡了市容整顿以来第一个好觉。
不知是余铁哥喝了太多酒，已伤了记性还是那晚光顾着想摸小刘主任的手而忘了聋子的事。聋子的摊最终还是被拆了，拆摊那天，余铁哥一如既往地冲在最前面，表现得最勇敢最顽强。
聋子和哑巴从此在小区消失了。他们摆摊的空地上改成了一个小花圃，栽上月季花，月季花开了，美得让人有点伤感。
<h3>夫子偷铁</h3>
王夫子，名清正，字净尘，号万卷园主，知名文化人，诗书画皆绝。在庸城，无论官绅还是贫民，识字的还是文盲，皆以得到他的片纸为荣，此风俗一直维持到革文化之命的年代，一夜之间，连唐伯虎都进了火堆，何况王老夫子。
王老夫子自认比不过唐伯虎，因而，自己的诗书画被送入火堆变为灰烬，虽然心痛，但还不至于绝望。读书人，腹中自有诗书万卷，且手脚脑皆在，说不定哪天云开雾散，又可以写写画画了。他总是这样安慰自己，理顺了心态，最终没有像他的老朋友白樵生那样，忍气不过，夫妻双双跳了太平泉。
他的好心态，是一以贯之的。早几年，几亩田入了社，夫子以塞翁失马自劝，从此免了为几块小租金算账的麻烦，倒也安乐；自己的书画，换几斗谋生的米面，应该不难；及至万卷诗书被焚为一堆灰，卖画谋生的念头断了，他就自念“原本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想想连自己都不存在，何况那几册书乎？就是在学习班里被他一向瞧不起的汪打鼓呼来喝去，他也在心中暗暗笑两声：“凭你那张不念几个白字就说不出话的嘴，又能张狂几时？”果不其然，不久，汪打鼓就在念一篇顶重要顶重要的社论时，认错了字，被人告发，瞬间由学习对象变成了斗争对象，与王老夫子邻舍而居。
王老夫子也并非到了不食人间烟火对一切都失了喜怒的状态。好在早年读过的一些佛书让他一直坚信此生所受的磨难，自是有它必受的因由，从而能超然于世外，以旁观者的眼光和心态去看待。于是，所有的痛苦、屈辱也显得更容易接受些。这也让他挺过了运动最初几年尖锐的触及肉体的斗争，而当斗他的大将小将们循着斗争的哲学互斗去了的时候，他却在夹缝中生存了下来，从学习班出来之后，他被送回街道，管制劳动，扫厕所。
扫厕所这活儿，最大的难度，不在于它的脏和累，而在于它对人的羞辱。这对于常人是这样，对于王老夫子却没用，夫子深信，一个天天念叨劳动最光荣的地方，拿劳动来惩罚人是荒唐的。而如果你不把它当成羞辱，也就没什么辱可言了。相反，扫厕所的时候，面对的是不会打人不会骂人不会白眼恨人的粪便，倒也还算清静，你就是心里念诗，扫帚画画，也没人来找你麻烦。
扫厕所也有坏处，就是收入太低，一个月下来所挣的，连自己果腹都很困难，更别说要养活他那几十年没上过一天班却没怎么吃过粗粮的老妻。看着她每天对着只有几粒盐和菜叶多于米的粥一脸苦相的样子，他心中就隐隐作痛。
他也曾想过别的办法，比如写几个字或画几幅画，去找人换点细粮。但这办法显然行不通，因为这不仅可能给他带来皮肉之苦，而且可能连厕所也扫不成了。即便侥幸不被发现，但谁又敢买？谁又能买呢？遍观整个庸城，能买他画的人，又有哪个的日子过得不比他惨？
自己的字画，虽不像大家那样，可以换一幢宅院，但拿出去换只鸡鸭甚至猪羊，是蛮可行的。这是他唯一的手艺，但这时看来，比木匠或泥瓦匠们显得无用。
就在他求财无门，为老伴一天坏过一天的身体焦虑时，一条财路出现在面前——在他管辖的厕所背后，有一家铁工厂，厂里工人闹革命去了，没怎么生产，整个后院里，摆满了各种废铁，这些东西，恰是废品收购站需要的，一小块拿去换两个鸡蛋几个水果糖，甚至半斤白面或米，是完全有可能的。
念头一动，就如火星落到干草堆里，一发不可收拾。在经历了多次的煎熬和挣扎之后，他决定下手，用一根竹竿，前面加个绳套，做成套筒，把绳套套到铁块身上，一拉绳，便如钓鱼一般将铁钓住，从厕所的梅花洞里拉出来。得铁之后，他也从不亲自去废品站换东西，而是交给旁边玩的孩子，到手之后，分一两粒水果糖给他。
事情是在第五次时败露的。王老夫子的行动，被一个警惕性高的群众发现并举报，铁工厂布置埋伏，在老夫子钓到有史以来最大一块铁时，抓了个现行。于是，照例开批斗大会，会上，人们义正词严地批判他破坏生产，思想道德败坏，拉拢腐化革命儿童，有辱斯文！
这是王老夫子最感沉痛和伤心的一次批斗，人们用一根细细的铁线，将那块大铁挂在他脖子上，押着游街。事隔多年以后，他还清晰地记得那锥心刺骨的疼，一直痛得钻进了心，痛了半生。
他说：世上最邪恶的事，莫过于先逼良为娼，再审判你的道德。
他说这话时，已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了，此刻，他的一幅画，已能换到一套二居室的房子，但因为没有老伴分享，他觉得换什么对他来说都没有意思了。
<h3>卖半天</h3>
“卖半天”是庸城一家老字号米粉店，它究竟有多长时间的历史，谁也说不清楚，在无数代庸城人的儿时记忆里，都曾飘起过那略带发酵酸味的米粉香气，爷爷儿子或孙子说起，差异都不是很大，许多远行的游子，几乎就将这酸味当成了故乡的味。在外面游走，心中想的，便是那味道，而远道回来，放下包袱，第一件事就是冲往小石巷的“卖半天”，急切而欢快地冲老板喊：“大份，红汤熟浆，一份姜汁猪耳一份红油豆腐一份五香花生，二两梅子酒。”
以上这些一句话就能喊完的，便是“卖半天”店里所有的产品，他家就是凭着这老五样，在庸城那条并不太显眼的巷子里站住脚跟一经营就上百年。
“卖半天”的老板姓黄，但因为店面名声太大，而时常被人改姓卖。老板并不介意人们这种改法，因为这是对他品牌的最好认可，他不介意人们怎么叫他，但他介意人们对他做的米粉和小菜是否满意。
这一代“卖半天”老板黄炳齐，已是第四代，与前三代不一样的是，他中途曾经离开过米粉店20年，原因是“卖半天”公私合营后变成了“红卫小食店”，不仅名字改了，而且也不只卖半天，所做的米粉和小吃，味道也大变，有几次，甚至从发酵池里爬出了蛆虫，他看了又急又气，向经理反映，经理不听，向经理的上级反映，结果却是说他不满公私合营而向无产阶级发难，甚至怀疑是他在搞破坏，于是组织批斗会，以触及皮肉和灵魂的方式，让他闭嘴。他受此大辱，气恨不过，将他祖辈留下的招牌，从柴房偷了出来，裹上麻布和黄油，深埋起来，然后悄悄跑出去，加入到“盲流”的行列，在新疆建设兵团煮饭，一煮就是十几年。
当他再次回到庸城时，“红卫小食店”已濒临倒闭，黄炳齐跑到政府要求“落实政策”，归还他的店面和小院。但最终只要回了小院，他把招牌挖了出来，挂在后院门上，对老婆和孩子说：“只要我们把味道做好，招牌挂在后门，也照样做生意。”
于是，一个奇怪而滑稽的场面出现在庸城街头。原本前店后院的一家米粉店变成了两家，前店几个穿着脏兮兮工作服的国营店员从早到晚守着的生意，远不如后院一家三口在小院中央摆着几张小桌只做半天的生意。通常是前店门可罗雀，后店顾客如织，大伙冲着那块老招牌，也是冲着那老招牌下纯正的味儿去的。
“卖半天”对米粉的味道，有近乎偏执的坚持，他的米粉和小菜，不仅仅只让食者的口舌舒服，而是要让人的眼睛、鼻子和心情都能享受得到。因而，他在色香味方面，做足了功夫，他常对妻儿说：“厨者偷安，吃者随便，饮食之大弊。我们虽然做的是小吃，但心思却不能太随意！”这段话其实是他祖爷爷传下来的，那时他在一个大户人家当厨师，负责做米粉和凉菜，东家常跟他念叨这句话，他觉得非常有理。
要做到不偷安，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这也就是“卖半天”为什么只卖半天的道理。其实，还有另外半天，小店一家三口，从蒸米捣浆压粉酵粉准备各种调料，就像唱戏那样，台上揭幕唱了小半天，而后台梳妆打扮忙活一大半天。而且，梳妆和准备的过程，远没有舞台上表演那样光鲜夺目，于是关门谢客，只留精彩示人。“卖半天”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待客，道理也就在此。
一年后，“红卫小食店”宣布结业，除了经理之外，包括小店的几名厨师和服务员，以及全城的食客都表示欢迎。“卖半天”的招牌，又一次挂到前店的门楣上，在经历了20多年的折腾之后，“卖半天”又一次回到姓黄的手中。
自那以后，黄炳齐继续带着他的妻儿和伙计，坚持着从制粉到煎芝麻油，从葱花的切法到桌椅灶具的整洁度都近乎吹毛求疵的要求。最重要的是，他依然坚持只卖半天。从早晨7点开门，到中午1点收工，而且最怪异的是，限制客人点菜，一人一份，绝不超标。其理由是每个人的食量都有限度，胃口是越逼越大的，吃得越多，耗钱就越多，挣钱的欲望越强烈而人也就越累。而对于做菜者也一样，每天早晨他认认真真做200个人吃的东西被100人吃了，还有100人就吃不到了，而要另100人吃得到，就得加班再做，这样，不仅人更累了，品质也无法保证了。
他的说法，一半人赞成，一半人反对。赞成的多是老人，觉得这是悟透人生的智慧；而反对者多为年轻人，认为这是不思进取不求上进的表现，照他这样的技术和名气，早就该开分店了，一传十，十传百，搞不好真能搞出个中国的肯大爷麦当当呢！
黄炳齐可不管支持还是反对，都不紧不慢，不疾不徐，坚守着只卖半天的原则，余下的半天，喝茶、钓鱼、看书、睡觉，不富不穷，怡然自得，而他的这种怪异，加上他的手艺，使“卖半天”成为庸城一绝，每有远道而来的客人，人们都会带他们来品味和见识一下，这里已渐不是个食店，而成了县城的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