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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Part Four</h4>
于是大家可以放心地信口开河。哪一个傻瓜会信以为真呢？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心情是彼此默契的，那么就这样吧，既然青春需要被虚构。
可能是重回单身的缘故，王桐的身心又有了一些少女时期那种惯常的恍惚感。
她跟单位申请休了年假，像是要有个专门的时间来让自己郑重其事地适应人生角色的转换。现在的她，有点儿搞不清楚自己算是个什么人。单身母亲吗？好像没问题，可她觉得也并不完全和自己的感受相匹配。现在令王桐恍惚的，说得深刻一些，恐怕就是那几条人类亘古的困惑了——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
离开不过一周，曾经被称为“家”的所在已经令王桐感到陌生。这并不完全是心理因素作祟，一切的确是变了，说是面目全非也不算过分。
房间突然称得上窗明几净。
进门的玄关上，多了一口不大的玻璃鱼缸，小口，鼓腹，粘在上面的黑色商标还没有揭掉，水面上浮着一朵橙黄色的塑料荷花，几条斑斓的锦鲤挤在水中。王桐不自觉就去数了数，五条，一共有五条。它们在鱼缸中显得有些拥挤，你来我往，不能算是畅游，还有些摩肩接踵的意思，却让这道景观看上去平添了一股熙熙攘攘的热闹劲儿。
抬眼四顾，就看到了客厅阳台上的新事物。落地窗开着，初秋的晨风吹进来，窗帘随之轻舞。飘拂的窗帘似乎得到过谁的指令，有意在强调着那台摆在它前面的机器。是台跑步机，常识足以让王桐一眼就看出来，那是台跑步机，但恍惚的心还是吃惊不小，发出“居然是台跑步机啊！”这样的感叹。
今天是周五，选择今天回来，显然是为了避开刘奋成。刘奋成供职的公司有着雷打不动的周五晨会，这一天他必须早早出门，其他时间，身为高管的刘奋成不用朝九晚五地赶去打卡。
其实撞见又如何呢？但曾经的夫妻还是选择了相互避让。在电话里约定周五，两个人可能都有些心照不宣的会意。王桐对刘奋成不就是这么习惯性的体贴吗？要不怎么办呢，难不成当她进门的时候，喜欢睡懒觉的刘奋成要被迫出门跑几圈吗？
见不得了。起码，短期之内，两个人是见不得了。见了，算不上狭路相逢，可好像会比狭路相逢更让人难以错身。
电脑桌上换了台键盘，造型是复古打字机的样子。按一下，清脆的声音和强韧弹起的手感让王桐不禁缩手，像是被沸水烫了一下指尖。“他还是给买回来了”这种抱怨的情绪压都压不住，王桐吃惊自己对此还是有些愤懑，而且愤懑之中，又多了些对自己没来由的同情。为了这样的一个键盘，夫妻间发生过分歧。刘奋成看中了，淘宝上有美国代购，关税自理，将近三千块。王桐否定。否定的理由不一而足，太贵，用处不大，乃至“敌人赞成的都是我们反对的”那种态度。
什么时候就成了“敌人”呢？不知道。这个丈夫，压根不做家务，在她怀孕的时候抽烟，嗓子稍微有些疼，都小题大做地要求她请假陪着上医院检查，不顾及她怀着身孕上班，让她买药，还要把药给他送回家……
也许就是这样一天天变成了“敌人”？
王桐打开电脑。今天回来就是为了拷贝文件的。能带走的那些有形的东西，都已经搬离了，现在，要带走最后一点虚拟的遗存。显示器亮起的时候王桐有些紧张，一时间，她怕刘奋成已经更换了密码。这个担忧同样没有来由，可她就是害怕和紧张，是一种面对“决裂”的生理上的畏缩。自己的生日，熟悉的一组数字，顺利进入了系统。就好像一切并未改变，可以流畅地回到从前。
电脑的屏保依然是两个人的合影——站在烟火蒸腾的夜市里，身后是烟熏火燎、生机盎然的世相。王桐尝试着操作键盘，全新的键位向她昭告：如今，她的确是一个陌生人了，要重新去摸索一个键盘的使用，要重新去摸索生活。
她一边操作着电脑，一边下意识地回头瞥一眼身后玄关上的那口鱼缸。
“世界是一口巨型鱼缸”，这个感受曾经顽固地占据过王桐的意识。
那年她十六岁，认识刘奋成也是在这个时期，那时候他们刚刚考入高中。这么说起来，差不多也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了。
彼时，王桐的母亲离开了家。
走的时候，母亲来学校找王桐。那天居然真的落着细雨，就像庸俗电视剧里的套路，每当分离的时刻，就会有细雨落下。站在学校门前那棵呆头呆脑的老槐树下，母亲塞给王桐一把钞票，还有一张存折。母亲把存折、钞票和王桐的手攥在一起。
王桐恍惚着，居然在想，这只手没有少搧过她耳光——为了她忽高忽低的成绩，为了她时常恍惚的情绪，为了她偶尔的懒惰和偶尔的出言不逊，也许有时还为了母亲某些说不出口的私愤。直到长得比母亲高出一截后，有一天她抓住了这只手，“妈，别搧我，你真的别搧我了”。母亲才再也没有碰过她。显然，母亲识相地认识到，女儿的手劲已经不输于她了。
这只手因为分离在那一天攥紧了王桐。王桐无话可说，当她终于想开口问问母亲到底要去往哪里时，母亲已经钻进了那辆等在路边的小车里。爬虫一样的车子，涂着难看的屎黄色，是那种小车中的便宜货。开车的男人王桐见过，他曾经开着这辆破车无数次出现在她家的楼下。但是男人的面容却模糊不清，他总是躲在车里，所以王桐很容易就认为他的脸也应该是屎黄色的。
这个男人用一辆屎黄色的便宜货带走了她的母亲。
如今想来，那一天的雨总是往人眼睛里钻。王桐偶尔会让自己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去回顾：如果那一天，你恰好从槐树路中学门前经过，你恰好看了一眼那棵呆头呆脑的老槐树，你就能一眼看到，比那棵老槐树更呆的，是那个站在它下面的女生。她留着乱蓬蓬的短发，穿着松松垮垮的校服，眼窝里水汪汪的，像一个十足的可怜虫。的确是一个可怜虫。但她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小可怜儿——就像偶像剧里的女主角，很不幸，很茫然，眼圈总是莫名其妙地红着，表情总是有点受到惊吓的样子，弱不胜衣，楚楚可怜，随时都会有晶莹的泪珠潸然而下。事实上，她看上去是那么皮实，不过有些恍恍惚惚的走神而已。她留着男孩子一样的短发，喜欢穿愚蠢的校服，因为尽管的确难看，但肥大得令人舒服。
这个可怜虫读高一了，成绩尚好，否则也考不上槐树路中学这样的重点学校。她长得不漂亮，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小甜心，但这也不妨碍有男生屁颠屁颠地来追她。高一刚入学，老师从她的桌仓里搜出一沓男生写给她的信，她因此还差一点被记上处分。够倒霉吧？还有比这更倒霉的，她的父亲下岗了，被“照顾”进了一家保安公司，穿着那种蓝不蓝白不白的保安服，整天昼伏夜出。这个父亲白天睡觉，晚上出去为一家生产有毒物质的企业站岗，他为这家企业保护住了有毒物质，却没有为她保护住一个母亲。母亲也下岗了，在商场替人站柜台，经常一站就站到了后半夜。有一天夜里，母亲哭着回来，她从床上爬起，光着脚，贴在门上听母亲在客厅里抽泣。母亲在给一个人打电话。故意压低的声音混在含糊的抽泣中，听上去像是打着一连串的饱嗝。
“这样的——日子——我——哦——过不下去了——。”母亲对着另一个人断断续续地说。
她感觉自己被人当胸捅了一拳，捅到肉上时拳头还拧了一下，心想，“这样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在槐树路中学，她对同学们说自己的父亲是公安局副局长。谎言出口时，即便加上了一个保守的“副”字，可依旧改变不了说谎的本质。她需要这么做，以此来假设日子并不一定是晦暗的和平庸的。这不算很大的罪过。在这所名校里，每一位同学都有着显赫的家世，一个个都像是公子哥儿，最逊的，好像也有一个当居委会主任的姑姑。《木偶奇遇记》里的皮诺曹每次说谎，鼻子都会噌噌噌地增长，一直长到能够把谎言戳穿、令其昭然若揭的长度。如果童话成真，槐树路中学就会长出一大片像皮诺曹那样自我暴露的长鼻子，直挺挺地林立着，成为一片谎言的森林。可事实上，童话也是骗人的，他们有蒜头鼻子，有鹰钩鼻子，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鼻子，就是没有因为说谎而长出的长鼻子。于是大家可以放心地信口开河。哪一个傻瓜会信以为真呢？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心情是彼此默契的，那么就这样吧，既然青春需要被虚构。
唯独她遇到了一个傻瓜。
历史老师的儿子深夜潜入学校的微机室抱走了一台电脑，没几天便被公安抓去了，这位老师却把她请进办公室。“王桐啊，你爸爸是公安局的领导吧？”她的头一下子变得有篮球那么大。她想自己是脸红了，历史考不及格她都没有脸红过，可是现在脸红了。她硬着头皮哼哼，听到了这样的请求：“你爸爸有空的时候，老师想去拜访一下他。”
从此以后，历史老师每次见到她都会眼巴巴地盯住她，问一声：“王桐啊，你爸爸有空吗？”
日子因此一下子变得糟糕透了。在谎言的森林里，只有她的鼻子有了变长的危险。脚先变软了，一跨进学校的大门就会发虚，让整个人都跟着蔫下去，恍恍惚惚成了常态，再也没有了在操场上疯跑的劲头。
学校的门卫室也有保安，那个灰溜溜的中年男人，经常会在放学的高峰时间猝不及防地振奋起来，像一位首长那样挥舞着胳膊，把学生赶马似的往校门外赶。那时槐树路中学的公子哥儿们就会夸张地笑起来，叫他“二警察！”听吧，是“二警察”。而她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二警察”，却被吹成了公安局的副局长，却被一个傻瓜老师信以为真。
这就是王桐十六岁时的日子。
那么，这样的——日子——我——哦——过不下去了——。
那天放学后，王桐攥着母亲留给她的钱和刘奋成去逛街了。
上课时她把头埋在课桌下数了数，居然有七百多，而那张存折上的数目，是三千块。这无疑是她长这么大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她以为自己一定会兴奋，可是却发起呆来。因而和刘奋成走在大街上时，她又是恍恍惚惚的样子了。她说不清自己的感受，想这就应该是“神不守舍”吧？神不守舍，这个词是刘奋成说出的。
“王桐，你有些神不守舍。”刘奋成把她的书包卸下来替她背上。
入学之初，王桐被老师从桌仓里搜出一沓男生写的信，其中就有刘奋成的。当她因此而倒霉时，只有刘奋成找到她面前，煞有介事地向她道歉。两个人站在操场的高低杠边，刘奋成围着她转圈。而她，使劲地把脸扭向一边——是那种通过扭腰完成的扭脸，扭一下，再扭一下，非常有力，像足了那种撒娇的小女生。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天哪，我居然在跟男孩子撒娇哇！可就是身不由己，嘴唇没准儿也是噘起来了。刘奋成随着她脸的朝向团团乱转，从那杆低杠下钻来钻去，终于一不小心迎面撞在横着的铁杆上。
那一下撞得可真是结实，刘奋成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一声坐在了地上。她看到了什么？对啊，是血，很稠很酣的血，从刘奋成的鼻孔里慢腾腾地爬出来。有多稠多酣呢？这么说吧，还没流到下巴上，就已经凝固了，流不动了。
她十六岁，第一次看到一个男孩子因为自己流了血。
母亲离开了她，正如刘奋成指出的那样，她有些神不守舍。她看着身边的刘奋成，两只书包像两只炸药包一样地扛在他的肩上，就愈发神不守舍了。可是她能对他说说她的神不守舍吗？对不起，她不能。在刘奋成心里，她的父亲也是公安局的副局长，而她的母亲，在谎言中成了商场的“副”经理。她想，眼前的这个人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傻瓜之一吧，相信她说出的每一个字。曾经有几次，她神不守舍地想，要是刘奋成问她：“你是谁的孩子啊？”她就响亮地回答他：“我是‘二警察’的孩子咯！”可刘奋成从来不问，她的真相也就只好藏在肚子里烂掉。那么现在，她的神不守舍就是没有根据的了，像电视剧里那些深闺中的小姐，为了一阵风，为了一场雨，有时干脆什么也不为，莫名其妙都能神不守舍一会儿。
得不到解释，刘奋成也跟着神不守舍起来，脑袋耷拉着，被两只书包压着的肩膀塌了下去。她心里一阵发酸。但是她无能为力。是吧，她很虚荣呢，这是她的问题，可她只能这么虚荣下去。她对生活的伪饰，其实简单，也许不过是盼望有一天，能够带着一种自毁的心情向着男孩子深情地坦白与发问：好吧，就是这样，那么你会喜欢一个“二警察”的女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