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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星期后,他到二十里外的电讯站去找她,她不得不把一个夜班的同事叫醒了,给她做替工,才能够抽身出去和他说话。
“我们还是递一个申请书进去吧!”他建议。“如果两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不宜结婚的,你放心,组织上一定会告诉我们的,这桩事尽可以让组织上替我们决定。”
她仍旧是那句话:“考虑考虑吧!”但是他第二次再去找她,她让步了,迟疑地说,“好吧!”于是他们递了申请书进去,得到了上有许可。有一天傍晚,王霖派了勤务员牵着马上接她。
马蹄声在黄昏的寂静中听上去特别清脆。他站在庙门前的石阶上,等那蹄声去远了,方才进去。大殿上黑沉沉的,只有他们房门里射出来的一些灯光,隐约可以看见旁边一排神像的青脸红脸,与他们金色的衣褶。破了的窗纸被风吹得啪喇啪喇响着。在他黑暗中走过,进了东配殿,那是他的房间。今天房间里打扫了一下,东西也整理过了,灯光照着,仿佛空空洞洞,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党在战争期间是比较肯妥协的,所以他们驻扎在这座庙里,并没有破坏那些偶像,也容许女尼继续居留。但是年轻的尼姑全都逃跑了。剩下一个老尼姑,住在后进,正在那里作夜间的功课,“托托托托”敲着木鱼,均匀地一声一声敲着,永远继续不断,像古代更漏的水滴,为一个死去的世界记录时间。
王霖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着那女孩子来,心里渐渐觉得恍惚起来,感到那魅艳气氛渐渐加深。那天晚上她来了,天一亮就走了,还是那接她来的勤务员送她回去,替她牵着马。此后他每周期接她来一次。她永远是晚上来,天亮就走,像那些古老的故事里幽灵的情妇一样。
有时候他几乎是挣扎着,想打破那巫魇似的魅力。他宁愿把她看得平凡些,也像别人的妻子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是不行。只有一次,他觉得他们确实是夫妇。那是有一次召开干部会议,临时因为军事状况,改在他驻守的小镇上举行。共产党向来最注重会场的布置,开会以前照例有一个高级官员到会场去亲自巡视一周,如果认为台上的桌子上搁的一瓶花不如理想,就要大发雷霆,负责的干部可能受到处分。但是在这战区内残破的乡镇上,花也没有,鲜艳的纸带、戏剧性的灯光装置,统统没有。甚至于连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都找不到——那是最不可少的。
王霖非常着急。最后是沙明替他解决了难题,在正中的墙壁上糊上很大的一张红纸,写上一行大字:“毛泽东万岁”。本地人向来都是用钢脸盆洗脸,她把两只钢盆里注满了食油,放在桌上,一边一个。在开会的时候,盆里的油点上了火,燃烧起来,橙黄的大火焰蹿得非常高,一跳一跳,光与影在红纸的背景上浮动,所有的干部全都举起一只手臂来,宣誓为党效忠,会场里充满了一种神秘庄严的气氛。
王霖得意极了,就像是他们在家里请了次客,太太招待有力,成绩圆满。事后他很和她谈讲那一天的经过,种种趣事与小小的不幸,回想起来都非常有兴味。最快乐的一刹那是客人全都走了,而她并不跟着走,却住在他这里过夜。
她告诉他参加新四军的经过。她在高中读书的最后一年,有一个女教师常常在课外找她谈话,和她非常接近。这人是共产党。在少女的心情里,这一类的秘密活动太使人兴奋了,深夜的轻声谈话,钻在被窝里偷看宣传书籍,在被窝里点着蜡烛。女教师告诉她:只有苏联这一个国家是真正帮助中国抗日的。她经常报告延安与日军接战大胜的消息,大家私下举行庆祝。于是沙时与其他的几个女同学,都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女教师后来离开沧陷区,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就把她们几个人一齐带增了。
“沙明”这名字是她到了这里以后才采用的。她认为这名字很男性化,很俏皮,像个时髦的笔名。
她告诉他她去年在这里过冬的情形。四个电讯工作者,一男三女,驻扎在一个农民家里,占据了一间堂屋。白天在两张方桌上工作,晚上就睡在桌子上。堂屋没有门,被兵士确了去当柴烧了。北风呼呼地直灌进来,油灯简直没法点,夜间工作非常困难。虽然没有门,室内究竟比牛栏里暖和些,所以屋主人一到晚上,总是把牛牵进来,系在窗槛上。每次一听见那牛哗哗地撒起尿来了,值夜班的两个电讯员中,就像有一个赶紧跳起来,跑过去把一只木桶搁在牛肚子底下,然后回到她的座位上。牛撒完了尿,又得有一个人赶紧去把桶挪开了,不然就会给它一脚踢翻了,淹了一地的尿,脚底下全汪着水。
有牛在房间里,也有一样好处。在风雪的夜里,三个女孩子都钻在牛肚子下面挤紧了睡觉,像小牛一样。
她告诉他这些,自己仿佛很难为情似的,也跟着他一同嘲笑她这些意想不到的苦境。
“小资产阶级投身在革命的洪炉里,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经验。”他承认。“可是要彻底改造,非得经过这一个阶段。”
他怜悯她,但是口头没有什么表示,至多说一句,“你身体不好,所以吃不了苦。不过身体会好起来的。”
到了夏天,她因为小产,病倒了,躺在一扇板门上,给抬到庙里来,庙里有一个医疗站,住着伤兵。王霖很喜欢有她在一起,但是他没有时间可以看护她。年来这一整情形很紧张,最后他们终于不得不仓皇撤退了。
撤退的命令来的时候,是在后半夜。大家顿时忙碌起来,乱成一团。兵士借用的农民的物件,都得要拿去还人家,因为他们的口号“不取民间一针一线。”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砰砰拍着门,喊:“大娘!大娘”一个老婆婆睡眼朦胧扣着钮子,战战兢兢来开门。兵士交给她一只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只破锅,锅底一只大洞。他向她道谢,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
“我们现在走了。不过你放心,大娘!”他安慰地说:“我们要回来的。”
王霖有无数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发现沙明挣扎着坐了起来,把她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打了个小包。在这一刹时间,他心里很难过,不知道应当怎样告诉她,她不能和他一同走。“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转过身来面向着她,两只手掌按着膝盖上,放出很威严的样子。“我们要照顾到你的健康,你还是不要动的好。我跟方同志讲好了,让你暂时住在他家里。”方同志是王霖的勤务员。王霖很有把握,方家两个老的一定会效忠于他,因为他们的儿子在新四军里,是一个人质。
她缓缓地继续整理东西,但是她终于停止了,仿佛疲倦过度似的,身体往前扑着,把脸埋在包袱上。他知道她在器。
“你坚强一点,”他说。“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们常常得要留在敌后打埋伏。”
“我要跟着一块儿走,”她呜咽着说。
“可是担架不够用。”他急了,终于把真正的理由说了出来。“也没有那么些人抬担架。伤兵总不能不带着走。你一个生病的女人,没关系的。受伤的男人可混不过去。”
他自己也有些东西需要整理。过了一会,他再回过头来,看见她已不哭了,在那里继续整理东西。已经有喔喔的鸡啼声,油灯的黄光被灰色的晨光冲淡了,透出一种惨淡的颜色。他觉得他们就像是要去赶早班的火车,心里只觉得慌慌的。
方同志的父亲和哥哥抬着一扇门板来了,把她搀下床来,给她躺上去,盖上一条棉被。其实天气很热,但是总仿佛病人应当渥着点。王霖弯下腰来,把棉被在她颈项后面塞一塞好,轻声说:“你不要紧的。不过还是宁可小心点,快一点好起来,我们就要回来的。”她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她的脸潮湿而苍白。
“同志!你尽管放心,不要紧的。”那老头子大声说。然而老头子显然心情非常沉重,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前途的无数麻烦与危险。他那勉强装出来的愉快的语气,让王霖听着,心里突然有一阵寒冷之感。他站在那里,他们抬着她穿过稻田,在晨星下。
军队移到了另一个区域。这已经是抗战末期了,交战的各方面由于极底疲倦,都变得满不在乎起来,谁也不肯认真卖命。往往经过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战,一个人也没有死,简直成了闹剧化的局面。无论哪一方一鼓作气,向前冲过来,另一方就纷纷地集体投降;但是一有机会,就又倒了回去。大家就这样倒来倒去,不算一回事。整团、整师的军队,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筹码一样,有牌桌上推来推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常常有人穿过疆界,带信也很方便。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看上去似乎沙明是和新四军完全失去联络了。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情。有很多可能。也计她被发现了;也许有人靠密,把她抓了去,也说不定她的病热又转沉重,又缺乏医药,竟至于死亡。
王霖有一次设法派了一个人去,给方安送了一封信;信是他们儿子写的,问起沙明的下落。方家回说他们把她送走了,因为当地有人认识她,有被发现的危险,所以把她送到距离很远的另一个村庄里,寄居住在他们的一个亲戚家里。但是他们听说她已经自动地离开那里了。
王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他化装为一个小生意人,跑到方家听说的那个村庄里,去找他们那个亲戚,叫做赵八哥的。
赵八哥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矮子,暴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得青青的。头发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那仿佛也是出于自卫,免得让人一拳打在下颏上,给他致命的一击。
他斯斯文文地穿着蓝布大褂,并不是普通的庄稼人。若要问起当地的木材、蚕桑、茶山、盐运、税收,他无不熟悉,然而仍旧本本分分,十分各气。王霖假装对于木材很有兴趣,是方家指点他,叫他路过此地时候,可以向赵八哥请教一番。赵八哥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口才那样好,王霖以为“八哥”一定是他的绰号。但是后来看见他老婆出来了,大家称她为“八奶奶”,方才知道他确是行八。
赵八哥留他吃饭。在饭桌上,做主人的又详细讲解纳税手续的复杂与微妙,沿途有各方面的关卡,又随时可以碰上各方面的军队。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不管”的区域,被日本兵、共产党、和平军、与各种杂牌军轮流蹂躏着。
他们喝了几蛊酒以后,赵八哥说起“那次日本兵从通州下来”的故事。
“我正在家里坐着,”他说:’——走就走进来了。领头的一个军官开口就问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说:“是的。”那他又问我:“你喜欢中国兵呢?还是喜欢日本兵呢?”这一问,我倒不晓得怎样回答是好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说的呢也是中国话。”
“听他们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的。”王霖说。话说出了口,他才想起来,在乡下人听起来,日本兵的国语与北边人的国语,都是同样地奇特可笑。
赵八哥也并不和他分辩,只把头点了一点,迳自说下去。“暖,听口音又听不出来的。只有一个法子,看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得出来。暖!两样的,不过,不敢看。”他把头微微向后一仰,僵着脖子,做出立正姿势,又微笑摇摇头。“不敢往底下看。”
王霖耐心地微笑着,没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