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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寻找一个人。他究竟是谁我无法知道;相貌、年龄、职业,我全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里,否则我不可能与他亲近起来。我是在半年前发现这个人的,就是说我与他逐步了解、亲近已有半年。所以现在我非得找他了,非得搞清楚他是谁。此之前,我得让你们知道我是谁。
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刚拿到艺术学位,这座五十层的公寓楼上没人认得我。一个占据最小一隅的、出出进进挂着谁也不惹的微笑的东方女人。我教一点书,时而到餐馆打打工,还在美术用品商店干半个售货员。我的收入五花八门,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钱。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劳与寂寞,抑或还有点独享的快乐。
此外,我还是个晚期失眠症患者。三十岁这年,我不仅是患者,而且晚期了。原以为到美国来这个症不会跟我来。像是净光一个人来的,跟从娘的产道里爬出来一样净光,没钱、没履历,一切好的恶的附属全被丢在海关狭狭的甬道那边。到美国的第一觉我睡得熟透、我便以为失眠也被成功地遗弃在海关那头了。
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脸,看见一大摊黑色在白床单上。我不认识我的头发,但我认识我的失眠。就是这个情形,我的无数辗转惊扰了它们,它们逐渐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它们开始勒我。
那夜我知道我完了,跟癌症一样,它回来了就不会再走。这个回归,就是晚期。辗转越来越急促,我得频繁地扯开渐渐绞紧的黑发。之后我开开灯,对了,就从那夜,我必须睡在明明白白的灯光里,不想那些漆黑的头发再往我颈子上爬。
凌晨三点,我放弃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温存和耐性,离开了床。床的一步开外是窗子,打开来,捂在我脸上浓稠的冷中有异国的陌生。还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敏感。我发觉了它——挺远一座楼上,在与我相仿的高度,有口窗亮着。接下去的一些夜,在我辗转得疯狂和疲惫都到极致时,我会突然想:哎,去看看那个窗,还亮不亮着。它亮着,一夜夜亮下去了。我开始想,这是个不平凡的对称,一个秘密的与我的对称。
如果我把它讲给任何人听,讲到此,人不会再听下去。人会躲开一个无聊透顶的女人远些。包括我曾经的室友们。半年前,我即兴给自己找到了这个独房公寓,在五十层楼顶,月租五百。就那么突然地,我不想再忍受淋浴声、摇滚、国语肥皂剧、煎炸食物的“咝啦咝啦”,以及厨房里的蟑螂。按亮灯的一刹,我听得见它们一哄而散。还有地板上的霉斑,它们蔓延到桌腿、床腿和人腿上。每个人都没意识到自己在翘脚,因为翘脚是在完成功课、看肥皂剧甚至吃饭中进行的。搬家前,我告诉同胞们我睡不着觉。听说我花五百块去买觉,我的同胞对此示出温和的蔑视。他们来美留学有些年数了,已形成一个阶级,我的行为,是种阶级背叛。从大陆中国来的人,都懂得它的严重。
“现在你睡着觉了?”李海澜在校门口碰到我问。李海澜是我的男的朋友,不是男朋友。他也学艺术,先我入学一年,却到现在还没毕业。过去他一直劝我别毕业,一毕业就是失业。奖学金好歹管一口饭。“搬到那么贵的房子里,该睡得跟尸首一样了吧?那么高,什么还吵得着你?”
我们走进学校咖啡室,他从一只塑料袋里掏了一大钢精锅冷面,吃起来,一点也不怕吓着这些美国学生。有人对他瞪眼,他就将锅作出去:“来点吧?请?”李海澜什么都不怕,在课堂翘着脚发的宏论使他在教授眼里形象优异,思想也优异,因此拿最高奖学金。
“我已经”趁他的脸在钢精锅上俯仰,我翻着小日历卡,数那些被红笔圈住的数字。有二十八个红圈。“整整二十八天没睡觉了。”彻底无眠的二十八个昼夜,李海澜认为称得上个事件了。他听说连续五十天无睡眠,人一定会死,我晚期晚得不剩几天了。
“你不睡你干什么?”李海澜问我。他要是能够不睡他一定开卡车去,都说开卡车开得阔。要不他就画五十元一张的水彩花卉。他的花卉俗得合宜,在每个社会阶层都有销路。“你写小说?”我摇头。写小说跟画花卉不一样,不是你拿了笔,铺上纸它就出得来的。状态不对。那种状态下去写会把天下人都得罪。“不写你干什么呢?”
“就那样……你说我能干什么,大半夜的?”我不知我在斜起嘴笑,但李海澜说我在冷嘲。我脸虚肿,眼袋低垂,我还能有劲去冷嘲谁。
“你就是太孤独了!”他把钢精锅“当郎”一声扔进塑料袋,他的课要开始了。“听我的,找个男朋友。日子就是太孤独了,不然我也不会和声声(他女朋友)搬到一块儿。你到最拥挤的地铁上看看,每张脸都被孤独弄得一模一样!”他站起身:“我们是这样的紧密相处,却又彼此孤独得要死。哪个诗人这样说的。”他走走又回来告诉我:“找个男朋友!”
结果李海澜把事情想得这么通俗。他根本不懂我对他暗示的那口窗:一个物体一种感觉的存在不会绝对孤立,说不定哪儿就暗暗有个对称。一个长明的窗对称另一个长明的窗,一个无眠的夜对称另一个无眠的夜。
我得去找这个人。
“电话,姓名,邮政编码都没有?”厕所里碰到个女警察,漆黑脸蛋,血红肥厚的嘴唇,真夸张得漂亮极了。她告诉我地址、电话、姓名都没有,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坐在马桶上换下教书的窄裙,套上餐馆的长裤、红制服。女警察在外面说:“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吗?”
我“哗”一下拉开马桶隔间的门,清醒而坚定地说:“有这个人的。”
怎么会没这个人呢?一夜、两夜,三夜,芝加哥那么多窗泯了燃,燃了泯,它却始终亮在那儿。亮得并不肯定,像灵性和知觉。
我不想和人再讲起它。好比我从不把我最爱的书借给人,人若不懂,书就糟蹋了。我受不了人不懂它。我得认真地悄悄地去寻找,首先要紧的是电话号码。在某个凌晨,我拨通电话,淡说一个:“哈罗”。都会在那一霎感动:原来连孤独自身都不是孤立的,总有一分对称、相伴的孤独。
电话公司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没有邮政编号、姓名,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星期日早上,我用厚粉底遮掉真脸色,步子快乐地下楼去。
我向守门的老爷子问起一幢高度与这座相仿的公寓楼。
“附近?据我所知,这一带没有第二幢这样高的公寓。要么是办公楼?”老爷子说。
我肯定它是公寓楼,说完我推开死沉的玻璃门。
“那一定不是附近!”老爷子在我身后抬杠道。
我朝我认定的方向找。街截止了,却没见那楼。它是比想象的远许多。芝加哥的初秋是淡灰的,绿树都旧了。茸似的雨有点呛人,我怕走坏这双好牌子网球鞋,决定乘几站街车。车上只有七八个乘客,其中一个居然还叫得出我名字。
“不认识我啦?我是虹虹啊,我们在陈老板店里一块做过啊!来,坐啊!”
我记起虹虹来。这个腹上鼓了半只球的孕妇曾经不这么丑,一个傻胖傻胖的墨西哥厨房伙计说她的美是头等,任何残羹他都捞出渣儿攒在一起给她带回家。后来虹虹开始向他借钱,再后来饭店丢了一大笔钱,我们都被拉去做测谎试验。终于来了呜呜叫的警车,那个年轻的墨西哥老乡闪手将一勺滚油泼在自己脚上。他被架上警车时,虹虹在厕所里化妆。
“我先生星期日还上班!有挣钱的时间,没花钱的时间!”虹虹两手插在胳肢窝下,胳膊搁在大腹形成的平台上。我想虹虹千万别抽出手,亮个大钻石出来,偏偏就是颗大钻石;随虹虹手势,它划来划去像颗流星。我又想,虹虹千万别迫不及待炫示自己住什么价房子,开什么牌子车。马上地,虹虹叹气说她家房太大、院太大,像住深山老林。我还想,虹虹千万别一掷千金请我一顿,我却果然被拽进一家豪华馆子。最后我想,虹虹你饶了我,千万别提“上你那儿看看。”
“你住哪儿。”虹虹在付账后问。
“离这儿挺远。”
“走,我叫辆计程车送你回去,顺便上你那儿看看。”
看了一遭,虹虹的锐气被挫掉不少,我的屋穷归穷,并不如她预期的狼狈。电话闲许久了,偶尔铃响,我扑上去,会先呛一口灰尘。里面越来越少传出我熟悉的声音:亲热的骂,有关买到一件便宜东西的叨叨。谁也不明白每个人怎么就变得孤寡了,不易取悦了,尽管一有人主张聚会,仍是翻天覆地的闹。就像现在,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开心,但我看不出我生活里干吗得有个虹虹。我会在我实在睡不着时打个电话找她解闷吗?我不会。到美国长了,每个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万别,虹虹的苦楚是对洋菜馆的仇恨,若我与她互吐苦衷,一定像聋子的对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
“你这窗外,要是有树就棒了。”虹虹评论。
我讪讪说,这是五十层,有这么高的树吗?我希望虹虹千万别留意窗台上一副微型望远镜。虹虹的眼已经叼住了它们。她向我斜起眼笑,那么一轻挑,意思说,我还以为只有男单身汉才玩这勾当。虹虹端起望远镜,脸作着怪。这时天黑了,雨尖里几乎所有灯都亮着。
望远镜从未帮我把那口窗看清晰些。我想证实那盏灯下并非拱着一帮牌鬼子,八只表情复杂的手从东西南北伸来,桌角撂着来路清白的钞票——他们有的是力气血汗,赚钱不比抢钱难。他们一天天活着,每天都是个开始,每天也都是末日。其中也有像我和虹虹这样,从遥远的国度傻乎乎,高高兴兴地就来了。像虹虹和我,手指掐住一个地图上的街名,扎进一家家餐馆,拿准备在舌尖上的英语问:“您这儿要人吗?”
听到个“要”字时,顿时想,什么什么都有了着落。而等我拿着艺术学位走出最艰辛的日子,我发觉自己的一点天赋早已死了。或许天赋是必须死的东西,它的死换来了多种多样的生。我甚至打根上就怀疑我伏在案上,让笔在无数格子上爬的手艺是天赋。
虹虹在十点左右离开的。我送她到楼下,在计程车驶来的瞬间,我一把揪住她胳膊。
“怎么办?我在找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