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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晚餐后对亚当说：“我在约会了。”亚当看着我说：“我知道。”
“我以后每天早上八点来，下午六点走。走前我把晚饭做好，把菲比的澡洗好。”
他说可以。
我从沙发的一端挪过去，挪到他身边。不知为什么，亚当此刻抱着菲比的样子显得无辜极了。他和菲比就要这样形影相吊、孤父寡女地生活下去。我的手先抚摸着亚当的脸，然后又落在菲比脸蛋上。
亚当说：“你九点钟来就可以了。八点，你得多早起床？”
我迟疑一会儿说：“我八点来。你别管我多早起床。菲比习惯一早就见到我。”又一阵迟疑，我说，“我住的不远，他的房子离这儿只有一个街口。”
亚当脸上出现一点刻薄，笑了笑：“这不是你找他的主要原因吧——为离菲比近些？”
“不是主要原因，但是次要原因。”
我们一时没什么可说了，就那样并肩坐成一排，面对着巨大的电视画面。连菲比也觉出什么不妙来，她一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抓住亚当。
“我的工资你可以扣除两千。”我说。“那不是工资。”他说。
“我夜里不能照顾菲比了，你理所应当减低我的薪水。”“如果你把它看成薪水，我就照你的意思办。”
我第一次看到亚当眼中有一层类似受伤的神色。
“你怎么了亚当？”难道你给我的钱是丈夫给妻子和孩子的赡养费？难道你我她三人的关系比它本身要丰富、复杂？
“你到底怎么了亚当？”别想让我内疚，馊主意全是你出的，“我很抱歉。但我不能永远在这里……这样……”他说他知道。他把手臂延长，这样我和菲比就都在他的怀抱中。
我和律师同居六个月，双方都感到火候差不多了，可以结束同居了。一天他问我，我需要多少张婚礼请柬，给我的朋友同事。我想这人居然从来不问，我从哪里挣钱。
我说：“二十张吧。”
他似乎大吃一惊：“你只有二十个同事加朋友。”
我耸耸肩，笑笑，为自己混出这么个人缘来表示无奈。我想二十张邀请柬一定用不完。
律师突然想起来了，问我：“你每天去哪里上班？”“噢，不远。”
“不过你七点四十准时出门……”
“是吗？”我并不知道自己那么准时。
“没错。因为我每天早上七点四十正好结束淋浴，我一停水龙头，就听见前门砰的一声，我就想，她上班去了……”
“为什么你必须在七点四十结束淋浴？”
“因为我需要二十分钟刮胡子、选西服、搭配领带的颜色图案，二十分钟喝咖啡、吃早点、读报，三十分钟开车到办公室……”
我怕他被“办公室”提醒，再次回到实质的疑点上，马上说：“我希望我为你煮的咖啡浓淡正合适。”
果然，我的打岔奏效。他说他正在考虑喝“非咖啡”，滋味可能有些差异，不过对于滋味他完全能够妥协。他中了我的计，没有再问过我上班的地点和工作的性质，既然我有收入，他就放心了——婚后的开销是两人分摊。这年头谁喜欢经济上的“拖油瓶”？
我问他邀请柬发出去后，是不是就不可以反悔了。他猛地向我抬起微秃的头：“你要反悔？”
“说不定你要反悔呢？”我看上去在贫嘴，其实心里极其严肃。
“邀请柬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要计划一下才能反悔。反悔或确认至少要提前一个月打招呼。”律师一张法庭脸，我唬得一笑。“我就是开开玩笑。”这件事我和他都开不起玩笑。
没有反悔。我想不想反悔呢？为什么一切都这样有去无返，一张单程机票？我看着四岁零两个月的菲比这样想。尤其菲比，一场重感冒，一场严重过敏，对于她，完全没有返程。现在是初夏，儿童乐园里唯有菲比还穿着厚厚的开司米。这一身是桃红的，上衣带小小的裙摆，裤子是连袜的，衬着她的白色皮肤黑色头发，菲比像刚刚从一部卡通片里走出来，鲜艳美丽，但不知怎么有点失真。我现在只需把她领到滑梯前，她自己会摸索着一步步爬上去。我已经把所有孩子都拉拢了。以巧克力、炸薯片、廉价玩具。他们不再占她上风：揪她一把头发，或扯扯她的衣服就掉头跑开。
菲比仍是不敢单独滑下去。她往往只是在滑梯顶端站上一会儿，自豪一会儿，便沿着梯阶一步步摸索下来。无论我怎样鼓励，她只是揪着我的食指，央求我像从前那样抱她滑下来。我耐心足够，相信她总能过这一关的。
这天下午，亚当N儿童乐园来找我们。我看出他心事不轻。他第二天要出门，去圣路易斯参加一项大型庭园设计投标。从那儿，他将去一趟南美。都是不得不去的。他需要我向律师撒谎。
“十五天，你指望我怎么混得过去？他总不能一回电话都不跟我通吧？”
